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沉渣。托洛茨基＇1＇ ——什么托洛茨基，哪个托洛茨基，列夫·布隆施泰因，亚诺夫卡一个名叫多维多扒手的儿子——这群人变身革命者，咳，有什么呀，穿皮靴，腰带上别着左轮手枪。他们就这样走上大街，把财产充公。咳，有什么呀，当然有一两个异族人跟他们干，也是底层出身，来自海港，他们就是这样一帮人，咳，有什么呀，一群穿臭袜子的人。”
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年后，他的这一态度也没有改变。以色列军队在“六日战争”＇2＇ 中征服了耶路撒冷老城，几天后，爷爷建议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协助以色列，“非常尊敬，毛发无损，秋毫无犯”。让黎凡特阿拉伯人回归到他们的历史家园，他称之为“阿拉伯家园”：“就像我们犹太人回到咱们的故乡一样，他们应该荣归故里，回到他们出生的阿拉伯家园。”
简而言之，我询问，要是俄国人攻打我们，以使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免遭返回故里的艰难困苦，他认为该怎么办。
他淡粉色的面庞气得通红，盛气凌人地吼道：“俄国！你说的是哪个俄国？俄国已经不存在了，尿床的小东西！俄国不存在了！或许你在谈论布尔什维克？咳，有什么呀，从布尔什维克还在敖德萨港口地区，尚且无足轻重的时候，我就对他们了如指掌了。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多么奇妙的希伯来人飞机，枪支，咳，有什么呀，我们应该派这些年轻小伙子和我们的飞机穿过彼得堡，大概来去各用两个星期，一枚干净利索的炸弹——我们以前就该对他们这样！”
“你认为以色列该轰炸列宁格勒吗，爷爷？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你听说过原子弹吗？听说过氢弹吗？”
“都在犹太人的掌控之下，咳，有什么呀，美国人，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所有的新式武器都出自犹太科学家之手，他们必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那么和平呢？有实现和平的途径吗？”
“有。我们得打败我们所有的敌人。我们得痛打他们，这样他们才会来向我们祈求和平——然后呢，咳，有什么呀，我们给他们和平。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毕竟，我们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甚至有这样的一诫，追求和平——咳，有什么呀，倘若需要，我们和巴格达讲和平，倘若需要，我们甚至和开罗讲和平。难道不应该吗？这样如何？”
十月革命、内战和红色胜利后的困惑、贫困、审查和恐惧，使敖德萨的希伯来作家们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四处逃散。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和他们的许多朋友一道在1919年年底乘坐“鲁斯兰”号前往巴勒斯坦，他们抵达雅法港口宣告了第三代阿里亚的开端。其他人从敖德萨逃往柏林、洛桑和美国。
亚历山大爷爷、施罗密特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没有移居巴勒斯坦——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但是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明。于是他们去了立陶宛，那里是克劳斯纳一家，爷爷、约瑟夫伯伯和拜茨阿里勒的父母二十五年前离开的地方。维尔纳依旧在波兰的统治之下，激烈的反犹主义在那里从未间断，一年年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和恐外症在波兰、立陶宛一直起支配作用。庞大的犹太少数民族对于被征服得服服帖帖的立陶宛人来说，仿佛是压迫者体制的代言人。边境那边，德国正遍布着新的、冷酷凶残的仇犹纳粹。
在维尔纳，爷爷也是个生意人。他期待不高，从这儿买点什么到那里去卖，这中间有时候会赚些钱。他把两个儿子先是送进希伯来学校，继而送进传统的中学。大卫和阿里耶兄弟，或叫作兹尤兹亚和罗尼亚，从敖德萨带来了三种语言：他们在家里讲俄语和意第绪语，在街上讲俄语，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办的幼儿园不得不讲希伯来语。这里，在维尔纳传统的中学里，他们又加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波兰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在大学的欧洲文学系，学习了英语和意大利语，在闪语语文学系我爸爸又学了阿拉伯语、阿拉米语和楔形文字。大卫伯伯不久找到了一份教文学的工作，而我爸爸耶胡达·阿里耶1932年在维尔纳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希望追随哥哥的脚步，但是这时的反犹主义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犹太学生不得不遭受屈辱、人身攻击、歧视和施虐狂虐待。
