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国外间的双向对流程度过大，中国的双向对流资金与ＧＤＰ之比也高于美国。
——由于最近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受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制约，中国缺乏的是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每年吸引的几百亿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实际增加中国的资本投入，只是增加了国家的外汇储备。这种外国直接投资与外汇储备的并行增加一方面将本国资金挤向国外，另一方面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造成了过大的压力，极大地压缩了中央银行实行自主的货币政策的空间。由于外国直接投资随中国国内总需求的变动而同向变动，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还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波动：繁荣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通过扩大总需求而加剧经济过热，这些繁荣时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抢占了有利可图的产品销售市场，在萧条时又加剧了中国企业的销售困难。
鉴于片面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上述问题危害越来越大，我们必须对整个对外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作重大修正，大幅度地改变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目前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急需要作的是：
1。 摆正思想，端正认识。明确说明进口多、进口增长快是弊病，而绝不是政府的“业绩”和成就；严令不准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多作为任何一级政府或任何政府部门的“成就”和“业绩”；不再将出口多、出口增长快当作政府和政府部门的业绩和成就来宣传。将宣传重点转向鼓励进口替代和发展民族产业，把增加本国人民的就业和收入作为衡量各级政府成就和业绩的主要标准；在宣传各级政府的成就和业绩时，衡量的标准应当是：所在地企业替代进口越多、替代进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越高、作大作强的本国企业越多越大，成就和业绩就越大。
2。 改变片面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导向，切实转向强有力地保护处于产业升级方向上的国内产业。我国加入ＷＴＯ时承诺将平均关税降低到10％，这样低的关税水平远远不足以保证我国实现顺利的产业升级。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包括设置各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使政府政策对国内产业的实际保护程度相当于平均为20％的关税税率的作用；而且应当统筹考虑和调节，将保护国内产业政策措施的作用重点集中于国内产业升级的方向上；特别是要设法突破信息技术产业零关税的协议限制，设法对本国的信息产业实行有效的保护。
3。 取消对外国投资企业的一切政策优惠，并且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禁止任何一级政府再给予外资企业以比本国企业更为优惠的政策待遇。不准再给外资企业以优于本国企业的政策待遇这一原则，不仅应当体现在税收政策上，而且应当体现在对诸如土地使用、劳动工资等其它各个方面的政策上。
4。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政策手段，包括对投资项目不予批准的行政手段，有力地阻止目的在于向中国国内销售其产品的争夺市场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阻止外资在已有中国企业进行生产的行业进行以向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产品为目的的投资；对于目的在于出口外销产品而利用中国廉价生产要素的外国投资，也要限制那些在出口的外国市场上与中国企业争夺销路的外国企业投资；特别是要严防外国投资企业对整个行业形成垄断，防止再出现类似“可口可乐”等美国企业垄断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现象；开放的只应当是真正向中国企业大规模转让技术的外国投资，为保证这种廉价的技术转移，必须坚持外国直接投资尽可能采取合资并不准外方控股的形式。
5。 取消对产品出口的一切实际上的财务补贴，这主要体现为取消其实际作用等于给予出口以特殊补贴的各种对出口的政策优惠。在当前，给出口的特殊政策优惠主要集中在过高的出口退税上。对许多出口产品的退税额高于该产品在出口以前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缴纳过的增值税，这实际上成了对出口的财政补贴，造成出口越多财政支出越多的困境。应当取消对出口的过高退税，将退税额不能超过出口前的流程中所征税额作为退税工作的原则，保证出口不再成为财政的负担，将由此省下的财政资金用于补贴大飞机制造等本国企业的进口替代项目。
6。 进一步严格限制适用加工贸易优惠政策的行业，将可以用国内生产的零部件生产出口产品的零部件排除出加工贸易零部件免税进口的范围之外，以保护和鼓励本国技术密集型的零部件生产，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
