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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在想象中，有时才可以去往圣乔治大街的东北部延伸地带，睁大双眼凝视着另一个耶路撒冷：城中黑黝黝的古柏苍苍，不是翠柏郁郁葱葱，街道上石墙林立，防护栏纵横交错，飞檐翻翘，高墙阴森，陌生，静谧，冷漠超然，含而不露的耶路撒冷，阿比西尼亚人、穆斯林、朝觐者、奥斯曼人的城市，布道者的城市，奇怪陌生的城市。十字军、圣殿骑士、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意大利、隐修者、圣公会信徒、希腊东正教徒的城市，苦行者、科普特人、天主教徒、路德会教友、苏格兰人、逊尼派教徒、什叶派教徒、苏菲主义者、阿拉维派教徒的城市，钟声悠扬，宣礼员略带哭腔的绵长唱颂，黑压压的松树，可怕而诱人，暗藏所有的魔力，拥塞的窄街不容我们进入，并在暗中威胁着我们，一座恶毒的神隐城市，孕育着灾难。
我在“六日战争”后听说，整个希尔瓦尼家族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离开了约旦人管辖的耶路撒冷。一些去了瑞士和加拿大，另一些定居在海湾国家，还有一小部分搬到了伦敦和拉丁美洲。
他们的鹦鹉呢？“谁是我的命运之神？谁是我的王子？”
阿爱莎呢？她的瘸弟弟呢？她在世间何处弹钢琴，假使她仍然有一架钢琴，假使她没有在尘土飞扬燥热难耐的小破屋，在某个土路上污水横流的难民营，渐渐枯萎老去。
如今，那些幸运的犹太人居住在她昔日他塔里比耶的家园，街区的房屋穹隆拱顶，由淡淡的蓝粉相间的石块建成。
不是由于战争在即，而是由于另外某种原因，某种比较深入的原因，我在1947年秋季，会突然被某种恐惧攫住，感到某种渴望，确信某种惩罚即将来临并为之感到耻辱，还掺杂着某种无法言状的痛苦，某种横遭禁锢的期盼、愧疚与伤悲，令我心如刀绞，疼痛难耐。为那片果园，为那眼盖有一块绿铁板的水井，还有那蓝瓷砖砌成的池塘，金鱼在太阳下鳞光闪闪，而后消失在一簇簇水生植物里；为饰有精美飘带的软垫，为图案缤纷的地毯，其中一块绣着天堂树林中的天堂群鸟；为彩色玻璃花瓣，分别显示出日光的不同颜色：红彤彤的叶子，绿油油的叶子，金灿灿的叶子，紫罗兰的叶子。
还为那只鹦鹉，声音听上去像个烟瘾很大的人：“可也是，可也是，亲爱的年轻女士。”它的女高音同伴银铃般地回答说：“请！请！请随意。”
我到那里，到那座果园，去过一次，之后又不光彩地被从那里赶走，我确实用手指触碰过它：“安静！安静，不要吵！请不要吵！先生！”
清晨时分，我在第一缕晨光的气息中醒来，透过关闭着的百叶窗的缝隙，看到我们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在这棵石榴树上，藏着一只看不见的鸟儿，每天早晨，它欢快并准确地重复《致爱丽丝》的前五个乐音。
这个口齿清晰的傻瓜，这个吵吵闹闹的小傻瓜。
走近她时，不是像新希伯来人走近高贵的阿拉伯人民，不是像雄狮走近群狮，也许我可以就像一个小男孩走向一个小女孩那样走近她？也许不能？
【注释】
＇1＇ 即以加拿大为首的七国多数派提议将巴勒斯坦分成阿拉伯与犹太二国，并且将耶路撒冷置于联合国的永久信托统治下；以印度为首的三国少数派则提议在巴勒斯坦设置阿拉伯与犹太联邦国家。
＇2＇ 斯特恩帮，20世纪30年代末期从“伊尔贡”中分裂出来，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打击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力量。主要领导人有伊扎克·沙米尔和亚伯拉罕·斯特恩等。
＇3＇ 多夫·约瑟夫：《忠诚的城市：耶路撒冷的围困》，1948年，伦敦，1962年，第31页。——原注42
“快来看看，那个儿童战略家又把整个房子给占领了。你进不了走廊了，到处是积木搭的防御工事和高塔，多米诺骨牌搭的城堡，软木塞造的地雷坑道，游戏棒充当的边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从这头到那头都是用扣子摆的战场。不让我们进去。那是禁区。那是命令。他甚至还在我们房间的地上，四处放上刀叉，大概是标出某种马其诺防线，要么就是海军或者武装部队。长此以往，我们就得搬出去住到院子里，或者是住到大街上，但是一旦报纸到了，你儿子就会舍弃一切，他肯定会宣布全面停火，他会坐回到沙发上，一页接一页地看报，甚至连些小广告都看。现在，他从衣橱后面的司令部架设长途电话线，穿过整个房间直通特拉维夫，肯定在澡盆边上。要是没有搞错，他就要在电话里和本——古里安说话。像昨天一样。向他解释眼下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密切注意哪些动向。它也许已经开始给本——古里安下命令了。”
