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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广院十大人物，那是三剑客自行评定的，因此自然老C、老Q、老S排在八至十位。我们与其他七大人物基本没有交流，除了三号人物——阿杜先生。
阿杜先生在广院名气之大，这么说吧，假如你想和某个陌生美眉搭讪，而又空有勇气却找不到话题，那么不必慌张，聊阿杜先生吧！
阿杜先生极有个性，快四十了单身一个，讲起课来激情飞扬，极有才华与思想，只是因为思维超过表达速度，往往有些口吃。记得上他第一堂课，他的一句极快的极有特色韵律的“甚（shèn）么是艺术？”就让大家传颂了半年，他讲课时那种紧张的神态相当可爱，那紧张不是一般的紧张，而是思维不断地催促他的表达促使其脸部呈现出奇特的紧张的表情。阿杜先生在广院时间不长，但他教过的学生似乎已经成为广院之最，和他在核桃林打牌时不断有学生上前跟他打招呼：杜老师，又打牌啊！这自然和他上的课基本都是大课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杜老师喜欢在课外和学生交流，他对自己教过的学生（尤其是漂亮女生）记忆特别强，哪个专业的叫什么名儿哪年教的教的什么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每天没课时他就骑着他那辆博士车（破车的别名）在核桃林等本属于同学们的地盘转来转去，眼睛睁得比牛还大，一旦发现一个认识的学生，马上就利用一副能唱意大利歌剧的好嗓子吆喝起来，闹得方圆十里的人都能听见，迫于舆论压力，被叫的同学不得不乖乖地走过去说：杜老师好。于是先生闲话不说，掏出他的思想利剑就砍。砍来砍去的，砍得他的学生明显分成两拨，一拨被他砍烦了或者砍怕了，远远看见他就跑，生怕被他发现了拉住要挨砍，这一拨为先生学生的多数派，还有一些少数派则比较喜欢挨他的砍，或者觉得好玩或者觉得挺受启发，因此主动跑上前去伸出脖子说：砍吧，多谢！（ 注：阿杜先生大名发音特别像粤语里的“多谢”，就是香港歌手们开演唱会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因此我们在背后除了称呼其为阿杜之外，就是叫他“多谢”。）
此类主动请砍的人不多，而且容易被另外多数的同学认为与先生同为“变态”，不过三剑客不在乎这些，三人未曾有缘在北大上过课，但都感觉阿杜先生身上有些传说中的北大风范——虽然先生也许远远不能与诸多北大教授相提并论。于是三人与先生混得特熟，先生也及其亲切地称呼我们仨为“小伙子”，假如你在广院核桃林突然听见背后一声刺破云霄的大吼：小伙子——！尽管你是个男生并且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三个字，你也不需要回头，那是一个大龄愤青（大粪）在给另外三个小龄愤青（小便？）打招呼呢！就凭这一声震动整个核桃林的怒吼，给阿杜先生评上广院十大人物也不为过。老Q有一日在核桃林坐得豪兴大发，突然想学阿杜先生这一句惊天怒吼以提高回头率，于是以吃奶力气大喊：小伙之——！没办法，平翘舌不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回头率竟然比杜先生还高，这点让老Q颇为得意。三剑客很看重回头率，经常干这种事，比如铃声响时，教学楼前人人加快脚步唯恐被记迟到，三人突然一起撑破喉咙齐声大喊：巴尔扎克！这句从《小裁缝》学来的四川方言往往能让那些迟到的同学百忙中抽出时间回头看我们一眼，于是三剑客便在数十双眼睛的注视下齐声哈哈大笑——难怪人们说我们仨变态。
与阿杜先生的交情自然也是在非典时期开始的。那会儿阳光明媚，四人总是坐上核桃林的石凳，躲在核桃树的荫庇下，一边听蝉鸣，一边赏美女，一边论大势。先生每到兴处，便站起来爬上老Q的宝马，绕核桃林狂奔一圈，回来后立即接着用那把血迹未干的利剑朝我们仨砍来。
2003年端午节，我们像往常一样在核桃林与先生会合，老Q问：杜老师吃粽子了吗？节怎么过啊？结果先生脸一沉，说：看我穿的什么衣服。三人抬头一看，背心正中赫然三个字：新青年。我一惊，马上想今天是几月几号？政治觉悟最高的老C立刻反应过来，说，14年了。爱好诗歌的老C终于不用再对着我和老Q弹琴，阿杜先生经常对老C的诗进行点评，甚至给老C取个外号叫诗人，有时兴起，先生也大声朗诵几首当年他自己的力作，并不时感叹：老了老了。先生经常给我们提起他正在写的一本书，用来评副教授的，关于大众媒介批判，可是等到后来终于出版的时候他却不愿给我们看，他说这是生活所迫，写的不是他最想说的话，都是瞎扯淡，所以不想让我们看。我想起某老师给老Q送的一本由其署名但由其学生写就的书，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着：请李XX同学指正。
