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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的张继诗中，可知他到过严州，有《题严陵钓台》诗。到过会稽，有《会稽郡楼雪霁》、《会稽秋晚》诗。也到过苏州，有《游灵岩》、《阊门即事》和这首《枫桥夜泊》诗。大约诗人在吴越漫游时，乘船停泊在苏州城外吴江上的某一个码头边歇夜。
吴江的下游就称松江，故至今合称吴松江。流过上海的这一段，现在称为苏州河。
“月落乌啼霜满天”，第一句说明了季候。霜，不可能满天，这个“霜”字应当体会作严寒；霜满天，是空气极冷的形象语。因为严寒，乌鸦都无法睡眠，所以还在啼唤。
半夜里已经月落，想必总在深秋或初冬的下弦。旅客在船中睡眠，这不是愉快舒服的睡眠，而是有羁旅之愁的睡眠。这一夜的睡眠又无人作伴，只有江上的枫树和夜渔的火光和旅人相对。这一句本来并不难解，只是把江枫和渔火二词拟人化。对愁眠，就是伴愁眠之意。后世有不解诗的人，怀疑江枫渔火怎么能对愁眠，于是附会出一种讲法，说愁眠是寒山寺对面的山名。直到现代，还有人引此说来讲此诗，大是谬误。接下去，诗人说在这样光景之下，旅客已经不容易入睡了，何况又听到苏州城外寒山寺里的钟声，镗镗地传来。这首诗是一般的赋写景物的诗，没有比兴的意义，读者也无可深入研究。
可是到了宋代，欧阳修读这首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六一诗话》中说：“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他以为三更半夜，不是打钟的时候，故诗句虽佳，却不符合现实。他的引文，误“城外”为“台下”，“夜半”为“半夜”，不知是记忆之误，还是所见者为别的文本。
对于欧阳修提出的问题，许多人都不同意。《王直方诗话》引于鹄诗：“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维山半夜钟。”又白居易诗：“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复斋漫录》引皇甫冉诗：“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蔡正孙《诗林广记》亦引温庭筠诗：“悠然旅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这些都是唐代诗人所听到的各地半夜钟声。范元实《诗眼》又从《南史》找到半夜钟的典故。《石林诗话》又证明南宋时苏州佛寺还在夜半打钟。这样，问题总算解决了，欧阳修被群众认为少见多怪。
寒山寺本来只是苏州城外一座小寺，自从张继此诗流传之后，成为一处名胜古迹。
在北宋时就有好事的慈善家捐资修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有一段记录云：普明禅院，在吴县西十里枫桥。枫桥之名远矣，杜牧诗尝及之，张继有晚泊一绝。
孙承祜尝于此建塔，迎长老僧庆来住持，凡四五十年。修饰完备，面山临水，可以游息。
旧或误为封桥，今丞相王郇公居吴门，亲笔张继一绝于石，而枫字遂正。
据此可知寒山寺在宋代为普明禅院。凡是称“禅院”的，人民习惯上都还是称之为寺。那么它应当是普明寺。但是叶梦得说：“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唐张继题城西枫桥寺诗也。”（《石林诗话》）这里又出现了枫桥寺的名称。大概寒山寺、枫桥寺都是俗名，而普明寺是正名。不过，由于张继此诗的影响太大，自唐代至今，一般人都只知道寒山寺。
枫桥，在北宋时已误为封桥。王郇公是王珪，北宋仁宗时宰相。元丰六年封郇国公。
他罢相后住在苏州，写了这首诗刻在石碑上，因此就纠正了封字之误。由此可知他写的诗题是“枫桥夜泊”而不是“夜泊松江”。关于这首诗和诗题，我们不免还有怀疑。如果张继的船就停泊在寒山寺外枫桥下，那么他听到的半夜钟声，一定就从岸上寺中发出，为什么他的诗句说是“姑苏城外寒山寺”，而且这钟声是“到”客船呢？我以为《中兴间气集》选此诗，题为《夜泊松江》，这是张继的原题。他的船并不是停泊在寒山寺下，或说枫桥下。而是离开寒山寺及枫桥还相当远的松江上。这样，第三、四句诗才符合情况。《枫桥夜泊》这个诗题，看来是宋代人改的。《全唐诗》在此诗下注云：“一作夜泊枫江。”可能这一段吴江又称枫江。后人不知，改为枫桥。由“夜泊枫江”而成为“枫桥夜泊”。
王珪写刻的《枫桥夜泊》诗碑，没有拓本传到今天，不知有无文字异同。南宋时龚明之作《中吴纪闻》，其中提到这首诗，第二句却是“江村渔火对愁眠”。到明代，王珪所写的那块碑大概已经遗失，因此由苏州书家文徵明再写一通，亦刻于石。这块碑，到了清代末年，已漫漶不清，于是由经学家俞樾（曲园）又写刻了一块诗碑。俞曲园这块碑正面写张继诗，后附跋语三行，文曰：寒山寺旧有文待诏所书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岁久漫漶。光绪丙午，筱石中丞于寺中新葺数楹，属余补书刻石。俞樾。
碑阴还刻有附记八行，文曰：
