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在曾打算成为柏林花园郊区古耶路撒冷复制品的塔拉皮尤特，一座树木繁茂的宁静小山，红瓦屋顶在绿叶中若隐若现，每座别墅均给著名作家或学者提供了一个平静舒适的家。克劳斯纳伯伯有时会在轻柔的晚风中沿着小街漫步，小街后来便以克劳斯纳的名字命名，他纤细的手臂与琪波拉伯母丰满的臂膀缠绕在一起，琪波拉伯母是他的母亲、妻子、上了年纪的女儿和得力助手。他们迈着小碎步，走过建筑师科恩博格的门口，科恩博格偶尔会招租有文化讲礼貌的房客。死胡同的尽头也是塔拉皮尤特的尽头，耶路撒冷的尽头，定居地的尽头——朱迪亚沙漠那令人生畏的贫瘠山丘从这里延伸开去。远方的死海波光粼粼，如同一盘熔化的钢水。
我看见他们站在那里，站在世界尽头，荒野边缘，两人都很纤弱，像两只玩具熊，手挽着手，任耶路撒冷晚风吹拂着他们的头。松涛阵阵，干爽洁净的空气中飘浮着天竺葵花的苦味，约瑟夫伯伯身穿西装外套（他建议“西装外套”一词的希伯来语说法应该是“夹克拜特”），系着领带，脚穿拖鞋，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逸，伯母身穿一条深色花丝绸长裙，肩上披着一条灰色披肩。死海上方，蓝蓝的摩押山岭覆盖了整个宽阔的地平线，脚下是通往老城城墙的老罗马路，就在他们眼前，圆顶清真寺变成了金色，基督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和清真寺旁光塔上的新月旗沐浴在落日余晖下。城墙本身正变得灰暗沉重，他们可以看见老城上方的守望山，令约瑟夫伯伯感到如此亲切的大学建筑占据了它的顶端。还可看见橄榄山，琪波拉伯母将会葬在橄榄山山坡上，约瑟夫伯伯本人虽希望也葬在那里，但没有得到允许，因为他死的时候东耶路撒冷将被约旦管辖。
薄暮时分的光照得他那孩子般的面颊和高高的前额更加粉红。他双唇上浮动着一丝困惑、有些不知所措的微笑，仿佛一个人敲开一家房门，他本是那里的常客，通常受到热情的款待，但当房门打开后，一个陌生人突然打量他，吃惊地退缩，仿佛在问，你究竟是谁，先生，你究竟来这里干什么？
爸爸、妈妈和我会让他们在那里多站一会儿。我们不声不响地告别，走到7路公共汽车站，汽车肯定几分钟后就会从拉马特拉海尔和阿诺纳开过来，因为安息日已经结束了。7路公共汽车拉着我们开往雅法路，从那里我们乘3路汽车支线到泽弗奈亚大街，离家还有五分钟的路，妈妈会说：“他没有变化。总说一样的话、一样的故事和奇闻轶事。从我认识他之日起，他就在每个安息日重复自己。”
爸爸会说：
“你有时有点太挑剔了。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们有时都在重复自己。你也是。”
我淘气地加上杰伯廷斯基的一句诗：
“用鲜血和zhelezo，我们将升起gezho。”（约瑟夫伯伯能够滔滔不绝详细讲述杰伯廷斯基怎样遣词造句。显然，杰伯廷斯基在希伯来语中找不到geza（种族）一词的合适音韵，于是他暂时用俄文词汇zhelezo（钢铁）代替。因此就有了：“用鲜血和zhelezo/我们升起一个民族/骄傲，慷慨，强悍”，直等到朋友巴鲁赫·克鲁夫尼克出现，把zhelezo变成了希伯来文词汇yeza（汗水）：“用鲜血和汗水/我们将升起一个民族/骄傲，慷慨，强悍）。
爸爸会对我说：
“真的。有些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妈妈说：
“实际上，我想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不该有的。”
爸爸会插嘴说：
“行了。我们不说了。今天就到此结束。阿摩司，记住今天晚上你要洗个澡。洗洗头发。不洗，我不会饶过你的。干吗要饶过你？你能给我说出不洗头发的理由吗？不能？既然这样，要是你没有任何理由，最好永远也不要犟嘴，从现在开始永远记住这一点：‘我愿意’和‘我不愿意’不是理由，只能将其定义为自我放纵。顺便说一句，‘定义’一词来自拉丁文‘结束’，‘限定’，每下一次定义表示在两者之间画一条界线，把界线里面和界线外面的东西区分开来。实际上它或许和‘防护’一词有关，希伯来词汇也反映出这一特征，‘定义’（哈盖代尔）源于‘隔离墙’一词。现在请把手指甲剪一剪，把所有脏衣服扔进洗衣筐。你的内裤、衬衣，还有袜子。然后呢，穿上睡衣，喝杯可可，上床睡觉。今天就这么着了。”
【注释】
＇1＇ 热爱锡安，又译作“热爱圣山”，或“锡安之爱”，指始于19世纪80年代倡导在以色列土地上复兴犹太人生活的一场运动。
＇2＇ 阿哈德·哈阿姆（1856——1927），生于俄国，1921年定居在特拉维夫，著名犹太思想家，作家。
＇3＇ 库诺·费舍尔（1824——1907），德国著名哲学家。
＇4＇ 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科学的未来》、《以色列史》等。
＇5＇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文坛怪杰。
