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帮不了什么忙——相反，操练最熟稔、平日最听话的士兵到了战场上反倒经常是最先躲进树 丛里去的人。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0及60。
消除恐惧的办法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模拟训练，其最积极的倡导者是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一战期间）和S。L。A。马歇尔上校（二战以后）。富勒可算是20世纪最有预见力的军事理论家。布赖恩·里德，《军事思想家J。F。C。富勒》（伦敦，1987），页1。他认为，“进攻欲”的培养只有靠长期、缓慢甚至不易觉察的灌输才能奏效。人的心理至关重要（他的理由很合情理，毕竟“怕死的是人，不是武器”）。论证时，富勒援引了他独创的本能学说和群体学说。根据他的理论，人的个性撒于一时的想法和心情，而这又撒于其精神或自我。一个人接触的所有事物都会在他心里激起向善或向恶的情感。这种个人的情感体验经过多次重复就能形成习惯；个体习惯在一个民族中反复出现就会转化为其本能。尽管部队无法改变人的本能，但可以“向士兵施加各种战争印记，这样他习得的感情倾向、他的本能反应就会变得好战”。另外，军队本身可看作某种人群，也要受规束普通人群法则的羁约。群体一如个体，也要受过去势力的支配。富勒认为，把军队“当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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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现，我们所称之为理智的东西实在是受我们的心智支配的；而且在心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无意识的行为底层，其中尤以遗传天性最为重要。在某种情境下，人有意识的个性会挥发，而每一个人的情绪在这时都会朝一个方向聚集：这样，集体心智就形成了。这个人群在心理上也就成为一体，此后就可以像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那样行动了。
换言之，“部队人群”可由施训者支配，因为“同质的环境可以创造一体的性格和精神”。
向个体和群体施加“战争印记”固然重要，但富勒也承认，现有的训练机制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忽视了战争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枪弹。没有枪弹，通过训导士兵是可以知道该如何行事——可到了实战还是手足无措。为了鼓励士兵开枪，他建议使用不同颜色的小旗。红旗表示敌军火力稍强；蓝色是双方火力相当；白旗则相反。通过一系列演习，士兵应当知道依不同战局风险的大婿定如何应对。应该教他们借助掩护前进、选择射击角度以及沉着应对压力。与队列训练强调服从命令、严格执行、整齐划一不同，战斗训练更重视战术队列和因地制宜。陆军J。富勒上尉，《训练备战》（纽约，1947），页7—9，11，16，29，103—106及111—117。
二战结束后，马歇尔发展了富勒的理论。他也认为要想士兵勇猛，拟真训练十分重要；而且也同意富勒的观点，即士兵的主动是教出来的。习惯动作和死板的操练只能适得其反。无论官还是兵，都得理解人的心理，尤其是人有交往的需要。马歇尔鼓励士兵们互相接触（据他观察，“互相拍拍背……胆小的老鼠也会成狮子”）。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哪怕仅仅是能看到别人的身影——对培养进攻欲非常重要。活动也是一样，哪怕只是挖个散兵坑，或者给战友提供紧急救护。马歇尔是这么说的：“行动使人镇静，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要是能管住自己的肌肉，待会儿就会去用它。”
马歇尔也指出不应抱太大希望。最怠战的四分之三士兵怎么都不会积极起来。但他也提出，哪怕不开枪的士兵对战斗也是重要的：只要他们在惩有助于保持士气。积极的士兵全身心拼杀，不会注意到同伴在（或不在）干什么。实际上，正是只看不打的人在场才使得其他的人不打不行。他们虽然没帮什么忙，却给战争造了势。对开枪者可以以升职作为奖励，一直不开枪的人可以调去打炮，几个人协作或许可以让他们变得积极些。有时也可以让他们使用单兵武器，比如喷火器、勃朗宁自动步枪等，这些武器都是“独行侠”，也有分量，或许会让怠战的士兵消除总是默默无闻的心理状态。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36，40—42，64—66，71—72及75—76。
