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我再也不能玷污斯宾诺莎的名誉了。我保持沉默，就会玷污我所喜欢的哲学家，于是鼓足勇气，眨眨眼睛，竟然奇迹般地胆敢开口，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尖声尖气地小声说道：“确实在斯宾诺莎思想里有冷静镇静的因素，但是把那说成是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不对吧？确实也有——”
之后，从火山口里向我迸发出火焰、硫磺和一道道熔岩：“我一生一世都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我从年轻时候起就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镇静！冷静！那是整个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是他思想的核心！安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成功还是失败，一个人的头脑永远也不应该失去平和！永远也不！”
他那两只伐木工般强有力的拳头突然落到桌上的两只杯子上，我们二人的玻璃杯蹦起来，惊恐地咣当直响。
“人永远也不能发脾气！”这些话如同审判日里的惊雷恶狠狠地向我袭来，“永远也不！要是你不能看到这一点，就不配被称作斯宾诺莎主义者！”
说着，他平静下来，面露喜色。
他坐在我对面，把两只胳膊摊在书桌上，好像要把桌上所有的东西抱在胸前。当他突然朴实、欣喜地微笑时，身上闪烁着令人惬意、暖人肺腑的光，仿佛不但他的脸庞、他的眼睛在微笑，而且连整个拳头般的身体也放松了，和他一同微笑，整个房间也微笑了，甚至斯宾诺莎本人也微笑了。本——古里安的眼睛，从忧郁的灰变作明亮的蓝色，他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打量着我，一点没有礼貌，好像用自己的手指在感知。他好像有点飘忽不定、躁动不安并令人生畏。他的论证就像拳击，然而当他没有警示便突然笑逐颜开时，就好像从一个复仇之神转变成一个喜气洋洋的爷爷，焕发出健康的容光与满足，一股富有诱惑力的热情从他那里汩汩而出，那种迷人的气质持续片刻，像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带着永不满足的好奇。
“你是做什么的呢？你写诗吗？啊？”
他顽皮地眨眨眼睛。仿佛他给我设置了一个顽皮的陷阱，并且在游戏中获得胜利。
我再次大为吃惊。我那时只发表了两三首无价值的诗歌，发表在名不见经传的基布兹运动杂志上。（我希望它已经与我可怜的写诗尝试一道化作了尘泥。）但是本——古里安一定是看到了。据说他惯于仔细阅读各种出版的东西：园艺月刊，自然或博弈爱好者杂志，农业、工程、统计学研究期刊。他的求知欲望没有止境。
他显然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
我咕哝着什么。
但是总理兼国防部长不再听我说话了。他那不集中的精神已经转移。既然他已经一劳永逸，以毁灭性的一击，解释了斯宾诺莎思想中的存疑问题，他就开始满怀激情地谈论其他事由：我们青年人当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热情已经失去，或是希伯来语诗歌，它涉猎了各种危险的尝试，却没有睁开眼睛，歌颂每天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民族复兴，希伯来语言的复兴，内盖夫沙漠的再生。
突然，再次没有警示，他的独白只进行了一半，甚至一个句子只说了一半，就索性不想说了。
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好像遭到了枪击，也让我站起身来，当他把我推向门口时，推我的身体，就像他的秘书在三刻钟之前推我一样——他热情地说：“聊聊挺好！非常好！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年轻人在读什么书？你什么时候进城，请来看我。只管来，别害怕！”
他一边把我，连同我的大头钉军鞋和我白色的安息日衬衣推出门外，一边兴高采烈地大喊：“来啊！只管来，我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着。”
从在本——古里安斯巴达式的办公室谈论斯宾诺莎迄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我自那以后见过诸多名人，包括政治领袖，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其中一些展现出巨大的个人魅力，但是没有人像他那样在身体外观和摄人魂魄的意志力上给我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本——古里安，至少在那天早晨，拥有使人着迷的精力。
