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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末，我更换姓氏，从斯代尼海米亚带着行囊来到胡尔达。开始，我只是当地中等学校（谦称“继续教育班”）的一个外部寄膳宿生。服兵役前夕，我完成了学业，加入了基布兹。从1954年到1985年，胡尔达就是我的家。
妈妈去世一年后，父亲再婚，又过了一年，我住到基布兹以后，他和新夫人搬到伦敦。他在那里大约住了五年。我妹妹玛格尼塔和弟弟大卫在伦敦出生，他在那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学会了开车，并完成博士论文《伊·洛·佩雷茨的佚名手稿》，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们时而互通明信片。偶尔他把他文章的复印件寄给我。他有时给我寄书，寄些小物品，比如钢笔、笔筒、精巧的笔记本，以及装饰性的裁纸刀，意在和婉地提醒我记住自己的真正命运。
每年夏天他都要回国探访，看看我真正过得怎么样，看看基布兹生活是否真的适合我，与此同时检查一下老屋的状况，他的图书馆感觉如何。在1956年初夏，父亲给我写了一封非常详细的信，向我宣布：下星期三，假如不是特别麻烦你，我计划到胡尔达看望你。我已经打听并且确定每天中午十二点有一辆车从特拉维夫中心汽车站发车，大约一点二十抵达胡尔达。现在是我提问题：1。你能来公共汽车站接我吗？（但是如果有问题，比如说你忙，我很容易打听到你在什么地方，自己找到你。）2。我在特拉维夫乘车前该吃点东西，还是到达基布兹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吃？当然，条件是不给你添任何麻烦。3。我打听到，下午只有一班车从胡尔达开往雷霍沃特，我从那里可以换车去特拉维夫，再换车回耶路撒冷。但是那样，我们只有两个半小时可以支配。我们够吗？4。或者，还有一个办法，也许我可以在胡尔达住一夜，乘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的公共汽车离开胡尔达？那样，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你不难给我找到住处（一张简易床甚至一个床垫足矣）；（二）基布兹不会对此不以为然；（三）你自己觉得此次相对较长的看望挺舒服的。请马上予以答复，采取哪种方式。5。除了个人用品，我还应该带些什么？（毛巾？床单？我以前从未在基布兹待过！）自然，我们见面时我会给你讲所有的新闻（不是很多）。我给你讲我的设想，如果你感兴趣。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告诉我你的设想。我希望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二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余见面再叙。爱你的父亲。
那个星期三我一点钟下课，请了两小时的假，午饭后就不去上班了（我那时在层架式鸡笼那里上班。）然而，上过最后一节课后，我急忙回去换上沾满泥土的蓝工作服和笨重的工作靴，接着我跑向拖拉机棚，找到藏在坐垫下的福格森拖拉机钥匙，发动引擎，一溜烟咆哮着开往公共汽车站，从特拉维夫开来的公共汽车两分钟前就已经到了。一年多没有见面的父亲已经等在那里，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焦虑不安地等待帮他的那个人出现。令我万分惊奇的是，他穿的是卡其布裤，一件浅蓝色短袖汗衫，戴一顶基布兹风格的草帽，没有穿西装打领带。远远看去，他就像我们的某位“老伙计”。我想象得到，他经历一番苦思，才这般装束，对一种他感到有几分敬重的文明表示尊敬，即使它不符合他自己的精神品质与原则。他一只手拎着破旧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拿手绢抹去额上的汗水。我轰隆隆向他驶去，几乎就在他鼻子底下刹车，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则在前翼子板上摆出主人翁的架势，朝他探出身子说：你好。他抬眼看着我，镜片下的眼睛显得有些夸张，因此像个受惊吓的孩子，忙不迭地回应我的问候，尽管他并不完全确定我是谁。当他认出我来时，显得十分吃惊。
过了片刻，说：
“是你吗？”
又过了片刻：
“你长这么大了，健壮多了。”
最后，他恢复了正常：
“请允许我说，你的竞技表演，不太安全，险些从我身上碾过去。”
我让他等在那里，站在背阴处，把福格森开回棚子里，因为它已经演完了剧中角色。而后我带父亲去了食堂，我们在那里突然都意识到，我们已经一般高了。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父亲就此开着玩笑。他好奇地摸摸我的肌肉，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把我买下，他又开玩笑拿我黝黑的皮肤与他苍白的肤色进行比较：“小黑人三宝！你黑得像也门人了！”