在这里，在阿拉德书房的底层抽屉里，我昨天夜里找到一个破旧的卡片盒，里面装着二十五年前在创作《恶意之山》小说集里的几个中篇小说时做的各种笔记。此外还有1974年到1975年在特拉维夫某家图书馆查看1947年9月的报纸时做的乱七八糟的笔记。于是，在阿拉德，在200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二十七年前记下的笔记，如同镜中之镜中的影像，令我回想起“儿童战略家”在1947年9月读了哪些东西：希伯来交警征得英国总督的同意，在特拉维夫采取行动。八名警察轮流值班。一个十三岁的阿拉伯女孩被控在纳布卢斯地区的哈瓦拉村私藏枪支，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从欧洲来的“非法”移民，被运往汉堡，他们说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决不登陆。十四名盖世太保军人在吕贝克被判处死刑。雷霍沃特的所罗门·哈姆林科遭到一极端组织的绑架和严重殴打，但被安全放回。耶路撒冷之音管弦乐队将由汉娜·施莱辛格指挥。圣雄甘地绝食进入第二天。歌星埃迪斯·德·菲利浦本星期不能在耶路撒冷演出，室内剧场被迫延期上演《浮生若梦》。另一方面，前天，雅法路上新的柱廊建筑开始启用。根据阿拉伯领袖穆萨·阿拉米＇1＇的说法，阿拉伯人永远不会接受国家分治；毕竟，所罗门王判定反对把孩子分成两半的母亲是真正的母亲，犹太人应该认识到道德故事中的含义。犹太代办处的行政领导果尔达·梅耶松（后来的梅厄）同志再次宣布，犹太人要为把耶路撒冷囊括进新希伯来国家而斗争，因为以色列土地和耶路撒冷在我们心目中具有同样的意义。
几天后，报纸报道：
昨天夜里，一个阿拉伯人在附近位于贝特哈凯里姆和巴伊特瓦干之间的波纳迪亚咖啡馆袭击两个犹太少女。一个少女逃跑，另一少女高声呼救，当地一些居民闻讯后，成功截获欲逃嫌疑犯。警察奥康纳在调查过程中得知此人系广播公司雇员，具有影响力的纳沙施比家族的远亲。尽管如此，不准保释，鉴于冒犯行为严重。犯人在辩护时申明，他酒醉后从咖啡馆出来，感觉两个女孩在黑暗中裸奔。
1947年9月，又有一天：
陆军中校艾德里主持军事法庭听审施罗莫·曼苏尔·沙洛姆的案件，沙洛姆散发非法传单，被认为精神失常。监护官戈尔德维茨先生要求，别把犯人送进精神病院，以免病情恶化，请求法官把他单独关在一家私立疗养院，以免激进分子利用其不健全的神志达到犯罪目的。艾德里中校表示遗憾，他不能超越职权范围同意戈尔德维茨先生的请求，他得把这个不幸之人送交羁押，直至代表英王的高级专员决定有无从宽处理的可能。广播里，希拉·莱伯维茨正在进行钢琴独奏，新闻之后，戈尔多斯先生将会予以点评；晚间广播结束之前，布拉卡·茨菲拉小姐将会表演民歌选曲。
一天晚上，父亲对前来喝茶的朋友解释说，早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尚未出现的18世纪中叶，犹太人便在耶路撒冷人口中占重要比重，与犹太复国主义没有任何联系。20世纪初期，还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到来之前，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国中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拥有五万五千居民，其中三万五千人是犹太人。现在，1947年秋天，耶路撒冷大约有十万个犹太人，六万五千个非犹太人，他们当中有穆斯林和笃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英国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人。
但是，在城市北部、东部、南部，有广阔的阿拉伯地区，包括谢赫贾拉、美国人聚居区、老城中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居住区、德国人聚居区、希腊人聚居区、卡塔蒙、巴卡阿和阿布托尔。也有阿拉伯小镇，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山冈，拉马拉和埃尔——比来，拜特贾拉和伯利恒，还有许多阿拉伯村庄：埃尔——阿扎里亚、西尔万、阿布——迪斯、埃特——图尔、伊萨维亚、卡兰德里亚、比尔纳巴拉、尼比萨姆维尔、比杜、淑阿法特、利夫塔、贝特哈尼纳、贝特伊克萨、阔罗尼亚、谢赫巴达尔、代尔亚辛（那里一百多名居民会在1948年4月被伊尔贡和斯泰恩帮杀戮而死）、素巴、埃因卡里姆、拜特玛兹米尔、埃里玛里哈、拜特萨法法、乌木图巴以及苏尔巴西尔。
耶路撒冷城北、城南、城东和城西尽是阿拉伯地区，只有少数希伯来人居住区散落在城市周围：北有阿塔罗特和内韦夫，东边死海滩上有卡拉和贝特哈阿拉瓦，南有拉玛特拉海尔和古什伊灿，西有莫茨阿、克里亚特阿纳维姆和玛阿拉哈哈密沙。在1948年战争中，多数希伯来定居点以及老城内的犹太人居住区，沦于阿拉伯联盟之手。在“独立战争”期间，阿拉伯人攻克的所有犹太人定居点无一例外都被夷为平地，那里的犹太居民遭到杀戮、俘虏，也有的四处逃亡，但是阿拉伯部队不允许任何幸存者在战后重返原来的居住地。阿拉伯人在占领地比犹太人更为彻底地实施“种族纯化”：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亡命天涯，或者被从以色列土地上逐出，流离失所，但有十万人留了下来，而在约旦和埃及统治河西岸或者加沙地带时，那里没有一个犹太人，一个都没有，定居点被消除，犹太会堂和墓地被夷为平地。