＇6＇ 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犹太复国主义之父，1897年巴塞尔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7＇ 斯宾诺莎（1632——1677），17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生于荷兰一个犹太商人之家，二十四岁时被开除教籍。
11
有时，离开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后，倘若时间不是太晚，我们会逗留二十来分钟或半个小时，拜访一下小街对面的邻居。我们像做贼似的潜入阿格农的住宅，没有告诉伯父母我们要去哪里，免得他们不舒服。我们去7路公共汽车站时，有时会邂逅从犹太会堂出来的阿格农先生。他会使劲儿拉住爸爸的胳膊，警告他说，要是他，即我爸爸，拒绝拜访阿格农的家，不让它一睹女士芳容，它，也就是说阿格农的家，则无缘享见她的风采。这样阿格农就给妈妈的双唇带来了微笑，爸爸会答应，说：“好啊，但只去几分钟，请阿格农先生原谅，我们不能久留，我们得回凯里姆亚伯拉罕，孩子累了，明天早晨还要上学。”
“孩子一点也不累。”我说。
阿格农先生说：
“请博士先生听听，乳臭未干的孩童口中证明了力量。”
阿格农的住宅坐落在柏树环抱的一个花园里，但为了安全起见，它背向街道而建，仿佛把面庞藏在了花园里。你在路上可看见四五个狭长的窗子。从掩映在柏木中的大门走进去，沿屋旁一条铺设的小径行走，攀上四五级台阶，在白色屋门前按响门铃，等候主人开门，等候邀请你右转登上半黑的台阶，走进阿格农先生的书房。从书房可去铺就而成的巨大屋顶平台，它俯视着朱迪亚沙漠和摩押山；或者左转，走进一个狭小而凌乱的卧室，卧室的窗子凝视着空旷的花园。
阿格农住宅从来不会充满日光，总是笼罩在某种黄昏暮霭中，飘着淡淡的咖啡和奶油茶点的气味。也许是因为我们只在安息日结束之前的傍晚才去拜访，至少直至三星出现在窗前他们才开灯。或许灯是开着的，但是耶路撒冷的电灯光是如此昏黄，有些吝啬，也许是阿格农先生在节约用电，也许是停电了，那光是煤油灯光。我至今仍然记得那种忽明忽暗，实际上我几乎可以触摸到它，窗子护栏似乎将它囚禁起来，使之更加突出。造成忽明忽暗的原因现在难以说明，甚至那时就难以说明。不管是什么原因，无论阿格农何时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那书，仿佛一群拥挤的崇拜者，身着破旧的黑色衣裳，而阿格农的形体投下不止一个影子，是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影子。这就是他在我的孩提记忆里所留的印象，至今他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在忽明忽暗中摇摆，走路时身边有三四个分离开的影子晃来晃去，那影子在他前面，右面，身后，头顶，或是脚下。
偶尔，阿格农太太用一种威严尖利的声音说些什么，有一次，阿格农先生把头微微歪向一边，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对她说：“有客人在场时，请允许我在自己家里做一家之主。一旦他们走了，你立刻就做女主人。”我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不止因为它所包含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中伤（而今我们将其界定为颠覆性的），还主要由于他所使用的“女主人”一词在希伯来文中非常罕见。多年后读他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和小贩》时，我再次偶遇此词。除阿格农先生，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使用“女主人”一词表达“家庭主妇”，尽管在说“女主人”时，他的意思不是指家庭主妇，而是略有不同。
难以知晓，毕竟，他是位拥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影子的人。
妈妈敬仰阿格农先生，我该怎么说呢，仿佛总是踮着脚尖。就连她坐在那里时，她似乎也是坐在脚尖上。阿格农本人几乎不和她说话，他似乎只和我爸爸讲话，但他和我爸爸讲话时，目光似乎在妈妈的脸上停留片刻。奇怪的是，在罕见几次和妈妈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总在回避她，转而看我，要么就是看着窗子，要么当时情形并非如此，只是以这种方式镌刻在我的想象里。活生生的记忆，像水中涟漪，抑或像瞪羚跳跃前皮肤在紧张地抖动，这活生生的记忆突如其来，瞬间以几种节奏或几个焦点在颤动，而后凝固起来，化作记忆之记忆。
1965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胡狼嗥叫的地方》问世，我战战兢兢送给阿格农先生一本，并在扉页上签名。阿格农给我写了封措辞优美的回信，谈了我的书：“你就你作品写给我的话，使我想起已经谢世的令堂。记得她曾在十五六年前从令尊那里拿了一本书给我。你大概和她一同前来。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话不多。但是她的脸庞优雅圣洁，多日在我眼前挥之不去。阿格农谨上。”
