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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死后，爷爷花在生意上的时间少了。但他有时还是会脸上闪烁着骄傲和喜悦，宣布“到特拉维夫做重要的商业旅行，到古鲁森博格大街”，或者是“拉马特甘举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和公司所有的头头脑脑一道”。他仍然喜欢给所有他见到的人奉上一张他那令人难忘的商业名片：“亚历山大·兹·克劳斯纳，进口商，指定代表，总代理和指定批发商”，等等，等等。但是现在，他多数时日都在忙碌着令之心旌摇荡的事情：签署或收讫请柬，互邀喝茶，或是到某家精心挑选但价格不算太贵的饭馆举行烛光晚宴（和茨特林夫人，不，和沙珀施尼克夫人！）。
他在本——耶胡达街阿塔拉咖啡馆不显眼的楼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穿海军蓝西装，系着圆点花纹领带，模样粉嘟嘟的，微笑，容光焕发，打扮得整整齐齐，浑身散发着洗发水、爽身粉和剃须水的气味。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他那浆洗过的白衬衣，塞在胸前口袋里耀眼的白手帕，银光闪闪的袖扣，总是让一群五六十岁保养得很好的女人包围着——身穿紧身胸衣和后接缝尼龙长袜的寡妇，浓妆艳抹的离婚女子，戴着许多戒指、耳环和手镯，指甲、玉足修整得恰到好处，烫着头发，有身份的已婚妇女，希伯来语中夹杂着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或保加利亚语。爷爷喜欢让她们陪伴，她们为他的魅力着迷。他是个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健谈者，一个具有19世纪作风的绅士，他亲吻女士的手背，急急忙忙前去给她们开门，上台阶或上坡时伸出自己的胳膊，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人的生日，送去一束束鲜花或一盒盒糖果，留意甚至会稍许赞美一下衣服的剪裁、新换的发型、雅致的鞋子和新式手提包，玩笑开得颇有品位，适时引用一首诗，聊天时热情而幽默。一次我打开屋门，看见我九十二岁的爷爷正跪在一个兴高采烈、身材矮胖、头发皮肤均为褐色、某位公证人的遗孀面前。女士隔着陷于迷恋中的爷爷的脑袋，朝我挤挤眼睛，喜气洋洋地微笑，露出两排完美得有些发假的牙齿。我在爷爷尚未意识到我的存在之前走了出去，轻轻关上屋门。
爷爷魅力之谜究竟何在？这一点我大概过了多年后才开始理解。他拥有男人身上罕见的品质，对许多女人来说，那是男人一种最为性感的奇妙品质。
他注意倾听。
他不是一味有礼貌地佯装倾听，不耐烦地等待她把话说完，闭上嘴巴。
他并不打断谈话人的话，替她把话说完。
他并不插嘴归纳她所说的话，以便引入另一个话题。
他不让他的谈话人跟空气说话，进而在脑海里盘算为她说完后自己如何作答。
他不是装出饶有兴趣或感到愉悦的样子，而是真的这样。咳，有什么呀，他有用之不竭的好奇心。
他不是没有耐心。他没有尝试着把谈话从她那微不足道的小事转向自己的重要话题。
相反，他喜欢她谈的小事。他总是喜欢等着她，要是她需要慢吞吞的，他以此为乐。
他不慌不忙，也不催促她。他将等着她结束，即使她结束了，他也不会猛然抓住话题，而是喜欢等候，以防再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万一她要发表另一通感慨呢。
他喜欢让她拉住自己的手，领他去她的所在，她自己的所在。他喜欢做她的陪伴者。
他喜欢认识她。喜欢理解她，了解她，抵达她的内心深处，再多一些。
他喜欢奉献自己。他喜欢把自己奉献给她，而不是喜欢从她那里得到些什么。
咳，那什么，她们不住地向他诉说心灵絮语，甚至诉说最不易公开、最为隐秘、最为敏感的事，而他则坐在那里倾听，明智，温柔，满怀同情和耐心。
不然就带着喜悦和情感。
这里有许多男人，喜欢性，但憎恨女人。
相信我爷爷二者都喜欢。
满怀柔情，他从来不算计，从来不攫取，从来不强迫。他喜欢扬帆远航，但从不急着抛锚。
他在奶奶死后二十年间的甜蜜岁月中，从他七十七岁起到生命的终结，有许许多多浪漫故事。他会隔三岔五和这个或那个女朋友到太巴列某家旅舍，盖戴拉的某家客房，或是纳塔尼亚海边的“假日圣地”住上几天。（“假日圣地”一词，显然是爷爷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某个短语，暗示着契诃夫笔下克里米亚海岸的夏日别墅。）有一两次，我看见他和某女士手挽着手，走在阿格里帕或者是贝茨阿勒尔大街，我没有走上前去。他既没有刻意向我们掩饰自己的风流韵事，也不大吹大擂。他从来没带女朋友来我们家里，或是把她们介绍给我们，他很少提及她们。但有时，他爱得像十几岁孩子那样可笑，眼神扑朔迷离，喃喃自语，嘴唇上挂着心不在焉的微笑。有时他把脸一沉，孩子般的粉红从脸上消失，像阴沉的秋日，他会愤怒地站在房间里，一件接一件地熨烫衬衫，甚至熨烫内衣，拿着一个小瓶子冲自己喷洒香水，偶尔他会用俄语半严厉半温柔地自言自语，要么就是哼唱某个悲戚的乌克兰小调，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大概某扇门冲他关闭了，或者截然相反，像那次去美国的奇妙旅行一样，他又一次陷于同时爱上两人的极度痛苦之中。