在餐厅里，多数餐桌已经收拾干净，只有一张没有清理。我给父亲端来一些鸡块炖胡萝卜土豆，一碗鸡汤加油炸面包块。他吃得很仔细，一丝不苟恪守餐桌礼仪，对我故意咂嘴的农民式吃法不理不睬。我们端着塑料杯喝甜茶时，父亲开始和与我们同桌吃饭的茨维·布德尼克、一个老基布兹交谈。父亲小心翼翼，不触及任何可能转化为意识形态争端的话题。他打听茨维来自哪个国家，当听说他来自罗马尼亚时，父亲的眼睛一亮，还讲起了罗马尼亚语，由于某种原因，茨维难以听懂父亲的说话方式。接着他话锋一转，谈沿海平原的美丽风光，《圣经》时代女先知胡尔达＇1＇ ，以及圣殿中的胡勒大门，这个话题在他看来不会有产生异议的危险。但是告别茨维前，父亲不禁问起他们觉得他的儿子在这里待得怎么样。他是否设法使自己适应这里？茨维·布德尼克对我是否适应胡尔达或怎样适应胡尔达一点也不知道，说：“这是什么话？很好嘛！”
父亲回答说：
“我为此感谢你们大家。”
我们走出房间时，如某人去寄宿狗房接一只小狗，他没有照顾我的感受便对茨维说：“来的时候，他的状况有点不好，现在显得状态极佳。”
我拖着他把整个胡尔达转了个遍。我没有费心询问他是否需要休息，我没有费心建议他洗个冷水澡，或者是问他上不上厕所，我像新兵训练基地的军士，催促我可怜的父亲，他涨红脸，气喘吁吁，一直擦汗，从羊圈到鸡场再到牛棚，再到木工房、锁匠铺，以及山顶上的橄榄油厂，我不住地向他解释基布兹的准则、农业经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基布兹对以色列取得军事胜利做出的贡献，一丝细节也没有落下。一种报复性的、无法遏制的说教热情驱使着我，我不让他说一句话，断然阻遏他想说话的尝试，我不住地说啊说。
我从儿童之家住区，拖着只剩最后一丝气力的他参观老兵住区、卫生所和教室，直至最后来到文化馆和图书馆，我们在那里找到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他的女儿尼莉几年后成了我的妻子。心地善良、面带微笑的谢夫特尔正身穿蓝色工作服坐在那里，低声哼唱一支哈西德派犹太人的歌，正用两根手指往一张蜡纸上打着什么东西。如同一条奄奄一息的鱼在最后一刻被投入水中，在酷热与尘埃中上气不接下气并被粪肥气味呛得透不过气的父亲，振奋起来，看到书和图书管理员一下子让他复活了，他开始高谈阔论。
两个未来的亲家，大约聊了十来分钟图书管理员的行话，而后谢夫特尔非常腼腆，父亲离开他，开始观看图书馆的陈设，它的每一个角落与缝隙，像一个警惕的武官用专业性的眼睛观察外国军队演习。
接着我和父亲又四处走了走。我们在汉卡和奥伊扎尔·胡尔戴家里喝咖啡吃蛋糕，是这家人主动收养了我。父亲在此全面展示了他在波兰文学方面的造诣，他审视了一下书架后，甚至用波兰语和他们活跃地交谈起来，他引用朱立安·杜维姆的诗歌，汉卡引用斯沃瓦茨基，他提到密茨凯维奇，他们则用伊瓦什凯维奇呼应，他提到莱蒙特的名字，他们则以维斯皮安斯基应和。父亲在和基布兹人交谈时就像在踮着脚尖走路，好像非常小心翼翼，以免踩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后果不堪设想。他对他们说话时温文尔雅，仿佛他把他们的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不幸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没有意识到病症究竟有多么严重，而他，从外面来的访客，发现并了解了它，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说漏了嘴，使其意识到其境况的严重性。
于是，他小心翼翼，对所看见的一切表示钦佩，流露出彬彬有礼的兴趣，问些问题（“庄稼长得怎么样？”“牲畜养得好吗？”），一再重复他的钦佩。他没有卖弄自己的学识把他们压倒，也没有使用双关语，他控制住了自己，也许他怕伤害我。
但是夜幕即将降临之际，父亲的情绪低落下来，仿佛妙语突然用尽，趣闻轶事之泉已经枯干。他问是否可以一起坐到文化馆后面的背阴长椅上，等着看落日。太阳开始落山时，他不再说话，我们默不作声并肩坐在那里。我把已自豪地长出一层金色绒毛的古铜色前臂放在椅背上，旁边是他那长着黑毛的苍白手臂。这一次，父亲没有叫我殿下或者阁下，他甚至在行动上也好像不为消除任何沉默负责。他显得那么笨拙，黯然神伤，我差点去摸他的肩膀，但是我没有。我以为他试图对我说些什么，说些重要甚至紧急的事情，但是他开不了口。我有生以来，父亲似乎第一次怕我。我原本愿意帮他，甚至代他开口说话，但是我也像他一样受到阻碍。最后他突然说：“那么这样。”
我重复着他的话：
“这样。”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突然想起当年一起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后院坚如混凝土的地面开垦菜园的情形，我想起他用作农业器具的裁纸刀和家用榔头，他从拓荒妇女之家或劳动妇女农场里拿来幼苗，背着我在夜间栽好，弥补播种失败。