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惟次句“江枫渔火”四字，颇有可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可宝也。此诗宋王郇公曾写以刻石，今不可见。
明文待诏所书亦漫漶，江下一字不可辨。筱石中丞属余补书，姑从今本，然江村古本，不可没也。因作一诗附刻，以告观者：郇公旧墨久无存，待诏残碑不可扪。
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
俞樾
这是俞曲园写诗时对原诗文字发生了疑问，就写了这一段诗话。光绪丙午是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六年），筱石中丞是江苏巡抚陈夔龙。他也写了一段题记，刻在碑侧。正书五行，文曰：张懿孙此诗，传世颇有异同。题中枫桥，旧误作封桥。《吴郡图经续记》已据王郇公所书订正。诗中渔火，或误作渔父，雍正辑《全唐诗》所据本如此。然注云：“或作火”，则亦不以父为定本也。《中吴纪闻》载此诗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足可依据。曲园太史作诗以证明之，今而后此诗定矣。光绪丙午，余移抚三吴，偶过此寺，叹其荒废，小为修治，因刻张诗，并刻曲园诗，以质世之读此诗者。贵阳陈夔龙。
一首唐人的七言绝句，历代传抄，文字谬误，产生了这许多纠葛。俞曲园虽然说“千金一字是江村”，可是他自己却仍然写“江枫”，于是他的写本，正如陈筱石所说，从此成为定本。寒山寺因张继的诗而成为苏州著名的古迹，俞曲园的书法又为当世所重，而且俞曲园就在当年十二月逝世，这块诗碑极为中外人士所珍视，拓本流传甚广。日本旅游者，来到中国，必去寒山寺观光，顺便买一张俞曲园写的诗碑拓本回去作纪念。但是流传的拓本，只有碑面《枫桥夜泊》诗及跋语三行，碑阴及碑侧文字，向来不拓，因此我要给它们在这里做个记录，以保存这一段唐诗逸话。
一九三六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诗人张溥泉也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张溥泉的大名也是继，请现代诗人张继写唐代诗人张继的诗，给唐诗又添了一段佳话。从此，俞曲园诗碑和张溥泉诗碑并列于寺中。听说，康有为也写过这首诗，有木刻在寺中，我没有见过。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时，汉奸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伪“维新政府”。当时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社要举办大东亚博览会，想以这个名义把寒山寺诗碑运去。日本人所要的当然是俞曲园写的那一块。汉奸们不敢触怒人民，把原物送去献媚，于是请苏州石师钱荣初依原样复刻了一块。刻得极好，足以乱真。后来不知怎么。这块复制品也没有运去日本，就留在南京，至今植立在煦园里。
一首七言绝句，数百年来，为国内外人士如此爱好和重视。它又使一个荒村小寺成为千秋名胜。这是《枫桥夜泊》诗独有的光荣。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附记］
近日读郑逸梅所著《文苑花絮》，其中记张溥泉书碑事，可补此文所未详，故节录于此：吴湖帆以为俞曲园写的碑石已经残失，因此想到张溥泉亦名继，最好请他补写一石。但吴湖帆与张溥泉不相识，乃托濮一乘代请。不久，吴见报载张公逝世，甚恨请之已晚。不意过了几天，濮一乘以张公写本寄来，附函云：“此乃张公逝世前一日所写。”湖帆悲喜交集，即嘱黄怀觉选石刻之，立于寺中。
张公写此诗后，亦有跋语，今并录于此：余夙慕寒山寺胜迹，频年来往吴门，迄未一游。
湖帆先生以余名与唐代题枫桥夜泊诗者相同，嘱书此诗镌石。惟余名实取恒久之义，非妄袭诗人也。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
又，近日又见一种宋人笔记，其中记王珪写此诗碑时，正在丧服中，故未署名。今王珪所写碑已不可见，不知此说信否。俞樾写此诗后，当年即下世。张溥泉写此诗后，越日即逝。此三事巧合如此，在迷信家看来，恐寒山寺诗碑很不吉利。附记于此，以供谈助。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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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秉仁的《提要》
十二月十七日《新民晚报》第二版《文学窗》，发表了贾植芳同志谈外国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况。其中提到天主教神父善秉仁编的《中国文艺批评》把五四新文学划分为“可以公开读”、“不宜公开读”、“只能参考读”和“绝对不要读”四大类。贾植芳同志以为，要看“作品是否合乎天主教义”，用这个标准来为文学作品分类，这是一种“疏误”。