但在马歇尔写下这些文字时，军方已经走在了无论是他还是富勒的前面，引入了模拟训练，即后来的“战念灌输”。形式起先有多种（在第五章我会详述其中的一种，“爱恨法”），但到二战时已固定下来，成为渗透科目，它要求受训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受训者完全暴露在近旁的炮火之下，还要完成模拟的战斗演习。有些通道会有活动靶弹出，要求士兵迅速将其打掉。“闪电科”、“渗透科”、“村战科”和“近战科”要求战士在不同的地形和战局条件下及时开火，哪怕周围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头顶还有呼啸而过的超越火力。攻击科可以从体能和心理两方面考查、训练士兵。壕沟里烟雾密布，使受训者无从分辨壕沟有多深；里面放上假人，只有踩到上面才能知道；受训者穿过两道屏壁，却发现左右各有一个假人夹击，这是为了检验他用刺刀的反应速度。具体情况见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20；“训练中的现实”，《泰晤士报》，1942年4月27日，页2；C。特瓦因，《刺刀训练：借助假人、草棍进行的系列模拟演习》（奥尔德肖特，1942），页38—44；贝尔·瓦利，“步兵师的组建和训练”及威廉·基西，“补充兵员的训练”，均收罗伯特·帕默尔、贝尔·瓦利、威廉·基西（编），《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华盛顿特区，1948），页387—389及448—451；“战争内阁日程：来自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中东）将级指挥官的报告”，1942年，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其他军种也进行了拟真训练。空军的例子见美国陆军司令部空中部队训练师，《美国陆军空中部队专业人员战时训练评估》（华盛顿特区，1946），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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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训练并非人人都赞成。克里斯琴·艾皮，《工人阶级的战争：美国士兵在越南》（教堂山，1993），页114—115及贝尔·瓦利，“步兵师的组建和训练”，收罗伯特·帕默尔、贝尔·瓦利、威廉·基西（编），《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华盛顿特区，1948），页448—449及451。澳大利亚陆军满怀信心地采用了模拟训练，但也注意到若“实施不好”，也会“导致和‘炮弹休克’类似的神经紧张”。其在二战期间发表的一份报告就告诫其军官，训练的目的不是“让人受到惊吓”，且“不应成为教员耀武扬威的机会”。“战时条件下的训练”，二战篇，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937/1/8。另见鲁思·威尔逊，《黑人入伍：美军黑人研究》（纽约，1945），页28。但如果训练“较为平和，且接近实战”，一般认为可给士兵以更逼真的战斗想象，且能刺激他们多掌握些战斗技巧，更适应嘈杂的环境，有更多打移动靶的经验，能更好地体会心理学上转移注意力的技巧，慢慢学会只关注眼下的事情和逐渐可以有信心，即使压力很大也能应付。引自“战时条件下的训练”，二战篇，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937/1/8。另见战争部陆军A。威尔逊少校致本土部队陆军布里顿中校的信，1942年5月5日及“训练中的心理成分”，1942年6月4日，均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二战时在澳军服役的兰斯·肯特曾在开农格勒［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地名——译注］的丛林战校受训，他认为模拟训练很有成效：
至于没有真实对手，这就得由教官们解决了。在刺刀训练和需要学员进攻的训练科目中，教员中的神枪手会在他们两边百来米的地方守着。谁落后就打谁拖后的那只脚。子弹会落在他脚边，落在他身后一米的地方。哪怕谁觉得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只要听到“砰砰”的枪声，或者子弹打在身后不远的地上“铛”的一声，或是跳飞的子弹嗡嗡的声音，都会有如神助，爬起来往前一阵跑，太让人称奇了。
他还介绍说，还有种“让士兵腿脚快点”的高招是“取半截硝酸爆胶，用牙把雷管和导火索咬在一起，点着了，朝落后的士兵身后扔过去！”只要距离得当，爆炸不会伤到人——但于训练却极有效。兰斯·肯特，“自传”，页167—168，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认可这种方法的士兵不止肯特一个。不仅是在训练中，战场上也一样：1943年，有人问700名曾在北非作战的士兵，什么样的训练可以消减战场上的惊愕，有三分之一的人提到真枪实弹的训练，（一年后）在意大利作战的344名步兵中有超过八成的人都认为艰苦但接近实战的训练是他们备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228—229及231。另见陆军K。林德曼中校，“恐惧的心理学”，《加拿大陆军军报》，14卷5期（1960年1月），页95。
刺 刀 训 练
