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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九年，伐佐夫回到保加利亚，住在索菲亚，在那里继承了一个伯父的一些遗产。《轭下》就在保加利亚人民教育部所主办的《杂志》（Sbornik）上陆续发表。这个刊物还在一八九二年发表了伐佐夫的又一部著作《里洛大沙漠》，一八九三年又发表了他的《在洛陀普深山中》。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二年，他主持了《晨星月刊》（Dennitsa）的编务。一八九四年，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瓦解后，伐佐夫就当选为人民会议代表。
一八九五年，任教育部长。一八九六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新的大地》，一九○二年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卡札拉尔的女皇》。这期间，他还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及诗歌。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斯拉夫联军击溃了土耳其帝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一个诗集《胜利的雷声》。一九一九年，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看了反动的统治集团造成保加利亚人民的厄运，在怒愤的情绪下出版了诗集《它不会灭亡的》。
一九二○年，保加利亚人民盛大地庆祝了他的七十寿辰及从事创作五十年纪念。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他正在写一个剧本《宝座》，以心脏爆裂症突然逝世，九月二十八日，人民非常哀悼地在索菲亚给他举行了葬礼。
在伊凡·伐佐夫这位热爱祖国、反抗土耳其暴虐统治的民主作家一生的作品中，鲜活地反映了保加利亚的最关重要的半世纪的历史。他是这一时期的保加利亚人民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和工作都是和他的祖国的及其苦难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至今还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崇敬，而成为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家。
关于《轭下》
在再度流亡外国的期间，伊凡·伐佐夫的情绪是很苦闷的。一八七七年的全民革命的胜利的果实，不多几时就被资产阶级的独裁者篡夺了去，付出了许多代价的保加利亚人民又陷于一种新的奴役生活中，这是多么可悲的国运啊！伊凡·伐佐夫再三地回忆着当时那些参加革命的英勇人物，而尤其使他不能忘怀的，是一八七六年那次失败的起义。
住在敖得萨，在百无聊赖的心境中，伐佐夫就天天写小说，以减轻他精神上的痛苦。
他自己说：“回想到祖国可爱的生活，为了存念这被委弃了的祖国的一切，写小说成为我唯一的工作了。在流亡生活的辛酸滋味中，写小说成为我唯一的安慰了。”
《轭下》就是这些工作中最伟大最不朽的成就。
这是一部近代史的传奇小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气氛，却又是多么现实！十九世纪后半期，中东欧诸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许多文学杰作，使那些向来不为世人所注意的小国文学，成为欧洲文学的一个重点，而以这部《轭下》为典型的代表作。我们不能读保加利亚原文，因而无从欣赏它的文字之美，虽然据文学史家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对保加利亚民族语文有很大的贡献。从故事方面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部小说渗透着浓厚的自传性。故事所集中的地点，倍拉·采尔克伐，就是作者的故乡索波特，奥格涅诺夫这位可敬可爱的民族英雄，也多少有几笔是伐佐夫的自画像。他自己也说过：“我的目的是在于描写保加利亚人民的奴役生活，和革命的鼓舞人心。夜间想起的东西，很快的就把它们写下来。我以热情和兴奋，专心于这部小说，而以创造的想象力工作着。这里有许多遭遇，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与观察。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索波特的真实人物，不过用别的名字来叙述罢了。除了个人回忆所及之外，这部小说的材料来源，有些都是革命时参加工作者及目击者的故事，有些是查赫利亚·史朵扬诺伐所著《保加利亚革命别录》和史达耶那·查依莫伐所著《往事集》中所载的事实。”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有一种被称为“楚尔巴义”（Chorbaji）的资产阶级。
