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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样一番大手术，官僚层级被大大简化，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员都直接向皇帝负责，每个官员都直接为皇帝跑腿。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点死角。朱元璋通过这套单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网直接观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间地头的劳作情况，大大提高了做皇帝的安全感。
相比之下，要消灭第一个诱因，则要难得多。因为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几乎就如水往低处流，是传统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知者无畏，朱元璋并不缺乏向规律挑战的勇气。兼并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贪婪，腐败则源自官僚阶层的天性。为了帝国的根本利益，他必须严厉打击地主阶级与官僚阶层。基于这个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现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由此开创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观。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元璋进行了不完全的土地改革，用行政力量，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把全国的大地主几乎消灭殆尽，使普天下农民们土地大体平均。他展开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惩贪运动，几千年来习惯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成了帝国里最倒霉的职业，一度被群众运动冲击得威风扫地。
他爱护百姓，勤劳国事，竭尽全力，发展生产，轻徭薄赋，不断赈灾，在他的治理下，底层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他建纲立纪，使全国人民有章可循，有矩可守，每一阶层的人都清楚了自己应该如何生活。
他严厉打击地痞流氓，惩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时代几乎绝迹。他还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动，大力移风易俗，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甚至，他还试图在农村推行初级社，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
在他的治理下，帝国里官员们大都老老实实，不敢轻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大地主们多数家破人亡，没有机会再为富不仁，欺压百姓；地痞流氓消失得无影无踪，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皇帝能不傻不癫，不在农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恋于“秘戏”或者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男女；能自个儿把握朝政，而不是几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权力都交给太监们，农民们对于这个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满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额实现了农民们的全部梦想。生逢朱元璋时代，难道还不是农民们的最大幸福吗？
第五节 变相土改，打击地主
朱元璋对地主阶级的恶感，基于双重因素。
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朱元璋的血液里天然流淌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朱元璋永远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户户地主的压榨下不断逃亡的惨痛，永远忘不了父亲死后，刘德拒绝施与葬地的屈辱。少年时的印象往往影响人的一生。在朱元璋的头脑里，地主大户们的形象始终如后世的宣传画一样，脑满肠肥，冷面黑心。
而坐在龙椅上，从一个帝王的角度看下去，地主阶级在朱元璋眼里的形象也并不讨人喜欢。虽然朱元璋看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阶级本性中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对他的统治构成的严重威胁。
一方面，富家大户势力过于强大，很容易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对国家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他们难以抑制的兼并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而诱发王朝的崩溃。
被起义农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国内严厉打击地主阶级。
战争时期，军队所过之处，地主纷纷逃亡。新朝建立，他们从藏身的穷山大谷中兴冲冲跑回家乡，却发现他们的土地部分已经被穷人们耕种了。他们出示地契，趾高气扬地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归还原主，农民们却不买他们的账。地主们不知道，天下已经变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发布了一道诏书：
“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田土，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这道诏令否定了地主阶级的部分产权，无疑是对地主阶级的一个沉重打击。不少战前的豪门大户，千里奔波回来，却发现自己已经从缙绅之家沦为上山开荒的贫农。
甚至对于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许他们恢复旧有的家园。建国之初，荒田处处，朱元璋鼓励百姓开辟荒地。于是大户地主利用其雄厚财力，乘机多犁多占，兼并土地。临濠一地尤为突出。朱元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于洪武四年指示中书省：“如今临濠的空地很多，你们应该调查那些开荒者的身份，让他们大致平均耕种，使穷人有产业，富户不能兼并。如果哪个大户多占土地，转给贫人佃种的，就要惩罚他。（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
洪武五年五月，他又下诏说：“战争时期，不少人抛下产业，逃到他方。现在天下太平，又都回来了。这些回来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现在人口少，不许他们占有原来那么多的地，有几口人，给几份地。原来土地少而现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开垦无主之地。总之大家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土改。
不过，这些措施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逃亡归来的地主。也有许多地主并没有逃亡，他们的庞大产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依然地连阡陌，庐舍巍然。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经营，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平均天下的主要障碍。
