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甚至可以说，我喜欢遭受孤独囚禁的惩罚。“不需与其他人交往者，”父亲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定为神，或为动物。”我喜欢在接连不断的五个小时里既做上帝，又做动物。我不在乎。
每当父亲嘲弄地叫我殿下或阁下时，我不生气，相反，我从内心深处同意他这么叫。我接受了这些头衔，一声不吭。我没有让他看出有任何欣喜的迹象。像一个流放中的国王跨越国界悄悄溜回来，伪装成普通人在他的城市四处行走。不时，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或者中央广场的人流中，惊讶的臣民认出他，向他鞠躬致意，叫他陛下，但是我完全不理会鞠躬，不理会头衔。我没做任何表示。也许我决定这样做，是因为妈妈教导我，真正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蔑视自己的称谓，深深懂得，真正的高贵包含着对最卑微民众态度谦卑，像个普通人一样。
不光是像任何普普通通的人，而且要像一个性情温和、敦厚仁慈的统治者，永远为自己的臣民着想。他们似乎喜欢给我穿衣服，给我穿鞋，就让他们做好了，我高高兴兴地伸出四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突然改变了主意，情愿让我自己穿衣服，穿鞋子，我也高高兴兴地自己穿衣服，享受他们欣喜的笑脸，偶尔把扣子扣错了，或者样子可爱地让他们帮我系上鞋带。
他们几乎争先恐后，因为拥有了跪在小王子面前给他系鞋带的特权，因为他通常会拥抱他的臣民作为回报。别的孩子都不会像他那样，懂得如何庄严而彬彬有礼地酬谢他们的服务。一次他甚至向父母保证（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睛里闪烁着骄傲而快乐的泪光，用手拍拍他，心中涌起欣喜之情），等他们老了，像隔壁伦伯格夫妇那样，他会给他们扣扣子，系鞋带，以报答他们为他所付出的辛劳。
他们喜欢给我梳头发吗？喜欢给我解释月亮如何运转吗？喜欢教我数到一百吗？喜欢在一件套头衫外面再套一件吗？甚至要我每天吞下一勺令人作呕的鳕鱼鱼肝油。我高高兴兴地任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我这个小不点儿不断赐予他们快感。于是即使鳕鱼鱼肝油令我作呕，我也高高兴兴地克服厌恶心理，把满满一勺一口吞下，甚至感谢他们让我健壮地成长。与此同时，我也喜欢看到他们吃惊的样子——显然这不是个“普通”的孩子，这孩子如此特殊！
在我眼里，“普通孩子”变成吐露蔑视的词语。最好长大变成一条野狗，最好成为瘸子，要么就是成为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甚至最好成为姑娘，只要别像他们那样成为“普通孩子”，只要我可以继续“如此特殊”，或“确实不同一般！”
于是从三四岁时起，倘若不是比这更早的话，我已经进入了独角戏。永不停息的表演，一个孤独的舞台明星，不断被强迫着去做即兴表演，去吸引、刺激、震撼并取悦他的观众。我不得不把早上的演出搬到晚上。比如说，一个安息日早晨，我们去钱塞勒大街和先知街的交界处拜访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路上，他们提醒我绝对不能忘记斯塔施克叔叔和玛拉阿姨没有孩子，他们为此非常伤心，因此我不许问他们何时生小宝宝。总之我必须好好表现。叔叔和阿姨已经对我评价很高了，因此我不许做任何、任何有损我在他们心目中形象的事。
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的确没有小孩，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有两只浑圆、慵懒、长着蓝蓝眼睛的波斯猫，叫肖邦和叔本华（我们在去钱塞勒大街的路上，他们给我描绘出两幅微型素描，妈妈描绘肖邦，爸爸描绘叔本华）。多数时间，两只猫一起卧在沙发上或坐垫上睡觉，像一对冬眠中的北极熊。在黑色钢琴上边的一角，挂着一只鸟笼，里面是只老鸟，毛都脱了，病恹恹的，还瞎了一只眼。鸟喙总是半张着，好像是渴了。玛拉和斯塔施克有时管它叫阿尔玛，有时叫米拉贝拉。也在这只笼子里，玛拉阿姨还放进另一只鸟以缓解它的孤独，它用一只上了颜色的松果做成，木棍儿做腿，一条深红色的薄木片做喙。这只新鸟的翅膀是真羽毛，那是从阿尔玛——米拉贝拉的翅膀上掉下来或者拔下来的。羽毛呈现出青绿与深紫相间的颜色。
斯塔施克叔叔坐在那里抽烟。他的一条眉毛，左边那条，总是上挑，好像在表达一丝疑惑：真是这样吗？是不是有些过分？他的一颗门牙掉了，使他看上去像街上的野孩子。妈妈几乎一言不发。玛拉阿姨是个金发女郎，她把头发梳成两条辫子，时而优雅地垂落到肩膀，时而像花冠一样盘在头顶。她给我父母泡茶，并端来一些苹果蛋糕。削苹果时，她能让果皮成螺旋状环绕果身，像根电话软线。斯塔施克和玛拉一度梦想当农民。他们在一个基布兹里住了两三年，接着又在另一个合作农场住了两年，直至证明玛拉阿姨对多数野生植物过敏，而斯塔施克叔叔对阳光过敏（或者，如他所说，太阳本身对他过敏）。因此现在斯塔施克在邮政总局当职员，而玛拉阿姨在周日、周二和周四给一个著名的牙医当助手。当她给我们端来苹果蛋糕时，父亲忍不住用平日调侃的方式赞美她：“玛拉玛拉爱烘烤/最最香甜的蛋糕，/我一向喜欢/你把香茶泡。”