以赛亚·伯林的冷峻观察是正确的：本——古里安尽管研读柏拉图和斯宾诺莎，但他不是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相距甚远。我所看到的本——古里安，是一个喜好空想的农民。他身上具有几分原始的东西，有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他简单的头脑几乎停留在《圣经》时代，他的意志力像一束激光。身为波兰东部普翁斯克一个犹太小村里的青年，他显而易见拥有两个简单的想法：犹太人必须在以色列重建自己的故乡；他是当之无愧领导他们的人。纵观其一生，他从没有改变年轻时代的两大决定，一切都服从于这两个决定。
他是个坦率正直、冷酷无情的人，像多数幻想家一样，未尝不考虑代价问题。也许，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考虑，并做出决定：随它去吧。
一个在克劳斯纳家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所有反左派人士当中长大的孩子，我一向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犹太人的所有痛苦都应归咎于本——古里安。在我成长的地方，他被视为恶棍，堪称左派体制灾难的具体化体现。
然而，长大成人后，我则是从截然不同的角度，从左派角度来反对本——古里安。我和同时代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他有近似暴君的品性，一想到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对阿拉伯人的强硬方式和报复性的袭击，我就会不寒而栗。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阅读关于他的一些东西，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
突然，当我写下“强硬方式”几个字时，我可以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本——古里安抓着廉价水果饮料的杯子，先给他自己倒饮料的情形。杯子也是廉价的，是厚玻璃做的，他坚硬的手指又短又粗，紧紧握住如同手雷的杯子。我惊愕不已，倘若我脚跟错位，说了一些让他上火的话，本——古里安可能会把杯子里的饮料泼到我脸上，或者把杯子扔到墙上，或者会攥紧拳头，把杯子捏碎。他就是那样令人敬畏地抓住杯子，直至突然笑逐颜开，向我显示他知道我在尝试着写诗，看见我的窘态露出愉快的微笑，有那么一刻，他的样子几乎就像一个性情愉快爱开玩笑的人，刚刚略施小计，现正在询问：下一个节目呢？
【注释】
＇1＇ 大卫·本－古里安：《思考》，《达瓦尔》，1961年1月27日；阿摩司·奥兹：《博爱不能代替平等》，《达瓦尔》，1961年2月20日。《达瓦尔》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办的第一份希伯来语报纸。希伯来语音译，字面意思为“事”。——原注＇2＇ 大卫·本－古里安：《进一步思考》，《达瓦尔》，1961年4月24日。——原注53
1951年将尽的那个秋天，妈妈的身体状况愈加恶化。她又开始偏头疼，失眠。她再次终日站在窗前，遍数天上的飞鸟流云，她夜里也坐在那里，睁大眼睛。
我和父亲分担了全部家务。我拣蔬菜，他把蔬菜剁碎，做成精美的色拉。他切面包，我在面包片上撒上人造黄油、奶酪或人造黄油和果酱。我打扫并清洗地板，把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打扫一遍，我父亲倒垃圾，每隔两三天就要买三分之一块冰放进冰盒里。我到杂货店和蔬菜店买东西，而父亲则负责去肉铺和药店。我们在厨房门上别张小卡片当成购物单，两人都会填写所需物品。物品购买后，再把此项内容从购物单上画掉。每周六晚上，我们都开始填写新购物单：西红柿。黄瓜。洋葱。土豆。萝卜。
面包。鸡蛋。奶酪。果酱。糖。
看看有没有小柑橘，橙子何时上市。
火柴。油。蜡烛，以防停电。
洗涤液。肥皂。牙膏。
煤油。四十瓦灯泡。修理熨斗。电池。
浴缸龙头的新垫圈。龙头流水不畅，要修理。
酸奶。人造黄油。橄榄。
给妈妈买毛袜。
那时，我的字体越来越像父亲的字体，因此几乎不能分辨是谁写的“煤油”，或者是谁加上“我们需要擦地布”。直到今天，我的笔迹也像父亲的，笔力遒劲，不是总能看得清楚，但总是精力充沛，棱角分明，不像我妈妈冷静、圆润的梨状字体，有些向后倾斜，好认，看着让人愉快，运笔轻柔而训练有素，每个字母都写得到位，像她的牙齿分布均匀。
我和爸爸那时非常亲近，像一对抬伤员攀登陡坡的担架手。我们给她端来一杯水，让她吃下两个不同的医生开的镇静药。我们也用一张爸爸的小卡片记载这些，我们写下每种药的药名和服用时间，她吃掉一颗，我们就打上钩，她不想吃的就打叉。她多数情况下都很听话，连感觉恶心时都吃药。有时，她强迫自己给我们点微笑，那笑甚至比她苍白的脸颊或出现在她眼下的半月形黑晕还要让人难过，因为那微笑很空，仿佛与她没有任何关联。有时，她示意我们偎依着她，用始终如一的圆周运动来抚摸我们。她抚摸了我们很长时间，直至父亲轻轻拿起她的手放在胸脯上。我也做同样的动作。
