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谋咀由希�2001年7月30日：因此这是一次客访的回忆，那次客访在当时也意味着令往事历历在目，或者是抓挠旧日创伤。在所有这些回忆中，我的任务有点像一个人在努力从某种东西的废墟中挖出来的石头上建构着什么，而这东西本身也是从废墟的石头上建构起来的。）
“我得更正自己，”杰尔达老师说，“也许已经有了改变。”
她说此话时可能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比如，她可以说：也许你不再喜欢柠檬汽水了？或者：你现在喜欢味道浓浓的柠檬汽水了？或者她可以非常简单地问，你喜欢喝点什么？
她是个非常精确的人。其目的在于暗示她和我之间、我们的秘密过去（柠檬汽水，味道不浓），愉快地，没有痛苦，但在这样做时没有让现在隶属于过去（“也许已经有了改变？”——用一个问号——这样来给我提供了选择的空间，而且也使我肩负着继续客访谈话的使命。是我发起了这次客访）。
我说（当然是面带微笑）：
“谢谢。我很愿意喝以前那样的柠檬汽水。”
她说：
“我也这么想，但是我觉得应该问问。”
而后我们一起喝柠檬汽水（代替冰盒的是只小冰箱，从已经过时的样子可以看出它的年龄）。我们缅怀往事。她的确读了我的书，我也读了她的，但是就这一话题我们只谈了五六分钟，仿佛急急忙忙走过一段不安全的道路。
我们谈论纳哈里埃里夫妇、伊莎贝拉和格茨尔的命运，谈论共同的熟人，谈论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变化，以奔跑般的速度提了一下我父母和她的亡夫，他在我来访前五年便已经去世，接着我们重新以行走的速度谈论阿格农，或许也谈论托马斯·沃尔夫（《天使，望故乡》在那时已经翻译成了希伯来语，不过我们可能都读过英文版的）。当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时，我非常惊愕地看到，房子的变化微乎其微。沉闷阴郁的棕褐色碗橱涂着一层厚厚的清漆，依然像条老看家狗那样蹲伏在它平时待的角落里。陶瓷茶具依然在玻璃隔板后面打盹。碗橱上放着杰尔达父母的照片，他们看上去比她现在要年轻，还放着一张男子的照片，我想象那一定是她的丈夫，但我还是问了他是谁。她的眼睛突然一亮，顽皮地闪烁，朝我咧嘴一笑，好像我们刚刚一起干了什么错事，接着她振作起来，只是说道：“那是哈伊姆。”
那张棕色圆桌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已经萎缩。书架上放有发旧的祈祷书，黑色封皮已经磨损，还有一些新宗教大书，装帧华丽，配有烫金压花，还有薛曼的西班牙时期希伯来诗歌史，许多诗集和现代希伯来小说，还有一排平装书。我小的时候，这些书架显得非常庞大，而今看上去只有齐肩高。在碗橱和几个架子上，有银制安息日烛台，各种各样的哈努卡灯盏，用橄榄木或铜制作而成的装饰品，抽屉柜上放着一盆黯淡的盆景植物，还有一两盆放在了窗台上。一幅充满棕色气息的昏暗景象，分明是一个宗教女性的房间，并非一个苦修者的所在，而是一个离群索居矜持寡言外加一点沮丧之人的所在。的确如她所说，有一些变化。并非因为她上了年纪，抑或因为她变得赫赫有名并受人爱戴，而也许是她变得热切了。
然而，她一贯为人精确，认真，具有内在的庄重。难以解释。
自打那个早晨之后，我再没有看见过她。我听说她最后搬到了一个新区。我听说，在过去的岁月中，她有几个至交女友，她们比她年轻，也比我年轻。我听说她患了癌症，1984年一个安息日之夜，她在剧烈的疼痛中死去。但是我从没有回去看望她，从没有给她写过信，从没有送过她一本书，我从没有再见过她，只是有时在文学增刊上看见她，还有一次，在她去世那天，在电视节目即将结束之际，看见过她，不到半分钟（我在《一样的海》中写过她，写过她的房间）。
当我起身离去时，那屋顶显然在岁月的流逝中变矮了。几乎碰到了我的头顶。
岁月并没有使她改变许多。她没有变丑，发胖，或者萎缩，在我们说话时她依然目光闪烁，像发出一束光探询我秘密的心灵深处。然而，即或如此，某些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仿佛在我没有见过她的数十年间，杰尔达老师变得像她的旧式住房。
她就像一只银制的烛台，在黑暗的虚空中发出晦暗的光。我应该在这里做出全然精确的描述：在最后一面中，杰尔达在我眼里像蜡烛，像烛台，还像黑暗的空间。
【注释】