妈妈说：
“阿里耶，够了。”
至于我，我只要像个大孩子似的吃完一大块蛋糕，玛拉阿姨就会对我加以特别款待：家制樱桃水。她自制的樱桃水缺乏气泡（显然苏打水敞着盖放的时间太长了），作为弥补，里面放了太多果子露，几乎甜得让人无法忍受。
于是我彬彬有礼地把蛋糕吃得精光（味道不赖），吃的时候很小心，没有张嘴，举止得体，用叉子吃，没有用我的脏手抓，已经注意到有沾上污渍、撒下碎屑以及把嘴塞得鼓鼓囊囊等诸多危险，用叉子叉起每块蛋糕，极其小心地穿过空中，好像考虑到敌机可能在我把货物从盘子送到嘴里时前来拦截。我优雅地咀嚼，闭紧嘴巴，慎重地把蛋糕咽进肚中，没舔嘴唇。在这过程中，我赢得了鲁德尼基夫妇羡慕的目光和父母的骄傲，他们紧盯着我的空军制服。最后我也赢得了那承诺过的奖品：家制樱桃水，缺少气泡，却加了太多的果子露。
确实放了太多的果子露，让人的确没法喝。我一口也喝不下去。连抿一口也不行。味道甚至比妈妈的胡椒咖啡还要糟糕。它黏糊糊的，像止咳药水，令人作呕。
我把悲苦之杯放到嘴边，佯装在喝，当玛拉阿姨，还有其他的观众看着我，渴望听我说些什么，我忙不迭地发誓（用爸爸的话和爸爸的腔调）说，她的两件作品，苹果蛋糕和果子露饮料，“真是太棒了”。
玛拉阿姨脸上一亮：
“还有呢！多的是！我再给你倒一杯！我弄了一罐呢！”
而我的父母，他们以一种无言的骄傲看着我。在心灵的耳朵里，我能听见他们在喝彩，我自己心灵的腰身，向欣赏我的观众鞠躬。
可接下来怎么办呢？首先要赢得一些时间，我必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必须要发表一些言论，一些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能说的东西，一些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在生活中这样美味的东西需要一点一点地品尝。”
使用“在生活中”这一短语对我特别有帮助：皮提亚＇3＇ 又开始说话了。大自然本身那纯净清晰的声音似乎出自我口。一点一点地品尝生活。缓慢，深思熟虑。
就这样，我设法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句子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因此他们没留意我还没有喝那“木工胶”。与此同时，他们依然在发呆时，恐惧之杯放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因为生活定要一点一点品尝。
而我呢，则陷入了沉思，双手托腮，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分明代表思想者塑像的一副姿势，他们给我看过收入百科全书中的原作照片。过了一会儿，他们不再关注我，这或是因为当我的灵魂向着更高的层面飘移时，总盯着我看分明不太合适，或是因为又来了一些客人，就难民船、自我克制的政策以及最高行政长官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我抓住机会，悄悄溜进门厅，手上拿着我的毒杯，把它举到一只波斯猫的鼻子下，是作曲家还是哲学家，我不确定。这只丰满的小北极熊闻了闻，身子向后一退，愤怒地喵了一声，抽动一下胡须，不，谢谢，无论如何也不要，随即摆出讨厌的架势退回了厨房。至于它的伙伴，那个肥胖的家伙在我举杯时甚至没劳大驾睁开眼睛，只是耸耸鼻子，好像在说真的不要，向我抖抖粉红色的耳朵，好像在驱赶一只苍蝇。
我可以，比如说，把这有毒的饮料一股脑倒进那只瞎眼秃顶的阿尔玛——米拉贝拉和长翅膀松果所共享的那只鸟笼的水碗里？我掂量来掂量去：松果一定会告发我，而喜林芋即使遭受严刑逼供，也不会出卖我。因此我毋宁选择植物，而不选择那对鸟。（它们，像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一样没儿没女，因此千万不要问它们打算什么时候下蛋。）
过了一会儿，玛拉阿姨注意到了我的空杯子。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我喜欢她的饮料确实使她真的真的非常高兴。我冲她微微一笑，像大人一样说：“玛拉阿姨，谢谢您，它确实挺好的。”她既没有问，也没有得到确认，就又把我的杯子灌满，提醒我记住不止这些，她做了满满一罐，她的樱桃水可能没有像真正的樱桃水那样嘶嘶冒泡，但却像巧克力一样甜，对吧？
我表示同意，再次对她表示感谢，决定再次等待时机，而后我又在别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偷摸摸溜走，像个地下战士去往英国人的防御雷达装置，去毒害他们的另一棵植物，一棵仙人掌。
但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强有力的冲动，像忍不住打喷嚏一样，像你在班上爆发出无法抑制的大笑，想站出来当众宣布他们的饮料非常恶心，连他们家的猫和他们家的鸟儿都觉得讨厌，我把它全倒进了花盆里，现在他们的植物快死了。
遭受惩罚，像个男子汉那样接受惩罚。无怨无悔。
当然我不会这么做，迷倒他们的愿望远远胜过使他们大吃一惊的冲动。我是个神圣的拉比，而不是成吉思汗。
