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统被排成“併肩”，真为之投笔长叹！不知这两个人的肩膀怎样“併”法。
还有一个“嚇”字，本来是从口，赫音。北方人原来也读作赫，不过在“嚇了我一跳”之类的场合，由于方言音转，变成为“下”音。现在简笔成“吓”字，于是大家势必一律读成“下”音，凡“恐嚇”，“惊嚇”的“嚇”都成为“吓”。
其实这等场合北方人亦并不说成“恐吓”，“惊吓”也。
宋元俗字，简笔甚多，但是我读“元刊古今杂剧”和“缪刻京本通俗小说”，并不困难，倒是读我自己文章的校样，几乎每页都有怔住的地方，这是什么道理，我请求文化领导同志再考虑一下。如果丝毫不顾六书旧传统，任意无规则地创造简笔字，恐怕终不是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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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三
副刊文章，限于篇幅，以短为宜。如果写长了，便该分做几段。作者不分，编者也定会分的。我昨天写了一篇“倒绷孩儿”，有“第一”而无“第二”，大家以为我写到底下忘了上文，未完而完，不了而了。其实不然，我深知编辑工作的甘苦，为了不使编者为难，故意把文章分做两篇，题目也分做两个，反正读者同志看下去，自然知道我刚才不过喝一口茶休息一下而已。
且说我的“倒绷孩儿”之感，第二个原因似乎是近来人们写文章，不很继承民族语文传统。例如“失慎”二字，向来用以代替“失火”，现在却往往被用来作“不慎”解。
“被单”、“褥单”原是两样东西，但我写了“褥单”，校对同志却给我改为“被单”，把垫的改成盖的。去年解放日报有一段消息，报道艾登下台以后，怎样冷落地乘轮去国。
没有人向他“告别”，连女皇也只派了一个不重要的人送一封信给他“告别”。这一段文章中一共用了三四次“告别”，全都是“送行”之误。可见“告别”二字在青年文人的观念中已经作“送行”解，而不作“辞行”解了。诸如此类，可谓“数见不鲜”。我不知人家如何感想，在我这顽固脑筋中，却以为不妙。词语涵义，逐时改变，本来是语文普通现象，但总不该这样变法，变也得从继承中去发展，不该割断传统，创造新义。
我近来愈加感觉到文化传统之可贵，也愈加体会到文化人非继承传统不易创造。目前有许多事情，大家以为是一种创始，其实却是早已有人说过做过的了。评论古典文学，“琵琶记”也好，“孔雀东南飞”也好，种种新颖的见解，如果广泛地一查旧籍，就可以发现从前人大都已说过。又如今天报载浙江林业厅发现萧山芦竹可以造纸，其实这也并不是一件新发现，如果知道一些造纸的历史，就应该记得天下最早的纸是古埃及的芦纸，据说日本也还在造芦草纸，那么我们正应该在这基础上去试制萧山芦纸，比从头研究起，方便得多了。
外国语也使我们目前的语文受到不少坏影响，这可以算是我有“倒绷孩儿”之感的第三个原因。国际文化交流的结果，使每一种民族语文都不免要受到外国语的影响，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也并不悲观，甚至还很欢迎，我因为向来主张祖国语言应该尽可能地欧化（或外化）些。但我不赞成把简单话说成繁复，把直捷话说成曲折，把聪明话说得很笨拙。举三个例子：（一）“我怎样教生物学”这一句，现在人往往爱写成“我是怎样教生物学的”。（二）我在自己的译文中发现过一句：“她用手做了一个姿势”，当下大吃一惊，哪有这样的笨话！真是给外国语带累了，赶忙改成“她打了一个手势”。
（三）去年曾在报上看到一个“阶级式的计划”，简直不懂这是什么形式的计划。仔细一研究全文，原来是苏联专家给我们某一工程作出了一个分成几个阶级的建设方案。幸而稍稍懂一些外文，知道这里的“阶级式”一定就是“阶段”或“步骤”之意。
以上这种词句，在译文中最多遇到，我自己也还不免。不懂外文而读惯这种译文的人笔下创作出来的中文，有时更变本加厉，这一情况，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纠正。现在青年写文章，这种句法甚多，他们往往忘记了说“他戴上帽子”，总得写成“他把帽子戴在头上”。知识分子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可笑，读给老百姓听，他们就会觉得这不是中国话了。我不赞成的是这样的外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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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谈戏
这两天戏剧工作同志鸣得非常热闹，我在报纸上看到这许多内部矛盾的暴露，相信剧运前途不久必可转进到一个更光明灿烂的阶段。我对戏剧是个十足的外行，没有资格凑热闹提意见。但案上的戏剧是我的文学专业中的一部分，场上的戏剧又是我的文娱之一，这样我就不能说和戏剧毫不相干，所以我想以戏剧的读者和观众的身分来谈谈我的感想。
先谈剧本。剧本有两种用处，第一是供给演员排戏用，第二是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供给喜爱文学的读者阅读用。解放以来，剧本的创作的确不多，每个剧团都闹剧本荒，据说是剧作者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不高，不敢写剧本。但我有两点不解：（一）为什么小说家居然能自信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已够高了，居然能写出好几十部成功的作品来，我们的剧作家为什么这样谦虚呢？（二）戏剧领导者对于创作的剧本为什么要求到这样高。
既然“封神榜”、“西厢记”、“琵琶记”可以演出，难道我们今天剧作家所创造的剧本的思想性还赶不工它们吗。我并不是把这些古典剧本作为思想性最落后的例子，而是要指出这种厚古薄今的观念是非常妨碍文艺创造的，这不单是戏剧如此，文学方面也不是没有这种现象。我以为一个应该被淘汰的剧本，总得在观众的意见之下自然被淘汰，而不该在排演之前就被闷死在一些不必要的顾虑之下。当然，我也并不主张每一个坏剧本都得有演出的机会。
作为文学读物的剧本，解放以来出版得真是太少了。我想这是图书发行机构及出版社应该共同负责的。出版社不肯出剧本，因为发行机构说剧本没有销路，于是这件事情的主要关键就在发行机构方面了。我相信剧本的销路不太大，但也不至于“没有”销路。
从营业观点来说，出剧本也决不会是亏本生意，要不然，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资本主义的私营出版社为什么倒着实出过一些剧本呢？别的我不很清楚，洪深先生的“五奎桥”，二十年前收在我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当时也卖了五六千册，这数字已经比一般的小说为高了。过去的出版社，无从计划发行，也不可能主动推销，可是它们接受一个好剧本的时候，却并不考虑到能不能赚钱，最多只考虑到能不能保本。因为明知道这是销路不大的作品，但也觉得是应该出版的。我想这一点至少是比现在的情况好些。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图书发行机构能主动地掌握一部分销路，本来应该更有助于剧本的出版，可是它们并不这样做，它们似乎要等到剧本能赚大钱的时候才欢迎剧本，于是剧本的出版希望被扼杀了。我还要顺便提一提，不单是剧本，诗也如此。我们出版的文学作品，好像只有小说，小说，小说……。