除了政治、文学等是四人间最多的话题外，有时我们也聊聊比较轻松的东西，比如爱情。先生看人极准，他在和我们仨聊了两三次后马上对三人作出定性分析，认为老C已然超脱，只有他伤害女人（如果有女人傻到要追他的话），没有女人伤害他；并将我定性为“多情种子”，说我将被某些女人伤害，同时也伤害某些女人；至于老Q，境界最低，只有挨宰的份儿。关于爱情，有一个问题先生极爱提问我们，那就是：假如你发现自己的妻子或者女朋友不是处女，你会怎样？我们当然是说些富丽堂皇的话，诸如爱情不在乎处不处膜不膜的，过去的已然过去，未来最重要，就算心里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就忍了吧！结果阿杜先生反问：你真的能做到吗？这下我们就语塞了——先生的语气让我们怀疑他以前是不是受过这方面的打击。
老Q对阿杜先生这方面的历史特感兴趣，总是试图从先生嘴里套出点什么信息。比如经常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是不想还是找不着人？打不打算结婚？令尊没有意见吗？于是阿杜先生充分发挥他的瞎编乱造的本领，昨天说结婚会让他失去自由，而自由就是他的生命，今天又说他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女人跟别的男人跑了，明天又改口说他早就结婚了，和老婆生活得很好，只是因为她长得丑，不想让人们知道他杜先生娶了头猪做老婆，后天又说他正和自己的一个研究生在研究生的问题，拿不准到底生男孩还是女孩……等等等等，版本不下数十个，多得有时他实在想不出再多的版本，吞吞吐吐时我们仨就帮着他编，先生点头称是的同时还要装作一副惊奇的样子：你们怎么知道的？
其实看得出来，快到不惑之年的阿杜先生对爱情还是充满激情与渴望的，尽管他老强调自己已经超然物外。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打油。我们就经常建议他：要不你搞一个广院的学生美眉吧，反正这种事广院多得很，你又能老给播音新闻这些班上课，而且这么有才华，出口成章的，又会唱歌剧，啤酒肚也不是太大，不愁没有女生为你倾倒的。当此时先生都会大叫：扯淡扯淡！简直扯淡！
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先生看不上女生们——否则他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美女的名字？而是女生们看不上愤青，尤其是大粪。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你多才有什么用（“多谢”在粤语里发音既像先生大名“杜X”，也像先生的最大特征——多才），此才非彼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在，已然不是所谓才子所谓愤青们能倾倒大片鲜花的时代。所以先生经常劝告三剑客，要做实事，决不要空谈，否则下场必亦如彼，只可惜三剑客也只会空谈。
于是三个小愤青便跟着大愤青继续在核桃林时而声讨，时而辩论，时而愤怒，时而大笑。总之，三剑客终于被某些女生指摘为跟“多谢”一样变态。
新的一年日子还是这么过，当此大好春光，自然不能放过和煦的春风拂面，嫩绿的草坪吐翠，欢跳的喜鹊醒耳，桌上的扑克提神。四人常常一打就是整个下午。
只是言谈当中先生似乎流露出对广院生活的厌倦，似乎有离开的打算——怀才不遇的结果。并且买了一个数码相机，终日在校园里拍来拍去，每碰见熟识的学生（仍然以漂亮女生居多）便拉住给其拍张特写，于是我们遇见先生便将其相机请过来，一个一个地看里面的美女，有不认识的就请教先生该女生大名与班级以备将来之需，同时谴责他竟没有把最美的晨啦路雪啦椋啦请进相机。