在回家的路上，妈妈直视我的双眼，脸上挂着阴谋家似的微笑说：“别以为我没有看见。我都看见了。”
我呢，一副无辜、纯洁的样子，然而罪恶的心在胸膛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咚咚作响，我说：“都看见了？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你烦的不行。可是你设法不表现出来，让我感到很高兴。”
爸爸说：
“孩子今天确实表现不错，可他毕竟得到了奖赏，他得到一块蛋糕，两杯樱桃水，他一直管我们要樱桃水，可我们从来没给他买过，因为谁知道小亭子里的杯子是不是干净呢？”
妈妈：
“我确实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喜欢那饮料，但是我注意到你把它都给喝光了，所以不会惹玛拉阿姨生气，我们为你骄傲。”
“你妈妈，”父亲说，“可以洞察你的心。换句话说，她不仅一下子就可以了解你的言行，而且也了解你不为人所知的所思所想。然而，夜以继日和一个洞察你心灵的人生活在一起不那么容易。”
“玛拉阿姨给你倒第二杯时，”妈妈接着说，“我注意到你谢了她，并把饮料喝光，为的是让她高兴。我想让你知道，像你这个年龄能够这样善解人意的孩子并不多见，实际上在成年人当中也不多见。”
那一刻我几乎要承认，受表扬的应该是鲁德尼基家的植物，而不是我，因为是它们喝的糖浆调制品。
但是我怎能撕去她刚刚别在我胸前的奖章呢？我怎能使父母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我刚刚从母亲那里学到，倘若你必须在说谎与伤害他人情感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你与其选择事实不如选择感觉。究竟是让人高兴还是揭露真相，究竟是不引起痛苦还是不要说谎，面对这种抉择，你应该总是与其诚实，毋宁慷慨。这样做，你自己就会高于芸芸众生，赢得大家赞声一片：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爸爸随之耐心地向我们讲述在希伯来语中，“无子嗣”一词与“黑暗”一词有关，因为二者都含有缺失之意，缺失孩子，或者缺失光明。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词语是免除或救助。“《箴言》中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4＇ 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他又把话头转到阿拉伯语，继续说黑暗一词与遗忘一词有关，“至于松果球，它的希伯来语名字是itstrubal，源于希腊文strobilos，表示任何与旋转有关的东西，源于strobos，指旋转动作。那个词与‘歌咏队从右向左的回舞’和‘灾难’有关。两天前，我看见有辆货车翻在了开往守望山的路上，车里面的人受了伤，车轮依旧旋转不停——因此有strobos，也有灾难。我们一回到家，就请殿下你把丢在地上的所有玩具捡起来，把它们放回原处。”
【注释】
＇1＇ 根据作家本人在为希伯来文版英译者做的注释，“认可的社会公共机构”指犹太国准政府，如犹太代办处、民族委员会、自由党等。
＇2＇ 语出《圣经·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
＇3＇ 皮提亚，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女先知。
＇4＇ 语出《圣经·箴言》第13章24节。
35
我父母把自己未能实现的一切全放到了我肩上。当汉娜和米海尔在1950年冬日的一个晚上在塔拉桑塔学院的楼梯上初次相遇（见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后来在耶路撒冷本——古里安大街的阿塔拉咖啡馆里再次见面，汉娜鼓励性格腼腆的米海尔讲讲他自己，可是他却向她谈起了他那位鳏居的父亲：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个平庸的年轻人。比如，他常常诚惶诚恐地读米海尔的地质学课作业，总使用“科学杰作”、“十分精确”等词语加以评价。他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米海尔成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为他的祖父曾在格罗德诺的希伯来教育学院讲授自然科学，人们对他祖父评价很高。米海尔的父亲想，要是这一链条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职业当作火炬的接力赛。”我说。
“但我不能对父亲说这话。”米海尔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来词语时就像人们对待易碎的名贵瓷器那样小心翼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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