每天晚上，晚饭时分，我和爸爸在厨房里召开每日工作会议。我告诉他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他则给我讲述在国立图书馆上班时发生的事情，或者描述他给下一期《塔尔巴茨》或《梅促达》快要写完的文章。＇1＇
我们谈论政治，谈论国王阿卜杜拉遭暗杀，或谈论贝京和本——古里安，我们像两个平等的人。我心里对这个心力交瘁的男人充满了爱戴之情，他庄严地做出结论：“我们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得求同存异。”
接下来我们会谈论家务事。我们会在父亲的小卡片上匆匆写下还需要什么，把已经办理的事情画掉。父亲有时甚至会和我商量钱的问题：还有两个月才付款呢，我们已经花了这么这么多。每天晚上他会问我写作业的情况，我会把学校的作业单，还有已经写完作业的练习本递给他加以比较。有时，他会看看我做的功课，并做适当评价。对于每一学科，他了解得都比我的老师多。多数情况下他会说：“不必检查你了。我知道对你，我可以绝对依靠，绝对信任。”
我听到这些话时，心中涌起一阵秘密的自豪与感激，有时也会油然产生一阵怜悯。
是对他，而不是对妈妈。那时我一点也不怜恤她，她只知道没完没了地让你每天履行责任，提各种要求，并且是难堪与耻辱之源，因为我有时得向朋友解释，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能来我们家串门，我得回答杂货店里邻居们可爱的拷问，为什么他们总看不见她，她怎么了。即使对叔叔阿姨们，即使对爷爷奶奶，我和爸爸也不会把整个事实和盘托出，我们轻描淡写。我们说，她感冒了，即便她没有感冒。我们说，偏头疼。我们说，对夜晚特别敏感。有时我们说，她也太累了。我们努力说出真相，但不是整个真相。
我们不知道整个真相。但我们又确实知道，即使没有相互串通，我们谁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二人所了解的一切；我们只让外界知道一些事实。我们二人从来没有商量她的状况。我们只谈论明天该做的事情，谈论日常生活琐事，谈论家里需要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她有什么不适，只是父亲在没完没了地重复：“那些医生，他们什么也不懂，一点不懂。”在她去世后，我们也不谈论。从母亲去世那天起到父亲去世，二十年间，我们一次也没有说起过她。只字未提。仿佛她从来没有生活过，仿佛她的人生只是经审查从苏联百科全书里撕去的一页。或者，我仿佛雅典娜，直接从宙斯的头颅里降生；我是某种倒生的耶稣，从一个童贞男子看不见的精神中托生出来。每天早晨，天将破晓之时，院里石榴树枝头的鸟儿把我唤醒，她用贝多芬《致爱丽丝》的最初五个音符来迎接白日的到来：“啼——嗒——嘀——嗒——嘀！”接着，更为激动：“啼——嗒——嘀——嗒——嘀！”躺在毯子下面的我，深情地将其完成：“嗒——嘀——嗒——嗒！”我在心中，把鸟儿叫作爱丽丝。
我那时为父亲难受。仿佛他是倒下去的受难者，本身没有过错，却遭受某种旷日持久的伤害，好像我妈妈在故意虐待他。他非常劳累，伤心，即使他像平时一样总是在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他一向憎恨沉默，并为出现的任何沉默谴责自己。他那双眼睛，像母亲的眼睛，下面有半月形的黑晕。
有时，他白天得在上班时离开，带她去做检查。那几个月他们什么都检查过：她的心脏、肺部和脑电波，消化、激素、神经、妇科病和循环系统。没有效果。他不吝花钱，请过各种各样的大夫，带她去看私人医生；他甚至不得不从父母那里借些钱，尽管他憎恨借债，讨厌他母亲施罗密特奶奶的方式——喜欢“插手”，为他修理婚姻生活。
我爸爸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厨房，整理已经洗好的衣服，榨水果汁，给我和妈妈端来温果汁，想让我们强健起来。上班前，他也设法草草回复编辑和学者们的来信，接着，他冲向公共汽车站，破损不堪的箱子里装着好几个叠好的购物袋，准时到塔拉桑塔楼上班，在“独立战争”期间，坐落于守望山上的大学被与城市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国家图书馆报刊部就搬到了塔拉桑塔。
他五点钟会回到家里，路上已经在肉铺、电器商店或药店逗留，径直进门看看妈妈是否感觉好些，希望他不在家时她会睡上一会儿。他会用小勺喂她吃下一点土豆泥或米粥，我和爸爸不管怎么样都会熬粥了。接着，他把门反锁上，帮她换衣服，尽量和她说话。他甚至可以试着说说从报纸上看到或从图书馆里听来的笑话，逗她开心。天黑之前，他会急急忙忙再次出门去商店，挑选各种东西，马不停蹄，仔细阅读一些新药的说明书，甚至顾不上坐一会儿，试图吸引妈妈聊聊未来巴尔干的局势。
接着，他会来到我的房间，帮我换床单，或在我的衣柜里放上樟脑球，因为快过冬了，与此同时低声哼唱一些令人多愁善感的情歌，遗憾的是跑调了，要么就是试图把我拉进关于巴尔干未来的争论。
天擦黑之际，莉兰卡——莉莉亚阿姨，莉亚·卡利什——巴——萨姆哈——母亲最好的朋友会来看望我们，莉兰卡阿姨也是罗夫诺小镇人，和妈妈是塔勒布特的同班同学，撰写过两部儿童心理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