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约翰·T。麦克迪在一战结束时曾说，好士兵“应该多少天生是个屠夫，谁比他傻听谁的”。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29。从二战到越战，由骁勇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无一不把“牛仔”式的人物、出狱的少年犯和蹲过大牢的人作为征召目标。有人说过，“平时最能惹事的”打仗最在行。陆军伍泽尔·恩特中尉，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9；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40；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201—202；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329。
对“坏小孩”冷嘲热讽是一回事，用科学论证战场英雄多出自变态、强迫性神经病患者、过失或预谋杀人犯、监狱假释出来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陆军E。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8；陆军艾伯特·格拉斯上校、陆军卡尔文·德雷厄中校，“意大利战役（1944年3月1日—1945年5月2日），精神病学在师级部队”，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12；阿瑟·海辛，“神经精神病学在空降师”，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13。有精神疾患的战士很重要，公众应给予他们的服役以更高的奖偿，达拉斯·普拉特少校和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在1947年说。陆军达拉斯·普拉特少校、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患精神病士兵的战斗记录”，《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9期（1947年9月），页809—811。精神病学家也曾试图软化他们的说辞，指出部队可以“好好利用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让他“爬出战壕，往前冲，收拾敌人”，然后再“传令嘉奖”，以示褒扬。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另见艾伯特·格拉斯、弗朗西斯·赖安、阿迪·鲁宾、C。勒马纳、安东尼·塔克，“精神病预测和军队战斗力：第二部分”，《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11期（1956年11月），页1581—1582。把他们留在后方纵然危险（他们可能攻击别的士兵），关于其不利方面，例见陆军E。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陆军阿瑟·海克少校、陆军马文·普莱塞特中尉、陆军菲利普·格雷纳中尉，“服役训练期间的精神病问题”，《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年），页38—39；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但只要让他们在前线，就算控制住了一帮铁面杀手。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6
重度精神病与骁勇善战间为何存在正相关，论者莫衷一是。最常见的解释是：害怕自己会在压力下“崩溃”的人，一定会试着消减这种威胁，一有机会即当“孤注一掷”，于是英雄壮举就产生了。S。温伯格，“战争恐惧症”，《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72。有的论者没有这么温和。他们认为，最好的战士一定是充满敌意，心神不定，反复无常，把儿时英雄主义幻想付诸实践的人——换言之，幸亏战场上的杀戮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否则他们迟早会进监狱。费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战争恐惧症及其治疗”，《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页302—303；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24；布莱尔·斯帕克斯、奥利弗·尼斯，“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5。局促不安已经算好的，要不就是既愤世又自恋，总是想望周围事物如己所愿，外界环境稍有担待就以古怪的行为相向。陆军阿瑟·海克少校、陆军马文·普莱塞特中尉、陆军菲利普·格雷纳中尉，“服役训练期间的精神病问题”，《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年），页38—39。
有的解释更为负面：有些精神病学家竟声称，他们见过的最好的士兵都是同性恋。军队的规矩是，凡同性恋者无论战绩如何一律开除。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平常人无意亦可能成为同性恋，就不能不让人忧虑了。有士兵利用禁止同性恋的法令得以脱离军队，这已成共识：越战中的例子，见陆军富兰克林·琼斯少校，“某师随军精神病医越南经历”，《军队医学》，132卷12期（1967年12月），页1003。关于曾考虑或确实有过此举以逃脱军队的士兵，见约翰·艾博特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167。1915年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门徒、精神分析学在英国的传播者欧内斯特·琼斯提请公众注意，在参军决定的背后，性欲的“暗中推动作用”未可忽视。这些本能的冲动包括“痴迷惨状而不能自拔”和“因同性恋倾向而向往男性聚集的地方”。欧内斯特·琼斯，“战争与个人心理学”，《社会学评论》，8卷（1915），页177。另见普赖恩斯·霍普金斯，《社会运动的心理特点：从精神分析角度看社会》（伦敦，1938），页119。至二战，对同性恋情及战斗力高下的勾勒已成显学。1936年3月，R。E。马尼基勒尔在牛津大学人类学会宣读了论文，指出“潜想的同性性欲”后果有二：抑之于内则会在关键时刻为了战友而牺牲自己，发之于外则会让人变成杀手。前者认同源自父母的无意识景象中好的部分；后者则向其坏处取齐。战时，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R。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页235。查尔斯·贝尔格曾在《英国医护心理学杂志》（1942）上撰文，猜想战争是否是“这种无意识心理图景的戏剧化——不过以同性恋的形态表现出来……是与男性而非女性的感情对撞（或高潮）”。查尔斯·贝尔格，“战争恐惧症的临床分析记录”，《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9卷2期（1942），页185。持同样见解的还有弗雷德里克·艾伦，“同性恋与个体差别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0卷（1940），页129—135。用1942年12月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超级同性恋的话来说就是：“要是不能爱，就只有恨。要是不许表露爱意，就给他们暴力看。”泰德·艾伦比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179—181。