最奇怪的是苏联剧本，无论在出版或演出方面，也是那样地不被重视。苏联戏剧在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上贡献出的功绩，大大地超过了苏联的小说，如果和惊险小说比起来，那距离就更远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界却非常欢迎苏联的惊险小说，而不怎样重视苏联剧本。我以为向苏联学习，应该从最好的学起。解放以后出版的苏联剧本，品种反而比解放以前为少，这又从何说起？
苏联戏剧之很少演出，这是由于我们话剧不振的关系。要消灭这一现象，当然首先要大力发扬话剧。我们的话剧运动，如果从“春柳社”算起，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有传统的了。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戏剧工作者，即使是搞民族戏剧的人，思想上大都承认话剧是新时代的主要剧种，为许多次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抗日战争服务，而获得光荣成绩的，也主要是话剧。但近年来，话剧的情况却一蹶不振，好像它不在民族戏剧传统之内了。毛主席对诗歌工作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我们对戏剧似乎也应当有同样看法。今天我们的戏剧，只有京戏和话剧是有全民性的。
我个人主张以话剧为主，京戏为辅。但也愿意退一步，承认二者共存共荣。至于其他一切地方戏，不妨环绕着这二者争鸣斗胜。如果它们中间有能够发展成为全民性的，那就给以更多的支持，成鼎足之势。但这必须是观众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领导上的偏爱和硬撑（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这里又牵涉到一个人民看戏的方式问题。我觉得现在看戏好像是被配给的。一个个剧团，一个个戏院，都排好了程序，观众只能依照这个程序去看戏，无法自由选择。这样就可能过分支持了某一戏种，也可能对另一戏种帮助不够，而无法看出人民的真正好恶，这是于戏剧的百家争鸣有妨碍的。
我并不轻视任何一种地方戏，但我还主张我们应该在许多戏剧中分别主从。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总该有几个戏种固定的戏剧。通年专演话剧和京剧，或者至少每年演两个戏剧季。我现在竟弄不明白人民大舞台是个什么戏剧院，长江剧场又是个什么戏院。
我想非但我们观众感到不方便，恐怕剧团里的同志们也不很愉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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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与德
衡量人品的标准，大致不外乎“才”与“德”。才有通才，有专才；德有盛德，有美德。通才与盛德，可说全面发展，专才与美德，仅是一节之长。具有通才或盛德，已极不易，才德兼备，更是难得。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并不尖锐，人民缺少磨练才能的机会。离乱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剧烈，非有才能不易生存，但为了逞才能以求生存，德操便不免会沾些瑕疵了。
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们传统的盛德以上了。这一方策本来不坏，如果所有领导干部都具有这样高的德行，才虽不足，亦决不致偾事。因为一般的说来，有才无德的人较多，有德无才的人较少。具有共产主义品德的干部，我相信他决不在中才以下。
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父子之亲，而有协议离弃的文书；师道之尊，而有渔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长。这些人距离共产主义品德，似乎甚远，虽说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
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汉武帝刘徹，在元封五年，因为文武臣僚不够用，故下诏求人才。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马是不容易驯服的，有才干的人往往是被一般人所指摘的，但汉武帝并不因此而不用此马此人，因为他自信有能力驾御得了，可以用其所长，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为突出。他下过三个命令，要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说：“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应该由地方官吏保举出来，使他“得而用之”。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百废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甚于“德”。尚书说命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亦就是说，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评薪评级也。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顶事。
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见，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领导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一定自认不如一个老农民的。现在改两句龚定庵的诗，以结束这一点点感想罢：“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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