八十九岁那年，他有一次竟向我们宣布，他正想着做一两天“重要的旅行”，我们绝对不会担心。但是一星期后他还没有回来，我们忧心忡忡。他去哪儿了？他怎么没有打电话？倘若出事，但愿不要这样，可怎么办？毕竟，他是那把年纪的人了……
我们感到极度不安，我们应该让警察介入吗？要是他正躺在某家医院里，但愿不要这样，或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要是我们没有照顾他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另一方面，要是我们打电话通知警察，而他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地回来了，我们怎么能够面对他火山爆发般的愤怒？我们犹豫了一天一夜后决定，要是爷爷星期五下午不回来，我们就得给警察打电话。别无选择。
他在星期五下午出现，比最后期限提前了半个小时，粉嘟嘟的脸上挂着满足，人非常幽默、有趣、热情，像个小孩子。
“你去哪儿了，爷爷？”
“咳，那什么，我旅游去了。”
“可是你说只去两三天。”
“我说了。可说了又怎么样？咳，我和赫尔斯考维茨太太一起去的，我们在那里很开心，没有意识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可是你去了哪里？”
“我说过了，我们去散了散心。我们找到了一家很棒的家庭旅馆，一家非常文化气的旅馆，像瑞士的家庭旅馆。”
“家庭旅馆？在哪儿？”
“在拉马特甘那边山上。”
“你至少能给我们打个电话吧？我们就用不着为你担心了。”
“我们在房间里没找到电话。咳，那什么，那家家庭旅馆有很棒的文化气息！”
“但是你可以用公共电话给我们打吧？我把自己的代币都给你了。”
“代币，代币，咳，代币是什么玩意？”
“打公用电话的代币。”
“噢，你那些金属代币。在这儿呢，咳，拿去吧，尿床的小家伙，把你的金属代币连同它们中间的窟窿一起拿走，只是要数一数。永远不要不仔细清点就接受别人的东西。”
“可是你干吗不用呢？”
“金属代币？咳，那什么，我不相信金属代币。”
他九十三岁那年，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爷爷认定，和我进行坦诚交谈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我召唤到他的小屋，关上窗子，锁上房门，庄严而正式地坐在他的书桌旁，示意我坐到书桌另一侧，面对着他。他没有叫我“尿床的小家伙”，他双腿交叉，双手托着下颚，沉吟片刻说：“是我们该说说女人的时候了。”
他立刻又解释说：
“咳。是一般意义上的女人。”
（我那时三十六岁，我已经结婚有十五年之久，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儿。）爷爷叹了口气，手捂嘴轻轻咳嗽了一下，正正领带，清了两下嗓子，说：“咳，那什么，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也就是说，一向。你不会把这理解为有什么不好吧！我说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咳，我只是说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不，不是‘女人’问题！是作为人的女人。”
他咯咯一笑，又纠正自己：
“咳，在任何方面都让我感兴趣。我一辈子都在观察女人，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咳，不，不，我从来没有像某种流氓那样看女人，不，只是深怀敬意地看着她。边看边学。咳，我以前所学到的，现在也想从你这里学到。所以你会知道。所以你现在，请仔细听我说，是这样的。”
他停下来思索片刻，也许在脑海里编织出一组意象，脸上漾出孩子般的微笑，他这样结束他的教诲：“可是你知道吗？女人在哪方面恰好与我们一样，在哪方面非常非常不同……咳，”他从椅子上起身，总结说，“我依然在探讨。”
他九十三岁了，他也许会继续“探讨”这一问题，直至生命终结。我自己也还在探讨这一问题。
