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一起去爬塔，看看城郊景色，确是比玩纸旗有意义得多。不过城里的人对登高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兴趣，大家尽管都知道重阳是登高佳节，可是真正来实行登高的，却只有我们这几个好事的中学生，因而我们总不免感到一些寂寞。
及至读到唐诗，才知道重阳节日还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叫做插茱萸。王维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现在初中一年级学生都能读到了，但我却在十七八岁时才读到。茱萸是哪一种花木，我到今天也还不知道。现在文学课本上的注，也只说是“一种植物”，没说明到底是哪一种植物，也没有说明这种植物怎样插法。我当年读这一首诗时，有一个很天真的体会，以为茱萸是一种草本或木本的植物，每逢重阳节，家家都仿清明植树之例，每人该种一株。
王维因为自己在异乡作客，因而想到家里今年少一个人种茱萸了。这种想法，不是毫无根据，可以说是从这句诗的文字上直觉得来的。即如现在初中文学课本上的注释，也还把这两句诗解作：“今天我在远处想到你们在登高，个个应景插茱萸……”底下又注释道：“古代习俗，九月九日要登高，要插茱萸，据说插茱萸能避灾疫。”关于茱萸怎样插法，也没有说明白，恐怕有不少中学生会像我一样，把它想象做清明植树，重阳植茱萸呢。
根据续齐谐记所说，桓景一家人的手臂上都挂一个红绸袋，袋里装满了茱萸。可是到了齐梁时候，似乎只是妇人才佩这种茱萸囊，而不是人人都得挂了。到了唐代，这风俗似乎又恢复到东汉时代的办法，一家人都和茱萸发生关系，不过不是手臂上挂茱萸袋，而是插茱萸了。到底插在什么地方呢？查李白诗曰：“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朱熹词曰：“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原来是插在鬓边或头上。这样才明白了王维的诗，同时也明白了唐代的风俗。到了重阳节日，每人头上都得插戴些茱萸，并不是集体植树之意也。
不过疑问还有。到底这插戴的茱萸是花呢，是叶呢，还是果实，在唐宋人的诗词中还看不出来。查图经本草云：“吴茱萸今处处有之。江浙蜀汉尤多。木高丈余，皮色青绿，似椿而阔厚，三月开花，红紫色，七月八月结实，似椒子，嫩时微黄，至成熟则深紫。”又风土记曰：“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这样看来，插头的原来是茱萸子，或者说是球果，决不可能是花也。遗憾的是，唐宋人既说这种植物是“处处有之，江浙蜀汉尤多”，而我却至今还不认得，真该为“儒者所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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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原和知识分子
十八日文汇报“读者的话”栏内记载了夏原的事情，读后不免有点感想。我并不认识夏原，但记得在抗战时期看到过十几张以贵州苗家生活为题材的木刻，那作者署名是夏原，当时的印象觉得也还不坏。如果今天在劳动教养所里的夏原就是青年从事木刻艺术工作的夏原，我想陈道怡君为他老师的呼吁是应该的。
从编者的按语看来，可以明白夏原之所以被送进劳动教养所当作游民处理，主要是由于他的自高自大发展得太突出了，以致被目为一个空虚而颓废的艺术家，甚至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家。这件事实本身，当然是夏原自己应该负首要的责任，他的处世态度一定有些缺点，使别人无法帮助他。
我的感想是因夏原而联系到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这问题有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一般地说来，自高自大当然不是美德，它不但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容易影响别人的进步。可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无可讳言地，自高自大的现象却普遍地存在着，有不少知识分子，别的品德都不坏，却偏偏犯了自高自大的毛病，为群众所不满，尤其为领导所头痛。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我们应该深入了解一下，找出它的根源来，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据我的看法，自高自大大多是自尊心的恶化发展。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工作者，凭他自己的学养，常常容易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的成就。自己的尺度愈严，对别人成就的菲薄也愈甚。有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尽管瞧不起别人的成就，要是叫他自己动手，也“拿不出真货色来”，然而他还是瞧不起别人的，这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同样的高。人家以为他的态度是“人不如我”，事实上应该理解做“人不如我的理想”。