模拟训练固然先进，且紧跟时代，但传统上鼓励士兵拼杀的方法也依然在用。比如刺刀在本书检视的三次大战中一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大家都知道，现代科技和速射步枪的应用已经大大限制了刺刀的用途，可它还是占据了军事训练的中心地位，这不能不让人称奇。毕竟在布尔战争前就有人宣称，现代武器的使用已经预示着肉搏战“在未来战争中不会继续扮演醒目的角色”。R。艾伦森温、C。菲利普斯沃利，《大刀和单棍》（伦敦，1890），页87。另见W。格林纳，《神射：打猎和打仗》（伦敦，1900），页19。战斗经验也表明，随着机枪、大炮和电缆的应用，部队已无须冲锋陷阵，经常是仗还没打到拼刺刀的份上敌军就已经投降了，所以端着刺刀冲锋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一名参加过二战的士兵是这样来解释为什么不用刺刀的：“要是我和德国兵的距离真是近到要用刺刀的地步，那我们中早有一个先投降了！”弗雷德·西德伯格，《漫长归乡路：二战驻意加军自传》（多伦多，1985），页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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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西·雷蒙德·霍尔在一战中可能只是个小兵，但他对“帽檐镶着金边的傻瓜”下达的刀挑敌人的命令的指责却一点没错：“战场一马平川，敌人距我们有一英里远，怎么用刺刀？没等你靠近呢，他就先用机枪把你放倒了。”珀西·霍尔，“琐忆”，1985年，页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陆军J。富勒少将，《讲演集》（伦敦，1931），页14—15；陆军上校约翰·麦克唐纳爵士，“堑壕战中刀的作用”，《皇家整编军事学院院刊》，62卷（1917），页65—66；A。特纳，“总攻时刻”，页5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斯宾塞·威尔金森，《战场初尝教训》（伦敦，1914），页64；R。威尔金森兰森，《英军刺刀史1700—1945》（伦敦，1967），页65—66。
但指挥官却坚持认为“刺刀是每一场战斗的决定因素”。“堑壕战备忘录”，1916年10月31日，页1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58/344。侦察可以靠骑兵和飞机，扰敌要用到大炮，掩护可以用刘易斯式机枪，守卫阵地需要枪弹，可要摧营拔寨非得刺刀不可。许多军事专家认为，哪怕有毒气、坦克、飞机甚至核弹头，要想取胜仍得靠熟练使用刺刀、步枪的步兵。《刺刀（白刃战）》（奥尔德肖特，1940），页1—2；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与武器打交道》（纽约，1924），页94—95；“刘易斯式机枪手”，《刘易斯式机枪的使用指南》（伦敦，1918），页32；“堑壕战备忘录”，1916年10月31日，页1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58/344；“XYZ”，《上将就活命战术致子书》（伦敦，1918），页17。即使原子战争也有贴身的白刃战，这一论点多有提及：见陆军J。艾申赫斯特少校，“倒钩，子弹和刺刀”，《加拿大陆军军报》，4卷5期（1950年10月），页42；P。道森，“二战军备发展事略”，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A。哈丁，《美军刺刀史1776—1964》（费城，1964），页Ⅶ；陆军上将洛萨·伦丢里克博士，“原子武器带来的战术变化”，《加拿大陆军军报》，11卷1期（1957年1月），页87；陆军E。旺蒂少将，“进攻”，《加拿大陆军评论》，12卷4月（1958年10月），页98。
所以，训练营仍得继续检查用刺刀的本领。英国陆军1916年训练手册就告诉教官，训练到了最后阶段，哪怕士兵已经筋疲力尽，仍得把他们拉到训练场，看他们拼刺刀准不准。帮助他们训练的麻袋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模拟战场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不假，1916年手册就要求
模拟对手的麻袋里应立着放上稻草，再散放些（长着草根或石南的）表层土、枯叶、刨花等，既要保证它耐戳，又不能弄钝刺刀。要想效果逼真，像挂着人骨那样硬生生地往回收，还得往里立着塞一层硬木片。
要看刺得准不准，就只有把圆盘粘在麻袋上。只有刺得用力，收得干净，才能把盘子“带”下来。进攻先得从战壕练起，两米来深的沟，宽也一律相同；要求战士冲锋，到敌人面前再高叫；假人到处都是，划艇上垂下来的，三角桌上放着的，战壕里摆着的，胸墙上靠着的。战争部参谋处，《1916年刺刀训练》（伦敦，1916），页6—7及20—21。人体要害部位都在沙袋上画着。陆军G。桑顿中校、H。沃尔特兹少校，《武器训练辅助手段：即兴想法》（奥尔德肖特，1941），页17。连海军都有刺刀训练。哈尔·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