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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称呼带来的荣耀，已经令蒙巴顿本人格外振奋了，他说：“一位海军军官被赋予陆军和空军的最高指挥权，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欣喜之余，想到要远离本土去肩负独当一面的重任，蒙巴顿又有些惶恐不安。
东南亚的局面确实需要整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泰国、香港、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盟军到处惨遭败绩，狼狈不堪。1942年4月，英军及其印度雇佣军队基本上被赶出了缅甸，只是由于指挥撤退有方和中国入缅军队前来侧援救应，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缅甸沦陷后，日军又挥师西进，直扑印缅边境。
丘吉尔开始重视东南亚战事，担心如果日军控制了缅甸而闯入印度和印度洋，则“将造成我们在整个中东的崩溃”。所以他一再要求印缅英军，要坚决把日军遏止在缅甸，尤其不能让它越过英帕尔——科希马一线进入印度境内。当时的英国远东驻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也试图建立起一支有生力量来抵挡日军，然后再进行反攻，然而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北非和欧洲战线，英美军队及苏军已逐步转入反攻阶段，丘吉尔抱怨东南亚战事拖了整个战争的后腿，批评在那里的英国将领们“一心在夸大困难”。因为实际上，驻在印度的6个师和进入缅北的几支中国远征军部队，在人数上已略微超过了驻在缅甸的5至6个日军师团，盟军在这一地区的飞机数量也比日军要多。他们在军事上频频失利的原因，在于训练不足，指挥不力，还有更主要的就是精神上不能战胜对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10月2日，蒙巴顿启程飞往东方上任。在宽大而简陋的“马可·波罗”号机舱里，蒙巴顿“一想到我已经成为大英帝国重返亚洲发动反攻的外在的和实在的象征，在飞越印度海岸的时候，不禁感到一阵激动”。除了印度，给他规定的作战指挥权包括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湾、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这些地方都是英国在战前的殖民地或传统势力范围。除了印度、锡兰和缅甸境内靠近钦邦山和若开的一片狭长区域以外，整个地区都被日军所控制。但是蒙巴顿坚信，他将执行对他的指示，把日本人赶出这一地区。
抵达德里后，蒙巴顿首先整顿他的最高统帅部，一改原先那种杂『乱』、懒散的状况。他还按照此前在联合作战总部的作法，把来自陆海空三个军种的参谋人员合在一起，组建了联合参谋班子。这对于已经习惯了掌握和使用自己的一套参谋班子的各军种负责人有些不快和别扭。老手和新人之间的矛盾也是可以想见的，前者认为蒙巴顿从伦敦带来的参谋们鲁莽、傲慢和不稳重，而后者则说对方懒惰和低效率来作为回敬。“但是，蒙巴顿和我合作得很好，”驻印英军司令奥金莱克这样说。还有那位韦维尔上将这时也仍在印度，伦敦给他的新职位是出任印度总督，他虽不反对蒙巴顿来此赴任，但仍疑『惑』地观察着这位年轻的海军上将。英国内阁则希望韦维尔总督、蒙巴顿和奥金莱克成为“不可分离的三驾马车”。
如果说初来乍到的蒙巴顿，在与德里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些棘手和不愉快的话，那么，那些战地指挥官则对蒙巴顿的到来表示出了真诚的欢迎。第14集团军军长斯利姆中将说：“当我见到蒙巴顿时，心里就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的形象和举止会极大地鼓舞官兵们的士气。”他们支持和信赖蒙巴顿来领导和指挥自己的部队。
蒙巴顿抵达德里后首先想到要访问中国，他认为中国战区虽不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但它的存在和需要将对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此时迁都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对英国人怨气未消，原因是英军丢弃缅甸，使其失去了滇缅公路这一“国际供应线”，驻缅英军不通知中国就放弃了仰光，致使中国停留在那里的军用物资没能运走；还有当中国远征军将英印军掩护至曼德勒地区后，英国又不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单方面向印度西撤等。因此，蒙巴顿觉得有必要安排一次重庆之行，即使达不成多少具体协议，也可以改善一下与蒋介石的关系。
10月16日，蒙巴顿飞赴重庆。何应钦上将为蒙巴顿接风洗尘，同重庆老百姓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欢迎宴会丰盛得奢侈之极。
蒋介石在位于嘉陵江南岸的黄山别墅会见了蒙巴顿。蒙巴顿对蒋介石奉承道：“尊敬的先生，我还没有完全安排好在德里的事务，就赶着来拜访您了。我认为自己必须尽可能地前来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多予指教。”接着又说了其他一些溢美之辞。