7。 放弃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浮动的范围。控制的原则是：在经常项目没有逆差时，维持现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变；在经常项目出现显著逆差并难以消除时，就使人民币对美元适时贬值。今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将主要来源于资本项目的顺差，而造成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因素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只要为本国企业保护国内投资机会的政策足够有力，就可以阻止外国投资过多进入中国，消除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主要压力，保证人民币对美元只贬不升、适时贬值。取消对出口的各种政策优惠可能使出口下降，但是只要辅之以适时而适度的人民币贬值，就完全可以通过人民币的贬值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从而既保证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不至于减少，又保证对外金融上的安全。
防止外资收购 保障职工利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希成在海口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根据录音整理，特请研究员审阅、修改后，授权本报发表。
《21世纪》：改革初始，“蛋糕”不断做大，大家都得到好处，但今天似乎到了需要特别照顾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才能推进改革的时候了。一段时间以来，您在各种场合呼吁反对外资“收购”中国，呼吁保障下岗工人利益。请问您对目前改革的局势怎么看？
左大培：我的看法是，应当在现有财力物力允许条件下，尽量照顾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比较高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照顾和补偿，虽然他们不时还在发一些怨言；另一个利益集团是基层劳动者，即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人。过去计划体制下，他们有既得利益，铁饭碗、不下岗就是既得利益。
现在最需要照顾的利益集团就是这些人。像少数比较高层的干部，人数少，好保障，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里也好保障。现在主要是城镇基层工人，他们是计划体制留下来的最大的利益集团，也是最难照顾的，因为面太大。这几年国企减少了约2000万人，当然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找到了工作。不可能完全照顾他们，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给他们一个最低的补偿。
《21世纪》：现在大家都在强调农民收入上不去是大问题。您所谓需要照顾的利益集团不包括农民，是吗？
左大培：从传统计划体制讲，农民算不上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确实没有照顾过农民。在改革开放头十几年，农民得到很多好处，最初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是乡镇企业发展，再后来进城务工，他们的福利得到改进。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些进城农民竞争下，城镇基层有一个贫困化的趋势，市场竞争的结果正把这两部分人拉齐。但问题是这部分城镇基层劳动者人数太多，你不可能把城镇人口撵出城去。农民生活改进，应该支持，但大批城镇居民生活状况恶化，问题就很严重，这就要有照顾，让他们有一个生活的底线。
《21世纪》：在您看来，出路何在呢？
左大培：国家要有政策。对国内产业要有适当的保护，不能过分赞扬外来的竞争。竞争是好的，但竞争的冲击非常厉害，不管什么国家都要考虑这种外来冲击。美国是不是市场经济？但它的201条款是什么？是保护！保护美国钢铁工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发展的空间很大，潜力很大，应该通过适当的保护性的产业政策，把一些产业特别是需要发展的产业保护起来。很多国内企业主要受进口产品的冲击。像机器制造业，本来中国要大规模发展，但这几年机器制造业下滑，很多下岗工人出自这个行业，像汽车制造业也该大力发展，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
《21世纪》：国内造的汽车性能不好、技术档次不高，但消费者喜好进口车，怎么办呢？
左大培：这就是国际贸易理论所谓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矛盾。其实任何国家都会在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同时多少牺牲一点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像美国保护她的钢铁工业，就是这样。美国钢铁工业衰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工资高的问题。中国要发展制造业，可以上档次上技术，通过发展来解决就业，提升职工工资。