我爸爸按照阿格农的要求，在他撰写《包罗万象的城市》时，把波兰文百科全书中《布克扎克兹》一文翻译过来。他把阿格农界定为“大流散作家”时，会扭动双唇。他的故事缺乏羽翼，爸爸说，缺乏悲剧深度，甚至没有健康的笑，有的只是连珠妙语和嘲笑挖苦，即便他时而有些优美的描绘，但并不就此辍笔休憩，非得将其淹没在冗长的插科打诨和加利西亚人的机智中不可。在我看来，爸爸把阿格农的小说视为意第绪语文学的一部分。他并不喜欢意第绪语文学。他具备立陶宛人理性至上的天性，憎恨魔法、超自然和汪洋恣肆的感情主义、任何披上朦胧的浪漫主义或者神秘主义外衣的东西以及蓄意令感觉混乱并剥夺知性的东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品味才发生变化。应该承认，就像我奶奶施罗密特的死亡证明将一个死于洁癖的人记载为死于心脏病，我爸爸的简历上因而只声明他最后致力于研究佩雷茨一部不为世人所知的手稿。这些是事实。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几乎没有和爸爸讲过真实情况。他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他的童年，他的爱情，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他的父母，他哥哥的死，他自己的疾病，他的痛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痛苦。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谈过母亲的死。一个字也没谈过。我也没有让他好过，我从来不想发起可能会导致终极启示问题的谈话。倘若我开始在此写下我们——爸爸和我，没有谈及的所有事情，我能够填满两本书。爸爸留给我许多工作要做，我依然在做。
妈妈通常这样说阿格农：
“那个人见多识广。”
有一次她说：
“他为人也许不是很好，但至少明辨是非，他也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
她几乎每逢冬天都一遍又一遍地读《锁柄》集中的短篇小说。或许在里面她找到了共鸣，看见自己的忧伤和孤独。我有时也会重读《她在盛年之际》开头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说过的话：母亲在盛年之际去世。母亲三十岁那年离开了人间。母亲在世间时日不多且痛苦。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寂静笼罩着我们不幸的家；家门从来不向生人打开。母亲躺在床上，话不多。
这些话与阿格农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我妈妈的话基本相同：“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话不多。”
我自己呢，许多年后当我写题为《谁来了》的文章时，我总是想着阿格农《她在盛年之际》开篇中明显赘述的句子：“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
我母亲并非终日坐在家里，她出去的时候不少。然而她在世间时日也不多且痛苦。
“世间时日”？有时我在这些话中听到我母亲人生的二重性，绨尔扎母亲、利亚人生的二重性，以及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人生的二重性。仿佛她们也在墙上投下了不止一个影子。
多年后，基布兹胡尔达的学校需要一位文学老师，因此委员会派我到大学读文学。我鼓足勇气，按响阿格农家的门铃。（或者用阿格农的话说：“我提着自己的心去见他。”）
“可是阿格农不在家。”阿格农夫人彬彬有礼而气呼呼地说，她答复前来抢劫她丈夫宝贵时间的一群群强盗土匪时，用的都是这种方式。阿格农女主人并没有骗我，阿格农先生的确没在家里，他在外面，在屋后的花园里，他突然出现了，穿着拖鞋和一件无领无扣的背心，跟我打招呼，接着满怀疑惑地询问，可先生你是谁呢？我报上自己和父母的名字，就在那里，站在他家门阶旁。（阿格农夫人没说一句话就走进了屋里。）阿格农先生记得几年前耶路撒冷的风言风语，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你不就是那个孩子，他可怜的妈妈弃他而去，他和爸爸又相处不好，离家到基布兹生活了吗？你不就是那个经常挑蛋糕里的葡萄干，在这里遭到父母斥责的孩子吗？（我不记得这些，也不相信他说的挑葡萄干这回事，但我选择了不反驳他。）阿格农先生请我进屋，问了一会儿我在基布兹里做什么，我的读书情况（现在大学里读我的什么东西？你喜欢我哪一本书？），还打听我和谁结婚了，我妻子的家庭背景。当我告诉他，从她爸爸那边算，她是17世纪《塔木德》＇1＇ 学者和喀巴拉＇2＇ 学者以赛亚·霍洛维茨＇3＇ 的后裔时，他眼睛一亮，给我讲了两三个故事，与此同时，他已经不太耐烦了，显然是在想办法把我给打发了。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的问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