蒙巴顿于3天后离开重庆，这次访问除了笼统地表示友好之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计划”制造家
蒙巴顿的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在韦维尔原指挥机构的基础上组建的。从重庆访问归来后，蒙巴顿就着手理顺指挥系统、协调各种关系以及明确不同人员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分配。经过一番调和与努力，蒙巴顿总算坐稳位子并行使职权了，下一步就是要具体计划重新夺取缅甸的方案。
在东南亚作战问题上美英两方的态度和观点不尽相同。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大量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并且中国早晚会作为反攻日本的基地，因此中国的战事符合盟国的最高利益。作为美国派驻中国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史迪威将军认为下一步应在缅北、起码首先在滇缅边境地区彻底肃清日本军队，恢复中国通过那里至印度的陆路国际交通线。而对英国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印度，“放弃一百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一个印度重要”。丘吉尔之所以关注缅甸战事，主要是因为担扰日本力量在那里巩固后会西进印度，除此之外是无所谓的，更不想“为中国人看守缅甸的大门”。所以伦敦方面要求蒙巴顿把反攻缅甸作为跳板，进而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而对美国人来说，这些目的却是毫不相干的，反倒提出殖民主义的冒险应当避免，美国的人力物力可不能用于非原则『性』的劳民伤财的计划之中。美国人还不无讽刺地说，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英文缩写seac应当读作“拯救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蒙巴顿发觉要自己执行的是两种互相分离互不相容的政策。
蒙巴顿做为一位来自海军的将领，除海战外，若干年来蒙巴顿又潜心钻研并熟悉了两栖登陆作战。来到东南亚后，蒙巴顿也认为只有通过海上进攻和登陆才能击败日本人，而在缅甸的丛林中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却不是英国人的专长，打起来不会占上风。要夺取缅甸南部以及仰光，应采用两栖登陆进攻的作战模式，这与蒙巴顿本人的专长有关。而史迪威则认为年轻人爱出风头。因为在缅北的深山密林里，无论怎样苦战和取得多么大的战果，除了中国之外恐怕也不会引起什么国家的舆论反响，而在浩瀚的海洋上实施两栖作战，一举拿下新加坡、占领缅甸首都，便会一鸣惊人。
显然，英美对“缅甸的事情有点儿南辕北辙”。丘吉尔是以夺取苏门答腊为目标的“『毛』瑟枪”行动的热心支持者，他称夺取苏门答腊后，就会对驻缅甸的日军形成侧翼包围，并可以进攻新加坡。而罗斯福总统则认为，英国在东南亚的这种战略会妨碍打通陆路援华运输线的计划，美国无意提供帮助。
蒙巴顿知道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大规模海上作战所需要的大部分装备，那么两栖作战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蒙巴顿按首相意图拟订具体计划时，发现到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比目前能够得到的要多得多。这时伦敦又发来电报，说由于从欧洲和其他地方抽不出部队和物资提供给东南亚，指示暂时冻结这次行动。蒙巴顿也没有抱怨什么，他把“『毛』瑟枪”计划暂时放在一边，开始寻找适合他部队作战的新目标。
1943年11月23日，美英中的首脑会议在埃及的开罗召开，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在会上，蒙巴顿提出了名叫“锦标保持人”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的行动包括：中国第22师和第38师从雷多进军（这个行动那时已在进行中），同时要求在1944年1月中旬，英第15集团军在若开地区向前推进以占领改善的防线；英第4集团军向茂功、明塔、锡当进军，尽可能向东南推进；2月，上述3支长远距离的突破部队开始进攻，伞兵部队于3月中旬占领英部，然后空运印度第26师据守该地。这个作战计划还原则上确定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登陆作战。
蒋介石不同意这一计划，而再次提出了“南北缅海陆同时夹击”的全面反攻缅甸的行动方案。丘吉尔对这一在缅甸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建议很不热情，而罗斯福却支持蒋介石的观点。
这样，开罗会议既没有接受蒙巴顿的“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全认可蒋介石的全面反攻缅甸的行动方案。最终三方确定，由中国军队在缅北发动一次代号为“泰山”的攻势，另由蒙巴顿牵头发起旨在夺取缅甸沿海安达曼群岛的代号为“海盗”的两栖军事行动。