《21世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在本报指出，完全竞争不好，垄断竞争也不好，中国要发展“适度竞争”，加强行业内的协作，强化对外竞争。您反对外来竞争吗？
左大培：从过去经验看，完全让外国企业来自由竞争是不行的。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许多企业，行业内的企业数过多，必定存在恶性竞争。在国内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外来的竞争，就要高度警惕，要设置一定的门槛。特别是国外一些大厂商，实际上他们不是来竞争的，他们要把中国的企业打垮，让他们来垄断。就拿碳酸饮料来说，现在不就让可口可乐品牌垄断了吗？他让你竞争吗？胶卷行业的柯达跟中国厂子合资，就想把中国厂子都弄到他的手里。
《21世纪》：国外企业本地化经营雇佣的不也是中国人吗？
左大培：让外资厂大量进来，中国消费者肯定受益，但中国厂子的工人受损。就拿碳酸饮料类的汽水来说，原先中国哪个城市没有几个小汽水厂？现在外国品牌进来后，他们还存在吗？
《21世纪》：是不是说外资厂虽然雇佣中国人，但雇佣的人数比原先少得多？
左大培：问题就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利润归了外国厂商。现在很多人呼吁要发展民营企业，说国家许多领域不开放，可是中国许多的投资机会被谁抢走了呢？看看碳酸饮料，可口可乐进来后，中国民营企业丧失了多少投资机会！
《21世纪》：您说要保护国内市场，以便让民营企业发展？
左大培：保护是一方面，国家还要有一定的科技政策，要把重点转到研究和开发上来。如果能很快引进国外技术就引进，引不进来就自己开发，因为有些技术国外人不给你。
加入ＷＴＯ后，我们不能再要求外商转让技术，不像过去那样可以要求外商把转让技术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特别是那些垄断性厂商，他进来后会给我们转让技术吗？所以要有独立开发、引进开发、合资等多种方式来发展技术。目的就是尽可能使国内企业的职工少下岗。
《21世纪》：加入ＷＴＯ后，中国的关税将降低，即使限制外国资本来中国设厂，外国产品抢占国内市场也是不可避免。
左大培：但还允许有10％的平均关税啊，可是中国收到10％了吗？我们不是一直在搞减免吗？像很多搞加工贸易的企业就是免关税的。
《21世纪》：除了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保障职工利益之外，还有别的途径吗？
左大培：可以出售国有资产筹措社会保障资金。但现在有一种危险，不是在出售国有资产，而是在白送！要真正搞好出售国有资产这个市场，就应该公开拍卖。但有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拍卖，像国有股减持，目的之一是筹措社保基金。从筹措尽可能多的资金角度考虑，国有股按市场价卖有什么不对呢？但股民——这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按市场价减持国有股，因为国有股减持就把股价打下来了，他们的利益受损。这就需要在各个利益集团中间找平衡，互相照顾。
我甚至主张社保机构直接参与国有资产管理，包括有些地方还剩下一点集体资产，都应由地方政府相应的社保机构管理，赚的钱直接给社保——不管是养老、医疗或是下岗的保障。
《21世纪》：据您所知，国有资产转让过程是否透明公开？
左大培：我相信绝大部分都不是公开透明的，这个过程存在极大的问题。比如1990年代初，许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那就是哪个领导签个字的事，这种制度本身不造腐败造什么呢？一个地产商想搞一块地，给当官的送多少万块钱，难道还搞不“掂”吗？即使在某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政府批准土地的开发也是腐败来源之一。
其实，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应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像香港，才拍卖了多少地，就积累了庞大的资金，我们的许多城市虽然也从土地转让中得到了一些收入，但我认为得到的只是应收的一部分。所以为了防止腐败、确保国家收入，土地使用权应该拍卖，尽可能地公开拍卖。
《21世纪》：您主张把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收入用来保障下岗职工的生活？
左大培：国有土地，还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应该统筹考虑。我不主张让企业自己转让，转让之后补偿职工，因为企业占地有大有小，这会造成利益分配不均。而且临破产时，企业领导的行为会反常，不能公平地卖资产。需要地方政府设立统一的机构来办理这件事。要让人大和社会监督拍卖过程，收入统一支付给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城镇居民。
《21世纪》：也许下岗职工问题并不像您想的那样严重吧？因为20多年来，各种非国有经济飞速发展，实际上消化了大部分的下岗职工和剩余劳动力。
左大培：这跟地区有关，像广东地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很多，职工就业就不成问题。但在另一些地方，问题就严重得多。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职工可能是既得利益者，现在的政策应该对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
《21世纪》：您说要保障下岗职工的利益，但现在发展这么快，你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怎么能行呢？
左大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