“但确切地说，他们向你们做了什么？”我问我爸爸，“什么是施虐狂虐待？他们打你们了吗？撕你们的练习本了吗？你们为什么不申诉呢？”
“你无法理解这些，”爸爸说，“不理解更好。我高兴，尽管你也不能理解这点，也就是说，你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为你不理解那种情形而高兴。我当然不愿意让你了解。因为不需要了解。就是因为已经不需要了解了。因为它已经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也就是说，它在这里不会发生。现在我们谈谈别的，我们谈谈你的行星相册好吗？当然我们仍然有敌人，有战争，有围困，伤亡不小。那是肯定的，我不否认。但这不是迫害。这——不是。既不是迫害，也不是侮辱，也不是集体屠杀。不是我们在那里得要遭受的虐待。那将一去不复返了。不是这里。要是他们袭击我们，我们就一报还一报。我觉得你把火星插在土星和木星中间了。错了。不，我不告诉你。你可以自己查一查看什么地方错了，你也可以自己把位置放对。”
维尔纳时期保存下一本已经磨损了的相册。这是爸爸，他的哥哥大卫，两人都在上学，神情都很严肃，苍白，尖顶帽下露出他们的两只大耳朵，二人都身穿西装，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这是亚历山大爷爷，开始有点谢顶，胡须浓密，装束整齐，样子有点像沙皇时代的一个小外交官。这是一些集体照，也许是毕业班。毕业的是爸爸还是大卫伯伯已难以知晓，他们的脸很是模糊。男孩子戴着帽子，女孩子戴着扁圆的贝雷帽。多数女孩都是一头黑发，一些露出蒙娜丽莎似的微笑，那微笑了解你极想知道的东西，但你不会知道，因为它注定不是对你的。
那么是对谁的呢？几乎确定的是，这些集体照中的年轻人实际上都被剥光衣服，被迫奔跑，遭到鞭打，被恶犬追逐，挨饿受冻，进了波那森林大坑。除我爸爸之外，他们当中还有谁幸存？我对着强光细看集体照，试图在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某些狡猾或者果敢，某种内在的坚忍，这坚忍或许使第二排左边的男孩猜测出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不相信所有安慰话语，在时犹未晚之时爬到隔离区下面的阴沟里，参加了森林游击队。或者，中间那个漂亮女孩怎么样了，她显得聪明而玩世不恭，不是我之所爱，不能欺骗我，我虽然比较年轻，但我已经什么都懂了，我甚至知道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她或许幸存下来了？她是逃出来参加鲁德尼克森林中的游击队了吗？她是由于外表像雅利安人，设法藏到隔离区外面的一个区了吗？她躲进修道院了吗？或者在时犹未晚之际设法躲开德国人及其立陶宛亲信，溜到了俄国境内？或者她在时犹未晚之际移民到了巴勒斯坦，过沉默寡言的拓荒者生活，一直活到七十六岁——在耶兹里尔峡谷的一个基布兹管理蜂箱或鸡舍？
这是我年轻的爸爸，长得很像我的儿子丹尼爱拉（中间名是耶胡达·阿里耶，和爸爸名字一样），像得令人毛骨悚然，十七岁，又瘦又高，像根玉米棒子，打着领结，纯真的双眼透过圆圆的镜片在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骄傲，一个聊天大王，然而非常腼腆，这并不矛盾，黑油油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脸上露出一种欣喜的乐观：朋友，千万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战胜一切，把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发生什么，也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
照片中的爸爸比我儿子年轻。如果可能，我会走进照片，向他和他快乐的朋友发出警告。我会试图向他们解释将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是不是在取笑我们呢？
这又是我的爸爸，一副参加舞会的打扮，头戴裘皮无檐帽，一顶俄式帽子，划着一只小船，两个女孩子冲他微笑，有些卖弄风情。这张他穿的是有点滑稽可笑的灯笼裤，露着袜子，从身后拥抱一个头发中分、面带微笑的女孩。女孩正要把一封信投进标有“邮政服务”字样（照片中的字迹清清楚楚）的信箱。这封信是寄给谁的？收信人怎么样了？照片里另一个女孩，那个身穿条纹长裙，胳膊上挎着黑色小包，穿白鞋白袜的女孩又将命运如何？照片拍过之后，女孩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继续微笑？