因此，自高自大的发展，往往是不自觉的。唯有能够从自己的甘苦中体会到别人的甘苦，才能养成“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杜甫的胸襟。但这却并不容易，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很少能达到这个境界。
正因为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发展，所以应该采取极自然的教育方法，以消弭于无形。
如果采取打击他的自尊心的方法，我以为是毫无好处的。它反而只会促成这自尊心的狂妄发展，以非常突出的自高自大态度来敌对思想改造。或者另外也有一些人，当他的自尊心完全被打垮之后，态度大变，非但丝毫不再自高自大，简直自卑自小到极度，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对一切都欣然同意，对一切都恭维一阵。这一种人的思想状况，分析起来，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个是真的完全失却了自信心，心灵整个麻痹了，只求适应他的生活环境，以取得生存；另一个是把他的自高自大转为向内发展，表现做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我以为，不管他是属于哪一类型，都是戕贼了他的个性，无形中也妨碍了社会的进步。
我所谓极自然的教育方法，就是给他以工作。一切人都能从适当的工作中受到教育。
这里最重要的是“适当的”这一条件。对于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如果给他以超过他的能力的工作，这是对他讽刺，也等于打击。如果给他以他的能力以下的工作，这是培养他的自高自大，无补于事。一定要适当的工作，使他不能不努力去做。他既不轻视这工作，也不憎畏这工作，他就不会再自高自大了。
自高自大虽然从自尊心发展而成，但自尊心与自高自大却截然是两个东西。我们要消弭的是自高自大，可不必连自尊心都一起铲除。夏原如果从前确是个非常自高自大的人，可是“几年来，他到处奔走，要求职业，连机关的传达都乐于去做。”这说明他的自高自大已经消耗到连一个艺术家的自信心都崩溃了，然而人们还把他当作一个游民处理，这又怎么能怪他要认为是“宗派主义的排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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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
语言文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社会安定的时候，它也是安定的，很少变动，但是在政治社会起了一个大变动的时候，它也立刻跟着来一次大变动。近百年来，我们的社会变动得很大，因而我们的语言文字的变动也特别大。鸦片战争以后，舶来了大批新名词，它们使我们的散文乃至诗歌，改变了面貌，饮冰室文和人境庐诗是其典型的例子。
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诗代替了旧诗，当时以为这一变动似乎是最大的了，但从今天看来，也还只是一种书面语文的改革，其影响还没有波动到口头语言。
解放以来，语言文字的变动才是真大，非但今天的白话文已不是五四时代的白语文，连今天的口头语也已不是五四时代的口头语了。例如“坦白”，“靠拢”，“支援”，“联系”，“打通思想”，“克服困难”，“如所周知”，“做好准备”，这些都已经成为目前每个人的口头语，现在讲的时候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想一想，就可以发现这些词语所代表的思想情况，在从前是很难适当地表达出来的。我最欣赏“坦白”这个词语。这不知是谁的天才创造。他把一个状词用成动词，像我们这些被旧的语文习惯拖住辫子的人，决不敢作这样的尝试。可是这个词语帮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小的困难。在这个词语未诞生以前，我们常常用“招认”，“供认”，或“招供”，这些词都像用在罪犯身上的，在非罪犯身上就不适当。或者用“承认”，意义似乎又轻淡了些。倘若用“忏悔”，又像是一个教友的口气了。现在我们都用“坦白”，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有此新词语，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意义似乎仅限于一方面，否定的或肯定的，但用到后来，似乎就泯灭了这一区别。例如“一贯”这个词语，最初只用在否定的意义上。