“楚尔巴义”原是一个土耳其字，直译起来，义为“羹人”，即为苏丹掌御膳的人。后来这个字成为一个官职名，职司军费度支，其阶级大约相当于上尉。再后来，这个名称就被用以称呼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农村中的大户，因为那时还没有客栈这种设备，村中来了不速之客，就由这种大户负责招待。因此，久而久之，凡有钱的地主，商人或工厂主，均被称为“楚尔巴义”，而这个字乃成为保加利亚人的一个阶级称谓了。楚尔巴义阶级，因为是一种资产阶级，当然都是保守的。所以，在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中，进步人士都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最有问题。他们不热心于革命，有些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而不惜出卖革命工作者。但伐佐夫在这部小说中却替这个阶级作了辩护，至少他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并不全是叛背祖国的反革命分子：马柯就是一个典型的进步人物，姚尔丹虽然是个反动的楚尔巴义，但他的女儿和儿子都走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由于伐佐夫对楚尔巴义阶级的原谅与推爱，但这种辩护也仅仅限于对异族异教的土耳其统治者斗争的时期，因为在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统治之下，就没有什么楚尔巴义与劳苦的人民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关于这个译本
对于我，《轭下》是一部久已闻名了的作品。早在二十年前，从倍蔻（E．A．Baker）的《英文本最佳小说指南》中知道有一个英译本，收在爱德门·戈斯（EdmondGosse）给海尼曼书局编的《国际文学丛书》中。出版年月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查此书的保加利亚原文单行本，第一部出版于一八八九年，第二部及第三部出版于一八九○年，可知英译本是原书出版后第三年就有了，但是这个英译本却多年未能得到。一九三五年，在郑振铎先生所编《世界文库》中，见到沈雁冰先生的译此书的预告，可是一直到《世界文库》停刊，还未见沈先生的译文。一九四六年，我忽然在上海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这个英译本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修订新版本，里封面上有沈雁冰先生的签名与印章，这必然是沈先生曾经计划据以翻译的那个本子，不幸在流徙中散失出来的。
我把这个本子买回家，一气读完了，就很想把它翻译出来。但是那时候，一则自己没有空闲，二则出版界正在低气压中，无法实现我的理想。直到去年，我想在暑假里做些工作，就向文化工作社提出了这个计划。由于他们的赞成和资助，我才能从五月中旬起动笔翻译这部名著。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关于土耳其或保加利亚的历史，风俗，服饰及专有名词，不易了解或不知该如何达意。英译本虽有少许注解，还嫌不够。适巧国际书店运到了一九五○年莫斯科出版的俄译本《伐佐夫选集》，全书两卷，第一卷是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第二卷就是《轭下》。这个俄译本《轭下》卷末附有较多的注解，我就请凌渭民先生翻译出来，参考了英译本的注解分别加在我的译文里。
但是，还嫌不够，还有许多地方会引起我们的疑问。由于吕叔湘先生的介绍，我把几条疑问写给在清华大学留学的保加利亚学生祁密珈女士（MilkaKitavaIvanova），承她逐一解释清楚了。七月十六日，祁密珈女士和她的同学贾密流先生（MlilioNedjalkovKatsarov）到上海来玩，他们从百忙中分出一个晚上的时间，使我有了晤谈的机会。在这一次的会晤中，通过钟梫同志的翻译，我很感激他们帮助我多改正了几条注解，多解决了些疑问。但是，我们还搁起了一些问题，因为，据他们说，这一代的保加利亚青年，已经不很熟悉当时土耳其羁轭下的社会情况了。
十月四日，他们从北京给我一封信，通知我：他们已给我介绍了保加利亚文化访问团的两位团长：诗人季米特尔·伯列扬诺夫（DimitrPolyanov）和小说家乔治·卡拉斯拉沃夫（GeorgiKaraslavov）。他们听说已有人在翻译这部人民文学的杰作，非常高兴，希望到上海来的时候，有机会看到我。果然，十月十六日，我接到锦江饭店的电话，说有保加利亚文化访问团团长邀我去谈谈。我就把许多问题整理了一下，即晚就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乔治·卡拉斯拉沃夫先生。承周而复先生给我请了一位工作同志来当翻译（很抱歉，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姓名），因而我们可以毫不感到隔阂地解决了许多未决的疑问，并且还连带地交换了一些别的观感。卡拉斯拉沃夫先生对于《轭下》这部书很熟，有几节还能背诵出来，我相信他的解释是最可靠的。他对于我翻译这部小说，表示了热忱的谢意，他说这是促进中保两国文化友好的一件切实的工作。