在个体与民族的生存中，最为恶劣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那些受迫害者之间。受迫害者与受压迫者会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结成铁壁铜墙，反抗无情的压迫者，不过是种多愁善感满怀期待的痴心妄想。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同一父亲虐待的两个儿子未必能同舟共济，让共同的命运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对方视为同命相连的伙伴，而是把对方视为压迫化身。
或许，这就是近百年来的阿犹冲突。
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等手段伤害、羞辱、压迫阿拉伯人，也是同一个欧洲，欺压和迫害犹太人，最终听任甚至帮助德国人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连根拔除。但是当阿拉伯人观察我们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群近乎歇斯底里的幸存者，而是欧洲的又一新产物，拥有欧式殖民主义、尖端技术和剥削制度，此次披着犹太复国主义外衣，巧妙地回到中东——再次进行剥削、驱逐和压迫。而我们在观察他们时，看到的也不是休戚与共的受害者，共患难的弟兄，而是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嗜血成性的反犹主义者，伪装起来的纳粹，仿佛欧洲迫害我们的人在以色列土地上再度出现，头戴阿拉伯头巾，蓄着胡子，可他们依旧是以前屠杀我们的人，只想掐断犹太人的喉管取乐。
1947年9月、10月、11月，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无人知晓是应该祈祷联合国秘书处批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重要报告，还是希望英国人不要将我们弃之不顾，任凭我们“孤零零地在阿拉伯人海中不能自卫”。许多人希望最终建立一个自由的希伯来国家，英国人强制推行的限制移民政策应该撤销，希特勒下台后住在背井离乡者的临时难民营和塞浦路斯监禁营中有气无力的千万犹太幸存者最终能够得到许可，允许他们返回被多数人视为家园的土地。但是在这些希望的背后，是恐惧（他们窃窃私语）：百万本地阿拉伯人，在阿拉伯联盟国家正规军的协助下，可能会在英国人撤走后立即行动，把六万犹太人杀得精光。
在杂货店，在大街上，在药店里，人们公开谈论即将到来的救赎，他们谈论摩西·夏里克＇2＇ 和埃利泽·卡普兰＇3＇ 将在本——古里安在海法或特拉维夫创建的希伯来政府任部长，他们谈论（窃窃私语）英国人走后，要建立希伯来武装部队，届时邀请国外赫赫有名的犹太将军，红军、美国空军甚至英国皇家海军中赫赫有名的犹太将军来统领。
但是私下里，晚上熄灯后，他们在家中躺在被窝里，窃窃私语，天晓得英国人会不会撤离，也许他们不打算离开，整个事情不过是背信弃义阿尔比恩（指英国人）的一个狡猾手段，目的在于让犹太人面对迫在眉睫的毁灭亲自去求助英国人，祈求英国人不要弃犹太人于不顾。接着伦敦会以继续要求英国人保护为由为交换条件，要求犹太人终止各种恐怖活动，解除他们储备的一些非法武器，把地下武装领袖交刑事调查部处理。也许英国人会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不容阿拉伯屠刀任意摆弄我们。也许最后在耶路撒冷这里，他们会拥有正规军，暗地保护我们免遭阿拉伯人的集体屠杀。也许，本——古里安及其友人会下榻到安逸舒适的特拉维夫，那里不受阿拉伯人的围困，可能在最后时刻醒悟过来，放弃建立希伯来国家的风险，乐于同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民众做适度妥协。也许联合国会从中立国里派出维和部队，抢时间从英国手中接管城市，即使不能保护整个圣地，至少能够使这座城市免遭血洗之灾。
阿扎姆帕夏＇4＇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警告犹太人，“要是他们胆敢在阿拉伯土地上创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阿拉伯人会用鲜血将其淹没”，中东会见证恐怖，“蒙古入侵与之相比会黯然失色”。伊拉克总理巴耶吉＇5＇ 号召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时间尚且允许之际卷起铺盖走人”，因为阿拉伯人发誓，他们取得胜利后，只饶恕1917年以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少数犹太人不死，甚至“只有他们永远不再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毒害，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