但并非所有同性恋者都会成为战争英雄。对哪种同性恋者最可能成就壮举的最详咎画来自《英国医护心理学杂志》1942年刊载的一篇文章。该文作者查尔斯·安德森（精神病学家，供职于沃恩克利夫神经病学中心）区分了主动同性恋者和被动同性恋者。前者符合军方向外发泄敌对心理的要求，适应部队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他们甚至不用掩饰自己的攻击欲：只要把攻击对象从战友转到敌人即可。对大多数主动同性恋者来说，这不难做到，“他们常怀恨在心，想毁灭其‘对象’，因为在他眼里敌即是友，友即是敌”。主动同性恋者只有在罪感冲破自持时（更多是无事可做，这时只有转向周围的人寻求满足）才会精神崩溃。与之相比，被动同性恋者因为攻击欲的外化与其性情不符，处境要艰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被动同性恋者“得完成某种心理转变，由发泄的对象变成主体”。战斗中，他们容易身不由己地成为攻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一般情况下，他们无法承受紧张的积累，只有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寻求释放，要不就“在动物般的恐慌中”向敌人投降。查尔斯·安德森，“关于某些对战争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同性恋反应”，《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0卷2期（1945），页162及172。被动同性恋者和有同性恋倾向而不自觉的士兵最难适应部队生活。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9及伊丽莎白·罗森伯格，“临床经验对战争恐惧症精神病理分析的贡献”，《精神分析国际学刊》，24卷（1943），页32—41。但正如安德森在1945年提出的，“治愈”同性恋患者（哪怕他们主动求医）几乎就无可能，因为他们早已“泰然”接受了同性恋的事实，视之为自己“性格气质的一部分”，所希望的不过是免于集体敌意的保护罢了。查尔斯·安德森，“关于某些对战争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同性恋反应”，《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0卷2期（1945），页163及173—174。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7
种 族 因 素
断言精神病人和同性恋者在战场上定会英勇无比，其影响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辨识优秀战士最常用的指标要算“科学人种优劣论”。认为不同民族或地理大区各有其性格特点的想法由来已久。大卫·休谟在其《论国民性格》（1741—1742年）中写道：“有识之士……皆承认，不同民族各有其风俗，有些性格乃一国独有，其邻邦亦无”。大卫·休谟，“论国民性格”（1741—1742年），收《道德、政治和文学随笔集》（牛津，1963），页202。时人认为，自然环境必对一国国民“融会各种族”而形成的秉性有影响。“人口稀疏及其日常经营”必会影响其性情。“（一国）习性的总和”即是其国民性。欧内斯特·巴克，《国民性格及其成因》（伦敦，1927），页140。
这些主张用于战争，当然会受到军事顾问的欢迎。出生在爱尔兰利么瑞克的记者迈克尔·麦克多1917年时总结道：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士兵，每一国士兵各有其特点。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必然是其国家的代表，也只能是其国家的代表，所以从他们战场上的表现……定然可以看出其民族是否尚武。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57。
若把战争比作游戏，则必定“按玩家各异的国民性”来进行。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24。辨认不同种族的特质方便了军事战略家选派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负责宣传的人也可以利用“盟军士兵不同组合在敌人心中造成的幻想恐慌”（如“凶猛的波兰人、捷克人、廓尔喀人和苏格兰高地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心理战部分原则”，1944年5月，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41/3。在本书探讨的三次大战中，就有一些种群据说特别骁勇善战。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士卒就以残忍闻名。例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64。斐济岛民据说因为“久居蛮荒之地，野性十足”而适合在太平洋作战。H。普赖迪，《椰树广场的战争：守卫南太平洋岛国基地》（惠灵顿，1945），页46及128—130。苏格兰人勇武超群、凡战必胜的印象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存留在人们心中。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伦敦，1973），页146。另见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致威廉·丹克斯教士书，1915年11月31日。高地居民之所以善战，据说是继承了“凯尔特人的烈性子”。有一位作家在1915年时写道：“手举双刃阔刀从高地上掩杀下来，血洗克洛登［苏格兰东北部高沼地，英国历史上詹姆斯二世党人1746年二次反叛的最后战场——译注］的或许就是苏格兰人的祖先。刀剑向来是其最爱。”埃斯考特·林恩，《戎装保皇：一战纪事》（伦敦，1915），页151。难怪德国人一看到苏格兰褶裥短裙就总“玩完”。亚历山大·卡托，《与苏格兰军队在法国》（阿伯丁，1918），页21及42—43。某些印第安人被认为更嗜血些，也更容易受到赞誉。辛西娅·恩洛，《异族士兵：分裂社群的国家安全》（哈蒙茨沃思，1980）对此有详细讨论。当时的见解，见空军约翰·布罗迪少尉，“日记”，收布瑞亚坦·格林豪斯（编），《执拗者说：加拿大两飞行员一战日记》（渥太华，1987），页13；帕特里克·米，《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当炮手的二十二年》（伦敦，1935），页198—199；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11及111—115；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前线地区一次精神病学会议的报告”，1944年8月8日—10日，页13—1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维维安·斯蒂芬森汉密尔顿中校，“书信文件集”，利德尔·哈特中心藏；埃德加·华莱士，《都是英雄：一战事迹集》（伦敦，1914），页198—206；A。威廉斯，“驻缅印度士兵的精神病学调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3卷3期（1950），页131—132；道格拉斯·温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