我觉得非常当不起他的赞扬，因为我只能从英文转译他们的名著，这已经是一嚼再嚼的哺食工作了。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五十年前有过一个很好的英文译本，是作者伐佐夫所满意的。我告诉他：我现在所用的一定就是这个英译本，因为，据我所知，恐怕这是唯一的英译本了。他说，那就好了，他相信这个译本跟原本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十一月中旬，我的译本全部脱稿了。但注释与润文，直到此刻校对排样的时候，还在增删或改易。也许初版本印出之后，由于读者的指正，我还得加以修饰。现在所有的许多注释，除了上文所提起过的各方面的帮助之外，有一部分是我自己找材料添加的，因为已经分别不清楚，所以也不再逐一说明出处。我希望读者对本书正文的每一句，都不会发生疑问，所以尽可能地加了注释。万一读者认为还有不可解的地方，希望提出指教。
我曾经把英译本、俄译本及保加利亚文原本比对过，发现英译本的分章与俄文本保文本不同，而俄文本却与保文本全同。第一部，保文本有三十五章，而英译本仅二十七章；第二部，保文本有三十七章，而英译本仅二十章；第三部，保文本仅十六章，而英译本却有十七章。这是因为英译本把原本较短的几章并合了起来，内容方面似乎并未有所删节，因为俄译本的注释大部分都可以配合在英译本上，但俄译本注释所指出的章次常常与英译本不同，这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了。
我在这里把这部小说的翻译经过情形详细地写下来，为的是要向上文提起过的那些人致谢，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给了我热心的帮助，而我所做出来的恐怕还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工作，这是我又感激又惭愧的。最后，我还要把这个拙劣的译本呈献给沈雁冰先生，因为我利用了他的书，不自量力地替他做了他曾经想做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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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明月汉时关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著名绝句，当时已经为旗亭所传唱，以后的唐诗选本里差不多都选了它，现在初级中学一年级的文学课本里也把它选了进去，可知它真是一首历来为广大人民喜爱的作品。
欣赏古典诗歌，也正如欣赏一切文学作品一样，我们通常总是从它直接传达给我们的因素来作初步估价的。诗是音乐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我们吟诵一首诗，首先注意的当然是它的音乐效果，也就是它的音调，正如听人家唱歌，有时还没有知道那歌辞的内容，就已经觉得那个歌很好听了。王昌龄这首诗的音调非常高亢，因而能充分表现塞上健儿的悲壮激烈的感情。从诗的技巧上来说，这首诗之所以能使读者高唱入云，主要的恐怕在于作者将第二句写成了拗句，使第三句更显得低沉，因此也就使第四句的音调更加高昂起来了。
可是，光是音调高亢，还不能使它成为一首好诗。因此我们就要注意它直接传达给我们的第二个因素，那就是它的主题思想。王昌龄这言诗的主题思想一读就可以了解，并不隐晦，而且这主题思想也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意义，一般说来，也还是唐代诗人常作的边塞诗的内容。我这样一说，你一定要问，那么这首诗到底好在哪里呢。我说，好在主题思想的表现手法。一首七绝，总共二十八个字，本来容不下很复杂的思想内容。可是尽管你只有一点点平常得很的思想，如果能施以高度的艺术处理，就能使它成为一首突出的好诗。
我们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研究，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历来关于这首诗的评论都集中在第一二句。从文字看，第一句和第二句都很明白易懂，但第一句和第二句的关系，却是众论纷纷，成为未有定论的争点。
明代诗人李于鳞选唐诗，认为这首诗是唐代七言绝句中压卷之作。这样一推崇，引起了明清以来许多诗评家的议论。王世贞首先作了一个解译：“李于鳞言唐人绝句当以秦时明月汉时关压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极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当别为去取，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艺苑巵言）王世贞的意思以为这首诗好在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之间，所以它不落意解，就是说不能从字句上去解释，所以好。这种欣赏方法，不用说我们今天大不赞同，就是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少异议。这二十八个字，到底是什么地方可解不可解呢？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