＇1＇ 语出《圣经·诗篇》第105章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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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太阳升起前后，我习惯于出去察看沙漠里有什么新情况。在阿拉德这里，沙漠就始于我们那条路的尽头。一阵晨风从东面以东山方向吹来，四处卷起一个个沙涡，沙涡奋力从地面上扬，但没有成功。每个沙涡都在挣扎，慢慢失去了旋风状，消失不见。山丘本身依旧隐藏在从死海飘来的雾气中，灰蒙蒙的面纱掩映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和一片片高地，仿佛夏天已逝，秋天来临了。但那是一个虚假的秋天：再过两三个小时，这里又将是又干又热。如同前天，一个星期前，一个月之前。
与此同时，夜晚的凉意仍然没有散去。浸润着大量晨露的灰尘散发出惬意的气息，与硫磺味、羊粪、鳍蓟味以及熄灭的篝火发出的淡淡气味混杂在了一起。自远古以来，这就是以色列土地的气味。我走进干河谷，继续前行，沿着一条蜿蜒的小径，走到悬崖边上，从那里可领略约三千米下、十五公里半开外的死海风光。东边的山影倒映水中，赋予水一层古铜色彩。一道道刺眼的光线不时奋力冲破云层，瞬间触摸盐海。盐海立即报以令人炫目的光，仿佛水面下涌动着电暴。
到处是一道道不见人烟的石灰岩山坡，黑石散落其中。在这些石头中，恰巧就在我对面山顶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三头黑山羊，一个从头到脚一身黑的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当中。是个贝督因妇女？她身边是不是有一条狗？转眼之间他们都从山边消失了，女人，山羊，还有那狗。灰蒙蒙的日光每移动一下都洒下了疑虑。与此同时，别的狗在远处狂吠。再往前一点，一颗锈弹壳卧在路旁石头当中。这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也许一天夜里，一支走私的驼队从西奈去往希伯伦山的南部，经过这里时，一个走私犯把弹壳丢了，要么就是不知这东西究竟有什么用途，把它扔掉了。
现在你可以听到沙漠是如此的静谧。它不是风暴来临之前的沉寂，也不是世界末日降临之际的沉寂，而是只能覆盖一个沉寂的沉寂，甚至更为深沉的沉寂。我在那里站上三四分钟，吸进沉寂，如同吸进气味。接着我转过身来。从干河谷里走回到大路边，所有花园里的狗都开始向我气势汹汹地狂叫，我为自己辩解。也许它们想象，我正在威胁着帮助沙漠侵略这座小城。
在第一座家庭花园第一棵树的枝头，整个麻雀议会正在吵吵嚷嚷，进行激烈的争论，都在厉声叫喊着打断对方，它们似乎是在咆哮，而不是在唧唧喳喳，仿佛夜晚的离去和第一缕晨光乃是史无前例的发展，足以证明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是合理的。
路边，一辆旧车正在启动，发出一阵嘶哑的咳嗽，像个抽烟很凶的人。一个报童徒劳地试图和一条毫不妥协的狗交友。一个皮肤黝黑、体格粗壮的邻居，裸露的胸脯上长满了浓密的灰毛，是个退休的上校，那结结实实的身体令我想起了铁皮行李箱，他身穿运动短裤光着上身站在屋前浇玫瑰花圃。
“你的玫瑰花开得太漂亮了。早上好，施穆埃里维其先生。”
“早上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吗？”他质询我说，“西蒙·佩雷斯＇1＇ 最终停止把整个国家出售给阿拉法特＇2＇ 了吗？”
当我说有些人的看法截然相反时，他凄然地说：“看来一场大屠杀给我们留下的教训还不够。你真的把这场灾难称作和平吗？你听说过苏台德、慕尼黑，或者张伯伦吗？”
我对这一问题，确实拥有详尽的理由做充分解释，但是由于在这之前我在干河谷已经积累起默默的克制，便说：“昨天晚上八点钟有人在你家弹《月光奏鸣曲》。我正打那里经过，甚至停下脚步听了几分钟。是你女儿吗？她弹得真美，转告她。”
他把水管移向另一处苗圃，像个突然经不计名投票当选为班长的羞怯的学生那样冲我微笑。“那不是我女儿，”他说，“女儿去布拉格了。是女儿的女儿，我的外孙女，丹尼埃拉。她在整个南部地区的青年人才竞赛中获得第三名。不过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第二名应该是她。她也写得一手好诗。非常感伤。你有时间看看吗？也许你可以给她一些鼓励，或者甚至可以拿给报纸发表。要是你拿去，他们肯定会发表的。”
我答应施穆埃里维其先生，有机会一定读丹尼埃拉写的诗，很乐意，一定，干吗不读，这不算什么。
我在内心深处，把这一承诺当作我对促进和平进程所做的贡献。我回到书房，手里端着一杯咖啡，把报纸摊在沙发上，又在窗前站了十来分钟。从新闻里听到，一个十七岁的阿拉伯姑娘试图在伯利恒外的哨卡刀捅以色列士兵，被一发子弹严重击伤。现在晨光夹着灰蒙蒙的雾气开始发亮，化作耀眼而坚定的蔚蓝。
在我的窗前，有个小花园，几株灌木，一棵攀缘植物和一棵半死不活的柠檬树，我不知道它是死还是活，它的树叶苍白，躯干弯曲，像某人正用力向后弯曲一只胳膊。在希伯来语中，“弯曲”一词恰巧以“艾因”和“扩夫”打头，令我想起父亲常说的话，任何以“艾因”和“扩夫”开头的字母都表示某种不好的东西。“你要注意了，殿下，你自己名字的字头缩写，不管是否出于偶然，也是‘艾因’和‘扩夫’。”＇3＇