也不知道和阿杜先生的“友谊”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先生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自己在上大学的老师。这样的老师还有两位，一位史公，一位袁兄。史公的电影课三剑客连续选了三个学期，因为在史公的课上不仅能看到电影、听到其对电影的高见，更能获得许多超越电影本身的收获，老C曾认为听史公一堂课胜读一期《南方周末》——请不要忽略老C对《南》的推崇之至。与阿杜先生和史公的年届不惑依然单身逃亡不同，袁兄已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但在课上口口声声自称为“兄弟我”的袁先生激情并不输两位自由汉，袁先生讲课很幽默，凡举例地点必举定福庄西街，人物必举西街的菜贩子们，比如他讲当年整个通州就驻扎一个日本兵，就把一个县给统治了的事情，就会说：日本兵在通州放了个屁，定福庄西街的菜贩子们赶紧把摊子一收，钻到广播学院的厕所躲着去了。学生们还在大笑，他已开始了对中国与日本民族人性的非常学术化的比较分析。三剑客将女生统一称为“姐姐”也是拜袁兄所赐，然而先生的幽默背后往往透出深深的无奈，无不让人在笑后若有所思；先生性情乖张而偏执，比如讲课时一点也不照顾学生的意见，我行我素，唯我独尊，他认为教师者，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坦白给学生，学生接不接受同不同意根本没有关系，愿意听的人听之，不愿听的趁早走人。因此他的课堂上人数很少，但却人人沉醉其间。用其一位学长的话来说就是，在袁兄身上能看到一些旧式的才情和落拓不羁的性格；曾拜读先生关于郁达夫的评论文章《挣扎于沉沦的感伤》，觉得先生以达夫知音自居，绝不过分，###《香草山》亦对先生赞赏有加，当年先生年轻时，为了写出关于郁达夫的博士论文，爱之太切，急之太深，日夜难安，一度患上了抑郁症。先生对学术对文学对名士的执著与追求可见一斑。
若干年后，三位先生将依然于我耳边敲响警钟，提醒我要为真理孜孜不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六章 可以承受的轻（3）
如果说与阿杜先生胡侃还算是轻中有重的话，那么坐在新建的大礼堂看所谓原创歌手大赛，并跟着大家一起起哄，一起用荧光棒砸人的时候，我就觉得飘起来的感觉真好。
晚会主持人是经常和我们一起上课的02播本的同学，其中那个女生还是我的老乡，但那会儿我才不管这么多，该嘘时就毫不留情地嘘，想砸时就毫不手软地砸。比如那个男的说“哎呀刚才那首《希腊神话》让我感觉到一点点的异域风情呢！”我就跟着所有人一起撅起嘴唇，发出足以掩盖呼啸的龙卷风的嘘声与足以让罗那尔多的射门掉头的强风，可怜的主持人不仅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头上戴的漂亮的帽子也差点飘走。比如那个女生说“我怎么不知道广院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标枪专业啊！” ——在讽刺大家扔荧光棒呢！于是我就站起来，跟着大家一起狠狠地将手里的荧光棒砸向可怜的姐姐，荧光棒果然像标枪一样，不，应该是像飞镖一样，正中靶心——姐姐的帽子。比如某个女生唱功实在无法恭维偏偏还在台上扭捏作态，我就跟着人们一起大喊：下去啵，下去啵……
“广院的哄台在整个北京是出了名的，正如某位前辈所说：有勇气站在广院舞台上的人，真的要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因为这是一所充满浮躁和张扬的学校，由于和电视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这里出着一批又一批露脸的人。也许某个在食堂因为米饭里吃出苍蝇而和师傅吵架的人几年之后就一脸严肃地坐在摄像机前为你播报着新闻；也许某个在男生宿舍里看黄片大喊畅快的人几年之后就成了党和国家的喉舌；也许某个为了追到心仪女生而绞尽脑汁肝脑涂地的人几年后就成了某大片的制作人。名人太多不是好事，未来名人太多同样没什么值得夸耀。几乎没有什么人是值得崇拜的，没有什么人是需要向他学习的。你有本事吗？如果没有，那你什么也不是。朴树来了，被哄；柯蓝来了，被哄；高小松来了，一样被哄。站在这个学校的舞台上，除非你让他们感动或折服，否则，你只有被哄。于是，起哄和小白杨一起成了这所学校的标志，甚至是校园文化。”这是网上一位师姐程暖暖《北京广播学院——我心痛的爱情故事》中关于哄台的文字。
其实我倒是觉得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