其实，并不是疏误，而正是这本书的任务。善秉仁是徐家汇天主堂的法国神父。他用法文写的《中国文艺批评》，我没有见过。但他用英文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我倒还有一本。
这本书并不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它是为天主教文化教育政策服务的。
这本书中，每一篇提要后都注明在四大类中属于哪一类。书出版后，发给全中国的天主教所办学校及文化单位，以后各图书馆购置文学书，必须参考这本《提要》。各中学图书馆，只许购藏第一类“可以公开读”的书给学生阅读。这些书被称为“洁净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署名是善秉仁神父。但事实上这本书不是他写的。这本书是许多天主教徒分别担任写稿，而由苏雪林为挂名总编辑的。苏雪林是武汉大学教授，以《棘心》一书成为著名的女作家，又以《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书成为著名的李义山研究者。抗日战争一开始，她立即捐献价值八千元的金饰物为劳军之需。一时声名大噪，又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但她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对于她是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她也不会欢迎。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住在文化广场旁边暨南大学教师宿舍。暑假中，有一天，苏雪林忽然来看我，说是抗战八年，没有会见，现在要出国了，将来也更无见面的机会，所以抽空来看望我。我问她，要到哪儿去。她说到梵蒂冈去。我问她去干什么？她说：去出家，进修道院。我对她望着，好久无话。最后，我问：“可以不去吗？”她说：“不，后天就走。”
我和苏雪林生平只见面过二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三年，我编《现代》杂志的时候，她到现代书局编辑室来看过我。第二次就是一九四八年这一次。她临走时送了我一本书，就是这一本定价美金二十五元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她告诉我：这是她受天主教会委托而主编的。
这本书不能代表法国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对我们来说，它是一本反面教材。
这一千五百种文学作品中，被列入“绝对不可读”的，除了一小部分是黄色文艺书之外，绝大部分是革命文艺书。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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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本书
《书讯报》有一个专栏，名为《我的第一本书》。编辑同志来组稿，要我也写一篇，我就一口答应了。过了好多天，才有空闲执笔，想还掉这一项文债。可是，一想，这个栏目意义不很明白。我的第一本什么书呢？可以是我读过的第一本书，也可以是我买的第一本书，也可以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估量编者之意，大约是希望我谈谈我所写的第一本书。不过，我又想，趁此机会，从三个方面都谈谈，也有趣味，可以作为我的一篇关于书的回忆记。
一九一○年，即清宣统二年，我六岁，随父母住在苏州醋库巷。过了阴历元宵节，父亲就给我举行了开蒙仪式。第二天早晨，就送我到邻居徐老夫子的私塾里。行过拜老师的大礼之后，徐老师分配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我坐下来，从新做的花布霸气书库里取出我生平所读的第一本语文读本：《千字文》。老师先读一句，我跟着照样读一句。他读了四句，就结束了一天的功课。余下来的一整天时间，就是我高声朗读这四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老师只教我读字音，不给我讲字的意义。这四句，我不到放午学，都已能背诵得滚瓜烂熟，但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元”本该是“玄”字，因为避清圣祖玄烨的讳，一切书本上所有的“玄”字，都改作“元”字。
这是我到中学三四年级才知道的。
第二天，一到学馆，第一件事就是背书，要立在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