亚历山大爷爷的希伯来语别具一格，拒绝接受别人的纠正。他总是坚持管理发师叫水手，管理发店叫船坞。精确地说，这个勇敢的水手每月一次阔步走向本——亚卡尔兄弟的船坞，坐在船长的位置上，提交详尽、严格的下次航海规程和指示。他有时这样告诉我：“咳，你该出去航海了，那将是什么样子！海盗！”他总是把架子一词的复数形式说错，尽管他说单数时非常准确。他从来不叫开罗的希伯来文叫法，而总是叫开罗的俄语叫法；总是用俄语叫我“好孩子”，或者是“你这个笨蛋”；管汉堡包叫干堡包；说“习惯”一词时总用复数；要是问他睡得怎么样，爷爷总是回答“好极了”，因为他并不完全信任希伯来语，会欣欣然用俄语加上“好，很好！”
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次，他向我讲起他的死：“倘若，但愿不要这样，一些年轻的士兵战死在疆场，十九岁，或者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咳，那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但不是一场悲剧。在我这个年龄上死去……那是场悲剧！像我这样的人，九十五岁，快一百了，多少年总是早晨五点钟起床，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冲冷水澡，做了快一百年，即便在俄国也在早晨冲冷水澡，即便在维尔纳也冲，一百年来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吃夹咸鲱鱼面包片，喝茶，天天早晨天天早晨走出家门，一如既往在大街上溜达半个小时，无论冬夏，清晨漫步，这是为了运动，周而复始循环得这么好！天天在这之后立即回到家里，稍稍读读报纸，与此同时，再喝另一杯茶，咳，总之，就是这样，亲爱的孩子，这是19世纪的习惯，要是他被杀死，但愿不要这样，他尚未来得及拥有各式各样的正常习惯。他什么时候才会拥有呢？但是到我这个年龄，很难停止了，非常非常困难。每天早晨在街上漫步……对我来说是积习了。冲冷水澡……也是习惯。甚至连活着……对我来说也是种习惯，咳，有什么呀，谁可以在过了一百年后突然改变所有这些习惯呢？不再早晨五点钟起床？不再清洗，不再吃夹鲱鱼面包片？不再看报不再漫步不再喝杯热茶？这是悲剧！”
18
1845年，新任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携夫人伊丽莎白·安抵达奥特曼统治的耶路撒冷。他们都懂希伯来语，领事本人甚至撰写过论犹太人的书，一向对犹太人怀有同情。他属于在犹太人中推广基督教的伦敦协会，尽管众所周知，他没有直接参与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工作。芬领事及妻子坚信，犹太人民返回家园会加速世界的救赎。他在耶路撒冷不止一次地保护犹太人免遭土耳其当局的骚扰。詹姆斯·芬也相信需要让犹太人过上“有效的”生活……他甚至帮助犹太人成为熟练的建筑工人，适应农耕需要。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于1853年花了二百五十英镑，购买了离耶路撒冷几英里远的一座荒芜的石山，它坐落在老城西北，是一片无人居住、无人耕耘的土地，阿拉伯人称之为“亚伯拉罕的葡萄园”。詹姆斯·芬在这里建造了自己的家，建起了一个“工业种植园”，打算为贫穷的犹太人提供工作，并培养他们过上“有效的生活”。农场方圆有四十德南或者说十亩。詹姆斯和伊丽莎白·安妮·芬在山峰建造了他们自己的房屋，周围分布着个农业种植园、农场场房和车间。双层楼房的厚墙壁由整整齐齐的石头砌成，屋顶建得有些东方特色，有十字形拱顶。屋后，在靠墙的花园边上，挖有水井，建有马厩、羊圈、粮仓、仓库、葡萄压榨机、地窖，以及橄榄油榨汁机。
芬的“工业种植园”里雇用了大约两百个犹太人，主要搬运石头，砌墙，修筑篱笆，种植果园，培育水果和蔬菜，还开采了一个小型的采石场，并做建筑贸易。许多年后，领事去世，他的遗孀建造了一家肥皂加工厂，在那里仍旧雇用犹太工人。几乎与此同时，在亚伯拉罕葡萄园不远的地方，德国新教徒传教士约翰·路德维希·施内勒给笃信基督教的阿拉伯孤儿建立了一座教育院，这些阿拉伯儿童从黎巴嫩山脉的德鲁兹和基督徒之间的交战中逃脱出来。那是一大片石墙环绕之地。施内勒叙利亚孤儿院与芬夫妇的工业种植园，基本初衷是，培养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通过手工劳作和农业生长过上有效的生活。芬和施内勒这两个迥然不同的虔诚基督徒，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圣地的贫穷、苦难与落后所打动。两人都深信，培养居住者过上有效的工作生活、建筑和农业会使“东方”努力摆脱倒退、绝望、贫困和冷漠的魔爪。他们或许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坚信，他们的乐善好施将会照亮犹太人和穆斯林人步入教会内部的途径。
1920年在凯里姆亚伯拉罕边上，“亚伯拉罕的葡萄园”在芬家的农场脚下落成，其拥挤的小房子盖在了植物园和农场果园当中，一点点向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