今天我是不是应该给《最新消息报》写篇文章，试着向施穆埃里维其先生解释，撤出占领地不会削弱以色列，实际上是巩固以色列。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没完没了地看到大屠杀、希特勒和慕尼黑，是个错误。
一次，在你觉得夜光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漫长夏夜，我们二人身穿背心拖鞋坐在施穆埃里维其家花园的墙上。施穆埃里维其先生告诉我，他十二岁那年和父母一起被带到马伊丹内克死亡营，他是唯一的生还者。他不想告诉我他是怎样生还的。他答应下次什么时候再告诉我。但是每一个下次，他选择的却是让我睁开双眼，这样我便不应相信和平，我不应再幼稚下去，因此我必须坚定信念：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把我们杀光，他们所有的和平谈判都是陷阱，要么就是整个世界帮助他们酿造并把安眠药水拿给我们，哄骗我们入睡。像那时一样。
我决定放弃写文章之念。书桌上还有本书的一个章节等着我去完成，它仍然是一堆写就的草稿，皱皱巴巴的条子、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半张半张纸头。这一章写的是“儿童王国”学校的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老师和她的猫兵团。我得在那里做些让步，删除一些描写猫和收款人杰茨尔·纳哈里埃里的事件。那些事件非常可笑，但是对故事进展没有任何贡献。贡献？进展？我不知道什么可以为故事进展做出贡献，因为我还不知道故事究竟想去往何方，实际上不知道它为什么需要贡献，或者进展。
与此同时，十点钟的新闻已经结束，我已经喝过第二杯咖啡，我依然盯着窗外。一只翠绿的可爱小鸟从柠檬树上偷偷看了我一阵，从枝头到枝头，来回雀跃，在光线斑驳的树荫里向我炫耀它靓丽的羽毛。它的头近乎紫罗兰色，脖子呈深色金属蓝，身穿精美的黄色西装马甲。欢迎归来。今天早晨你来让我记起什么？记起纳哈里埃里夫妇？记起比阿里克的诗歌《嫩枝落在墙头打盹》？记起我妈妈经常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手里的茶已经冰凉，背对房间看着石榴树丛？可是够了。我必须回去工作了。现在我不得不去使用今朝朝日升起之前我在干河谷储备下来的沉静。
十一点钟，我驱车进城去邮局、银行、诊所和文具店处理一些事宜。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树木稀疏、布满灰尘的街道。沙漠上的日光已经白热化，残酷地使你的双眼眯成两条细缝。
在取款机前面排着几个人，报摊前也排了几个人。在特拉维夫，在 1950年或者1951年暑假，离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不远的本——耶胡达大街北头，表哥伊戈尔指给我看大卫——本古里安哥哥开的报亭，并告诉我任何人想和他，和这个本——古里安的哥哥说话，只管上前去说好了，他确实长得和本——古里安很像。你甚至可以问他问题。比如说，你好吗，格里昂先生？巧克力华夫饼干多少钱一块，格里昂先生？马上就要打仗了吗，格里昂先生？只是不能问他的弟弟。就这样。他只是不想被问及弟弟的情况。
我非常嫉妒特拉维夫人。在凯里姆亚伯拉罕，我们没有任何名人，甚至没有名人的兄弟在此。只有街名是些小先知：阿摩司大街，俄巴底亚大街，西番亚大街，哈该，萨迦利亚，那鸿，玛拉基，约珥，哈巴谷，何西阿，弥迦和约拿＇4＇ ，等等。
一个俄罗斯移民正站在阿拉德中心广场的一角，脚下人行道上放着敞开的小提琴盒，等待收费。那旋律轻柔，辛酸，令人想起散落着小木屋的杉树林、溪流和草地，使我不禁回忆起我和母亲一起坐在我们那烟熏火燎的小厨房，拣滨豆或是剥豌豆时母亲讲的那些故事。
但阿拉德中心广场这里，沙漠日光赶走了幽灵，驱散了任何关于杉树林和雾蒙蒙秋天的回忆。这个音乐家，他那颤动着的灰白头发，浓密的白胡须，令我有些想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有点想起在守望山教过我母亲哲学的施穆埃尔·雨果·伯格曼，实际上，我自己也于1961年跟他在吉瓦特拉姆校园读过书，听他令人难忘地讲授从克尔恺郭尔到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
两个年轻女子，可能有南美血统，一个身材纤细，身穿半透明上衣和一条红裙，另一个却穿着裤套装，皮带搭扣一应俱全。她们在音乐家面前止住脚步，听他拉了一两分钟。他在拉琴时，双眼紧闭，没有睁开。两个女子悄悄嘀咕了一下，打开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