蒙巴顿回印度后，便着手制订他的“海盗”行动计划。然而，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便飞赴德黑兰去会晤斯大林。11月28日，召开了由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参加的德黑兰会议，讨论对德作战问题。在美苏的一致要求下，丘吉尔当面向斯大林保证支持实施“霸王”战役，斯大林则答应在打败德国之后立即参加对日作战。
这样丘吉尔认为，“既然俄国许诺要参加对日作战，便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力量来支持中国”。他要求取消夺取安达曼群岛的“海盗”行动计划。蒙巴顿被告知，原定调拨给他用于“海盗”行动的登陆器材中的半数将转调给欧洲战区，原定调给他的战列舰队亦将改调他处。这给怀着满腔热情正在拟制作战计划的蒙巴顿，无疑是浇了一盆冷水。
作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自然想要在这里建功立业，而丘吉尔则从“欧洲第一
”的观点出发束缚了他的手脚。他感到与首相的关系疏远了，自己渐渐失去了丘吉尔全心全意的支持。
“海盗”行动计划被放弃后，蒋介石对英国人的言而无信十分气愤，遂取消了自云南向缅甸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命令。在德里的韦维尔发现蒙巴顿从来没象此时这样的“疲倦和沮丧”。但是，蒙巴顿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他电告布鲁克，虽然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中所有的人“都对这一决定感到心碎”，然而，“我们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和高昂的士气，决心在人力物力允许的条件下尽力作战”。
蒙巴顿又开始筹划适合于他的人力物力的新计划。这次计划的代号为“猎猪”，它的规模更小，目的仅是在梅宇半岛登陆，以切断驻实兑日军的交通线。然而，接着而来的却又是一盆冷水。白厅的参谋长委员会“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蒙巴顿所掌握的人力物力也许有必要用于其他更重大的行动之中”。一句话，他们不同意蒙巴顿又搞什么“猎猪”计划。1943年岁末，白厅电告蒙巴顿，在印度停泊的5艘大型坦克登陆舰，其中有3艘不准他动用。蒙巴顿以为至少会把另外两艘留给他，于是又以此为基础匆忙地修改了自己的计划。岂料，白厅还是挥下了最后一刀。1944年1月7日，参谋长委员会来电命令他取消在东南亚战区所有的两栖攻击行动，并将所有的登陆器材转运至欧洲。他的“猎猪”计划变成了“被猎之猪”，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任命蒙巴顿这位前联合作战总部指挥官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目的之一是领导两栖作战，而白厅出于欧洲战局考虑而发来的种种指示，实际上使蒙巴顿在这里干不了他所熟悉的事情。正如斯利姆将军后来描述的：“迪基所遇到的真正的麻烦在于，他制订的作战计划总是无法实施。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没有一位总司令的处境如此尴尬，要他在某个基础上制订作战计划，然后又把这个基础拿走。”蒙巴顿自己在日记里发牢『骚』说，他的这种差事“足以使我剩下的头发都变成灰白『色』。我简直难以相信还会有什么人会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那些对我的工作表示羡慕的人（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发疯了”。
然而，无论境况是多么地令人泄气，从外表上看，蒙巴顿却没有使自己表现出消沉的情绪。他要趁这段天赐的时机整顿他的部队、解决未来作战时将必然要面临的诸多难题。
重整旗鼓
蒙巴顿来东南亚战区就职的几个月里，忙于协调各种关系、参加一系列会议及制订一个又一个的作战计划。随着这些计划接二连三地告吹，他总算有更多的精力来整饬部队及解决一些对作战不无举足轻重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工作更是迫切和必要，按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1943年底，蒙巴顿沿着印缅边界视察了一些部队，得出的结论是首先要重振士气。因为缅甸失陷后，从那里溃退下来的几十万英、印、中部队惊魂未定、士气低落。他们已成了惊弓之鸟，对日本人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觉得日本军人是超人，是丛林战中的战神。所以，蒙巴顿意识到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恢复这些部队的信心，帮助他们认清自己，认清日军。
这也正是充分发挥蒙巴顿个人领导艺术和魅力的时候。他的做法是深入部队、贴近官兵，不拘礼节、气氛宽松，充满信心、鼓舞士气。只要飞机能着陆或吉普车能驶入的地方，他都要亲自去看一看。每到一地，他都要召见军官们，与他们单独谈话，详细地询问各人的情况，并且总能够找出一些彼此之间的相通之处以显示亲近。在谈话时，蒙巴顿的随行副官则默默记下对方的过去和偏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