这是我的爸爸，也在微笑，突然令人想起他在年幼之时被母亲装扮而成的甜美小姑娘，与之在一起的还有五个男孩，三个女孩。他们在森林里，却穿着他们在城里穿的最好的衣服。然而男孩子脱掉了外衣，穿着衬衣打着领带，站在那里，摆出既勇敢又孩子气的架势向命运挑战，或者是向女孩子们挑战。在照片里，他们叠罗汉搭成一座小型金字塔，两个男孩肩扛着一个胖女孩，第三个男孩亲热地举着她的大腿，另两个姑娘仰头看着，开怀大笑。朗朗天空，连同河桥上的栏杆也显得非常欢快。只有周围的森林没有笑，它密密层层，威严，黑漆漆的，从照片这头延伸到照片那头，大概还会延伸。维尔纳附近的森林，鲁德尼克森林，还是波那森林？不然就是波皮舒克或奥尔凯尼基森林，我爸爸的爷爷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喜欢坐在他的马车上穿过奥尔凯尼基森林，在一片漆黑甚至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的夜晚，也信赖他的骏马、强壮的臂膀和好运。
爷爷在精神上向往着经历两千年不幸、正在重建的阿里茨以色列＇3＇ 。他思念加利利、沙龙平原、吉拉德、吉尔伯阿山谷，思念撒玛利亚山、以东山脉，“奔流，约旦河水在奔流，你波涛汹涌”。他捐款给犹太民族基金会，支付谢克尔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热切地阅读点点滴滴的阿里兹以色列信息，为杰伯廷斯基的演讲如醉如痴。杰伯廷斯基有时经过犹太人居住的维尔纳，聚集起热情的听众。爷爷一向全力以赴地支持杰伯廷斯基那妄自尊大毫不退让的民族主义政治，认为他是军事复国主义者。然而，即使维尔纳大地的火舌快烧到他和家人的脚下时，他还是倾向于——也许是施罗密特奶奶使之倾向于——到某地寻找不像巴勒斯坦那么亚洲化、比总是暗无天日的维尔纳略微欧洲化的新家园。1930年到1932年，克劳斯纳想移民法国、瑞士、美国（尽管有红色印第安人）、斯堪的纳维亚某国和英国。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接纳他们，他们的犹太人已经够多了。（“一个都多。”加拿大和瑞士的公使们那时说，其他国家嘴上不说但也这么办。）
约在德国纳粹执政前的十八个月，我那位犹太复国主义爷爷竟然无可救药地对维尔纳的反犹主义视而不见，甚至申请德国国籍。让我们幸运的是，德国也拒绝接受他。这就是他们，这些满怀热情的亲欧派人士，能讲如此多的欧洲语言，吟诵欧洲诗歌，坚信欧洲道德水准至高无上，欣赏欧洲的芭蕾和歌剧，培育着欧洲传统，梦想着它实现后民族主义后统一，仰慕它的行为举止、衣着和时尚，自犹太启蒙以来无条件无拘无束地热爱了它几十年，尽人之最大努力取悦它，以各种方式为它做出各种贡献，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用狂热的取悦打破它的冷漠与敌视，与之交友，使自己得到它的欢心，为它所接受，为它所拥有，为它所爱……
因此在1933年施罗密特和亚历山大·克劳斯纳，那两位已对欧洲失望透顶的恋人，与他们刚刚完成波兰文学和世界文学学士学位的幼子耶胡达·阿里耶兴味索然，几乎是不太情愿地移民到亚洲化的亚洲，移民到爷爷年轻时代写下的感伤诗歌中一直向往的耶路撒冷。
他们从的里雅斯特乘坐“意大利”号轮船去往海法，途中和船长合影，船长的名字写在照片旁边，他叫本尼阿米诺·乌姆伯托·斯坦德勒。千真万确。
在海法港，留下了这样一个家族传说。英国托管时期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官员正等待着他们，往所有乘客身上喷洒消毒水。轮到亚历山大爷爷时，就有了我们的故事。他非常生气，从医生手里抓过喷头把医生喷了个透，好像在说，谁要是在这里胆敢像在大流散中那样对待我们，就这么对付他。两千年了，我们默默地忍受一切，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决不能默默忍受新的流亡，我们的尊严不能遭到践踏——或者是消毒。
他们的长子大卫，那位忠诚而勤恳的亲欧人士留在了维尔纳。在那里，起先，尽管身为犹太人，他还是在大学里得到了教授文学的职位。他无疑一心追寻约瑟夫伯伯那值得称道的生涯，如同我爸爸终生所追寻的那样。在维尔纳，他将娶一个名叫玛尔卡的年轻姑娘，在那里，1938年，他的儿子丹尼爱拉会出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比我大一岁半的孩子，也未能找到他的一张照片。只有一些明信片和玛尔卡（玛西亚）伯母用波兰语写的几封来信。“1939年2月10日：第一个夜晚，丹努什从晚上九点睡到早上六点。他夜里睡觉没有问题。白天，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胳膊和腿的姿势不变。他有时候会叫……”
小丹尼爱拉·克劳斯纳不会活到三岁。很快他们就会来把他杀死，以使欧洲免遭他的破坏，以便预防希特勒“梦魇般的幻觉：令人憎恶、两腿向外弯曲的犹太杂种引诱成百上千的姑娘……黑头发的犹太青年脸上挂着撒旦似的笑，埋伏在那里，等待没有提防的姑娘，用他的血来玷污她……犹太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国籍……通过使其他民族退化不纯，降低最高人种水平……怀揣毁灭白种人的秘密目的……倘若将五千名犹太人运往瑞典，他们会在极短时间里占据所有的重要位置……毒化所有人种、国际化的犹太人。”＇4＇
但是大卫伯伯却想得不一样。他对诸如此类的痛恨观点鄙夷不屑，对庄严的高大教堂拱顶下回荡着的反犹声浪，或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