譬如说某人一贯的不重视劳动，或一贯的做小广播，或一贯的与人民为敌。但是当我们有一天看到报上出现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一贯的爱好和平的”，这才觉得这个词语的倾向性在改变了。再举一个例子，“高度的”这一个状词，一向似乎专用在肯定的事物状态上的，例如高度的爱国主义，高度的艺术性等等，但最近我又发现了一句：“当时残酷的官吏高度的剥削人民”，于是我对这一个状词又得另眼相看了。
“现潮这一个词语，我看见过好几次，总觉得有点古怪。这个词语在从前很少人用得到，只有人民警察才常常用到它。这是指事故发生后的当场情况，例如室内发生了谋杀案，那么在尸体未移动，室内一切器物未改变出事时的位置的时候，就叫做现常可是这个词语，现在却变成“场地”的意义了。
我在北京阜成门外看到过一块大木牌，写着“现场不准吸烟”，过去一看，才知是一个建筑工地，写着禁止工人吸烟的，那里边并没有发生工伤事故。这一类的语文现象目前也存在着很多，也许是它们变得太左倾了，也许是我的接受性太右倾了。
有一个新词语，却使我感到很为难。五四运动叫我们把“拙荆”，“贱内”，“内人”，“内子”，“老婆”，“家斜，“屋里”以及“阿大的娘”一概废弃，改用“太太”。现在大家都不说“太太”了，现在叫做“爱人”。这个名词，不知怎的，我这张五十多岁的嘴巴里，总是叫不出来。听见七十多岁的人在把他的尊夫人叫作“爱人”，我真是衷心地佩服不已。我没有勇气用这个名词，一半固然因为它似乎太青年性了，中年以上的人用起来有点“肉麻当有趣”，另外一半理由却是以为它的意义不够明确。从逻辑上来看，“爱人”不一定是“妻”，尽管你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男子除了“妻”以外不再有“爱人”。但是我们如果向一位国际友人介绍自己的妻子，说这是“我的爱人”，他一定会怀疑，或者竟要偷偷地打听一下，这位女客到底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外室？或者他会诧异，怎么中国人竟把他的外妇公然介绍给人家，这倒是社交上少有的事。
年轻人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尴尬。“爱人”可以是妻子，也可以是未婚妻，也可以是“女朋友”。如果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称他的妻子为“太太”，确是反而有点少年老成。
我个人虽然不很赞成，也不习惯“爱人”这个名词，但也不抹杀它的好处。它的好处是男女双方都可以使用。五四运动虽然把“太太”这个名词普遍化和平民化，但它只解决了一个问题的片面。妻子称丈夫没有变成“老爷”。而“先生”这个名词似乎又不受女界的欢迎，很少采用。因而一方面虽然叫她为“太太”，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他”或“阿大的爷”。“爱人”这一名词既然双方都可用得，这就可见解放以后祖国语言的改革，确是照顾到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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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根司小说中的旅店B
B本文所用“旅店”，是英语inn的译文；“酒店”是Tavern的译文，都是一种小客栈，管住宿，管饮食。现代所谓Hotel，则译作“旅馆”，兼营饮食者，则译作“大饭店”。
英国的驿车制度，可以说是世界上古代交通事业的好榜样。十八、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常常在作品中提到旅途上打尖和歇夜的旅店，都以为这是享受安闲舒服的好地方。
约翰逊博士甚至说过：“一只旅店里的靠背椅是人生快乐的宝座。”他还说：“一个好的旅店或小酒店乃是人们设计出来的最使人感到愉快的地方。”
海乐特的《格言集》中也有一句：
让世界纷纷扰扰，我自在旅店里逍遥。
散文家特昆赛还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英国邮车》来赞扬英国的邮车驿站。我每次读了英国作家的这些叙述，总觉得我们的古代交通旅行设施比他们差得很远。但是，从火车出现之后，驿车很快地被淘汰了，接着被淘汰的就是沿着驿路供旅客打尖歇夜的旅店和酒店。
狄根司的时代，正是英国驿车交通最繁荣的时代。以伦敦为集中点，从全国各城市各乡镇来的驿车，一日之间，何止千乘？所经由的道路，其干线就有十几条之多。这些路上的旅店、酒店，有许多是很负盛名，为旅客所津津乐道的。它们或则历史悠久，或则以美酒佳肴著名，或则以招待殷勤，宾至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