在自然经济时代，凭空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显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论和道德资源的支持。但是，这难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确了目的，手段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问题。对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因地制宜，用各种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个借口是“徙富室以实京师”。这是历朝历代习用的一个办法。建国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强行迁到首都南京，使南京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大约100万的巨型城市。朱元璋后来对大臣们说：“过去汉高祖刘邦迁徙天下豪富之家到关中，我初不以为然。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们迁到这里，实在是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所谓事有当然，不得不尔，盖因这些豪强大户都是地方上的强悍势力，把他们从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们为乱地方；二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可以活跃首都经济。
毫无疑问，豪门大户并不愿意抛弃庞大的产业，搬离故土。即使搬到了南京，很多人还想方设法想要逃回故地。为了防止这些富户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严厉法令，规定“富民私归者处以重罪”，使各地的缙绅不得不死心塌地做新朝的首都居民。
第二个办法是制造冤案，发动百姓诬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没他们的财产。
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最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罗织罪名摧残富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别人咒骂，不怕后人评说，不但不为妇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准则的约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惩贪和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制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四案加在一起，杀人十数万。
强权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斗争来，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灭政敌的同时，“放牛拾柴禾——捎带手”，他把江南幸存的地主们也都消灭了。
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人们也揣摩到皇上的真实意图在于没收财产，所以乐得争相告发。
《明史》说，郭桓案“核查赃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吴宽说他的家乡长洲（今苏州）在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并谈及三吴地区的情况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到削殆尽”，在胡、蓝党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强地主几乎都受到株连，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有张涛、莫礼、张瑾、李鼎、崔龄、徐衍等“不下千家”。此举“并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
此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发生“南北榜”事件（因录取的考生均是南方人，引发北方考生质疑考官不公，朱元璋因此杀了一些考官和考生。）后，朱元璋“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讦告”，不少江南地主因此罹祸。由于大批地主私田被没收变为官田，明政府的田赋收入飞跃式增长。苏州府在元末应纳秋粮米八十八万二千一百石，到明初一跃增至二百九十余万石，翻了三倍还多。松江府也从六十六万余石骤升至一百四十万余石，涨了二倍有余。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代人说，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击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已经被清洗一空，一个也没剩下。吴宽说江南“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尾灭，荡然无存”。贝琼也说，当时三吴地区的大户，“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当然，这种说法近年遭到怀疑，有学者研究证明，朱皇帝的清洗并没有那么彻底，也有极少数地主大族采取散发家财、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来。如无锡华宗寿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国初悉散所积以免祸”。长洲朱士清入赘乌溪大姓赵惠卿为婿，“赵以富豪于一方”，朱士清预料会出事，“出居于外以避之，后竟保其家”。不过，这样的幸存者毕竟是极少数。
既然不可能改变土地私有制，朱元璋就不可能杜绝地主阶级的再生。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朱元璋都做不到绝对平均，大地主没有了，中小地主仍然遍地都是。不过，在整个统治期间，他都不忘时时刻刻敲打中小地主阶级。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他特地召见各地富民，告诫他们：
汝等居田里，安享官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矣。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
当然，他也知道中小地主不会人人都谨遵他的最高指示，所以，这些人一旦有不谨慎处，他就连施重手，摧残他们，必至他们家破人亡而止。为了防止大户通过飞洒①等手段将赋税转移到贫民身上，朱元璋大力在全国进①飞洒：特指明清地主勾结官府，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以逃避赋税的一种手段。
行土地普查，建立鱼鳞图册，以定赋税。通过精细严密的土地丈量，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出地主隐瞒的大量土地，“业不可隐”，使豪强地主再难隐瞒土地，逃避赋税。
朱元璋明确规定，如果地主们“有将田洒派，作诡寄名色，靠损小民等做法……所在被害人户及乡间鲠直豪杰，会议将倚恃豪杰之家，捉拿赴京，连家迁发化外，将前项田土给赏被扰群民”。一旦发现奸顽富豪有不法行为，他均以重刑处置。松江豪民王子信交结官吏，“侵害乡民，欺压良善”，被“拿获到官，于本邑枭令，家财入官，田产籍没，人口流移”粮长张时杰等一百六十人因私分税粮，延期不纲，朱元璋令将其全部处死。
在朱元璋的政策影响下，地方官员也以挫辱地主为得计。如薛岩守镇江，执法极严，“豪强为之屏迹”，不敢妄为。苏州府太守王观，因当地百姓拖欠了许多税粮，就把全府的富户都叫到府衙，命令他们拿出家中的储积代老百姓赔偿。
第六节 低薪制下的大明官员
底层社会的成长经历，使朱元璋终生对官僚阶层保持着底层视角。
在传统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丛吸血的庞大根须，每一滴膏血都最终源自社会最底层。因此，从社会底层向上望去，视野中所见的景象自然是一张张贪婪的面孔，是“无官不贪”，“无官不可杀”。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农民阶级对官僚阶层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不是地主黑手里悬的霸主鞭，而是各级官吏们催粮催款敲诈勒索时的凶残嘴脸。中国老百姓说得简单而明白：“官逼民反”。在农民起义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每一次起义中被屠戮最惨的都是官僚阶层而不是地主阶级。
由于统治技术的粗疏，元代官吏贪污腐化较多数朝代更甚。元代官场，处处离不开钱。“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逢年过节要给‘追节钱’，过生日要给‘生日钱’，管个事要给‘常例钱’，往来迎送要给‘人情钱’，发个传票、拘票要给‘赍（jī）发钱’，打官司要给‘公事钱’，甚至无事也白要钱，叫‘撒花钱’。”上级官员到下级地方来检查公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