我父亲送给我他写的两本书。在《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短篇小说》一书的扉页上，他写下这样的致辞：“送给我正在养鸡的儿子，赠自父亲，（前）图书馆管理员。”而在《文学史》一书的赠言中，隐约含有责备：“送给我的阿摩司，希望他将在我们的文学中为自己开辟一席之地。”
我们睡在一间没人住的宿舍里，宿舍里有两张儿童床，一个拉帘货柜，可以挂衣服。我们摸黑脱下衣服，摸黑说了十来分钟话，谈论北约同盟和冷战，而后互道晚安，背过身去。也许，父亲像我一样，难以入睡。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了。他呼吸沉重，仿佛没有足够的空气，或仿佛他咬住牙关呼吸。自从母亲去世后，自从她在临终前几天搬到我的房间，我跑到另一个房间挨着他睡在双人床上，自从她死后的最初几个夜晚，因我惊恐万状，他不得不来睡在我房间地板上的床垫上，之后，我们从来没有睡在同一个房间。
这一次也有瞬间的恐惧。两三点钟时，我在恐慌中醒来，在月光中想象，父亲的床是空的，他默默地拉过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安安静静，一动也不动，睁大双眼，整夜注视着月亮，或数尽流云。我的血凝固了。
但实际上，他正深沉而平静地睡在我给他铺的床上，而酷似某人坐在椅子上、睁大眼睛凝视月亮的，不是我父亲，也不是幽灵，而是他的衣服，是他精心挑选的军裤和朴素的蓝衬衫，以便不要在基布兹眼中显得高高在上，以便不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愿不要这样。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父亲携妻子儿女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住在城边的贝特哈凯里姆区。我父亲再次每天到国家图书馆上班，不是在报刊部，而是在那时才成立的书目文献部。既然他终于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及证明该事实的一张精美而小巧的名片，他就再次尝试着谋求一个教职，如果不是在他先伯父的王国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那么也许至少在某个新建的大学：特拉维夫，海法，比尔谢巴。甚至有次到宗教大学巴伊兰大学碰运气，尽管他把自己视为公然的反教权主义者。
无济于事。
他现在五十多岁了，做助教或初级讲师年龄太大，竞争高级学术职位人家又觉得他不太合格。哪儿都不要他。（此时，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的声名戏剧性地一落千丈。约瑟夫伯伯论希伯来文学的所有著述在60年代开始显得陈旧与幼稚。）正如阿格农在小说《千古事》中，描写一个人物时所说：二十年来，阿迪尔·阿姆兹埃一直在研究古姆里达塔一城的历史，在哥特人将其化为灰烬，使其居民永远沦为奴隶之前，古姆里达塔曾经是一座伟大的都城，列邦列国引以自豪的重地……在他研究撰写该书的这些年来，他既未与大学里的学者打过交道，亦未向他们的夫人与小姐致敬问候，如今有事要向他们求助，他们不但给他白眼，甚至连他们所戴的眼镜，似乎都扭曲了：请问阁下究系何人？我们以前似乎从未见过。他耸耸肩头，泄气地走开。他虽明白，若要被人认知，必须先跟他们攀谈交情，但他却不知如何进行；多年的苦心钻研，已使他成为工作的奴隶，疏忽了人世间所有的人情世故。＇2＇
父亲从来没有学过“如何与人打交道”，尽管他始终通过开玩笑、说妙语、不计任何代价地要承担一切重任、展示自己博学多才，拥有驾御辞藻的能力，竭尽全力而为之。他从来不懂得如何谄媚逢迎，他没有掌握依附学术权力帮派和小集团的艺术，不写任何吹捧文章，只有在人死后才颂扬他们。
最后，他似乎认命了。连续十余年，他终日坐在吉瓦特拉姆新国家图书馆楼内书目文献部的一间无窗小屋里做集注。下班回到家后，他坐在书桌旁，为当时正在成型的《希伯来百科全书》编纂条目。他主要撰写波兰和立陶宛文学。逐渐，他把关于佩雷茨的博士论文中的某些章节转化为文章，发表在希伯来文期刊上，有那么一两次甚至设法用法文发表。我在阿拉德的家里，从他印成铅字的文稿中，找到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文章（《身在故乡的诗人》）、罗马的伊曼纽尔、隆古斯＇3＇ 的《达佛尼斯和克洛伊》，其中一篇题为《门德勒研究》，父亲在献词中写道：纪念我的妻子，一位分辨力强品位不俗的女人，她在提别月5712年初八＇4＇离开了我。
1960年，在我和尼莉结婚前几天，父亲心脏病初次发作。他未能前来胡尔达参加婚礼，婚礼在四把干草叉搭起的华盖下举行。（在胡尔达，有个约定俗成的传统，用两支步枪和两支干草叉来支撑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