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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国家之所以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本意是要靠大量出口低技术产品来迅速增加本国的实际总收入。但是，即使这些国家低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真的迅速增加了，如果出口的低技术产品的贸易条件降低得很快，也会使这些国家的实际收入并不能迅速增长。这样，低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的迅速增长并不能导致这些国家实际总收入的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行比较内向型一些的发展战略，多发展一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适当放慢对外贸易占总收入比重的增长速度，可能是一种经济增长速度更高一些的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受到出口品加工下降的致命打击，这在20世纪初的巴西表现得特别明显。1913年之后，咖啡的价格甚至它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都不断下降，导致咖啡的主要出口国巴西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在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这种打击特别严重，最后迫使巴西不得不靠政府干预来大幅度削减咖啡的产量。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也陷入了出口困难、相互压价竞争的困境。它们在某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削价竞争，半导体等产品的出口价格大幅度下跌。随着这种压价出口竞争而来的，就是东亚各国爆发了对外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表明，东亚各国不再能依靠它们的低技术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来达到它们原先的经济增长和对外经济平衡目标：它们原来想靠大量生产和出口这些产品来大幅度增加本国收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以出口创造的大量外汇来偿还所欠的巨额外债；而现在的压价出口竞争使它们的这些原定目标都无法实现。
近年来低技术产品市场上激烈而又严酷的竞争表明：在世界市场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品已经过剩；过剩的低技术产品之间相互恶性竞争，压低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使发展中国家从增加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所得到的实际收入大大下降。这些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对这些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甚至已经没有多少益处。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对于中国加入ＷＴＯ，内心最害怕的是印度和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怕从此中国对它们和西方国家的出口品享受到与别国的出口产品一样的政策待遇，使它们的出口产品竞争不过中国产品。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之间陷入了这样相互敌对的境地。
最后，发达国家绝不可能十分顺利地完成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放弃其低技术产品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充满了各种经济上的摩擦。在这个过程中，一般都会产生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倒闭、工人失业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激起了发达国家工人中要求保护、反对全球化的激烈情绪。它们迫使发达国家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其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又会妨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使它们更加难以实现其“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现在，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政府负债的增加也使资本所有者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企业感到利润太低，投资意愿普遍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也不再敢于大幅度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世界因此进入了一个总需求增长缓慢的时代。它使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丧失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1997年东亚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流入东亚各国（如泰国）的外国资本正在大量撤出。这些资本之所以撤出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显然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投资、包括在这些国家生产出口产品的部门投资所得回报已经太低，利润率低于在其它部门或其它国家的投资。
在泰国爆发货币金融危机以前，大量资金曾经通过各种金融机构的渠道流向房地产业甚至证券市场；在这些资金中也包含许多国外资金，因为泰国的金融机构曾经大量借入了国外的资金。这样多的资本包括外国资本流向房地产业和证券业，这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泰国这样的国家的面向出口的制造业部门已经无利可图。
与出现这种现象同时发生的是，东亚各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近年发生了出口困难、相互压价竞争的情况。
这些现象其实都来自同一个根源：在世界市场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品已经过剩；过剩的低技术产品之间相互恶性竞争，压低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使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的利润大幅度降低。这使发展中国家从增加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所得到的好处大大下降。这很可能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走到尽头的表现。
2001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使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碰到了最大的挫折。美国经济增长从2000年下半年起开始减速，到2001年中期进入衰退。2001年第三季度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0。4％，衰退程度并不大，但是这已经给了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东亚外向型经济以沉重的打击：这个季度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5。6％，台湾则下降了4。2％。台湾经济的这种衰退为30年来所没有，连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使台湾经济受到如此重挫。
2001年第三季度的这种经济动态具有代表性。外向型经济的繁荣完全依靠少数几种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因此具有这种经济的国家和地区特别容易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2000年美国经济出现超过3％的过高增长时，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曾达到9。9％，而美国经济在2001年刚刚开始衰退，新加坡就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外向型经济的良好业绩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当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不景气时，外向型经济就不会再带来成功的经济发展。
第四节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今后又面临着不景气的世界经济环境。这些以及其它的历史条件，都决定了中国不能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更不应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中国在目前环境下所应当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是：1。 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安排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战略；2。 保护本国的投资机会，逐步在争夺投资机会的斗争中挤走跨国公司；3。 禁止资本在境内境外之间的自由流动。为了作到最后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求美国改变其霸权主义的国际金融政策。
中国不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首先意味着不要再盲目地吸引外资，包括不要再拚命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这是为了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留给本国的资金，而现在国内的投资机会缺乏已经导致本国资金大量外流。
不再对外资开放投资机会以将有利的投资机会留给本国资金，这是因为引进外资也有代价，而这个代价就是降低了本国资本的盈利。经济增长理论和实际经济生活都能证明，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本总量增加会导致利润率普遍降低。但是流入的国外资金却有自己的“保留效用”、自己的不能降低的流入标准，这就是它在国外所可以得到的利润。如果流入一国所得回报低于这个机会成本，国外资金就不会流入，或者会撤走。
流入的外资所得回报的期望值要高于它在国外所可以得到的利润，这一点就为一定时期可以流入的外资数量规定了一个限度。流入的外资超过了这个限度，资金引进国的利润就会低于国际“正常水平”。利润率过低的实际情况很可能在经济波动的下行阶段突然暴露，导致资金引进国陷入危机。这样，国际的“正常利润”为引进外资规定了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引进国外资金对资金引进国是不利的。东亚金融危机证明，这样一个限度确实在起作用：超过合理限度流入的资金在发现回报过低以后会尽快撤走，这个急剧的撤走过程就造成了危机。
就平均情况来看，我国并不是一个资本回报率高的国家。当然，我国的人均资本量还很小，这本身应当大大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的技术水平低，在组织和管理现代市场经济上还缺乏经验，这又大大降低了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国内的资金回报率很低，连私营企业的盈利也很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引进外国资金，不但会进一步降低本国资金的回报，而且很可能导致增加的国外资金所增加的总产出小于它所得到的实际利润。这样的资本流入必将减少本国居民所得到的实际收入，因而是有害的。
证明中国目前投资机会不足、资本回报率不高的最明显证据，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就没有真正吸收多少外国资金。
在这10年中，除了1993年中国出现了经常帐户逆差之外，中国在其它年份都有大量的经常帐户顺差。我们已经指出，经常帐户的顺差本身就表明一国在实际上有资本净流出。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年份，尽管中国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但是同时又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其它方式的资金流出而向外流出了更多的资金，以致中国在实际上成了资金净流出国。
不过，在这些年中，中国每年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还有大量的资金流出，其数额常在100－200亿美元之间。这笔“错误和遗漏”如果是由没有官方记录的资金流出造成，则它只是印证了经常帐户顺差所记录的实际资金净流出，是这种资金流出的又一个渠道。但是，这笔“错误和遗漏”也可能产生于非法的走私进口用汇或为骗取出口退税所谎报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它应当相应地抵销经常帐户的顺差，从而减少实际上资本净流出的数额。
如果我们将每年的这笔“错误和遗漏”全部看成是没有官方记录的经常帐户逆差，从公布的经常帐户顺差中全部减去它，每年在经常帐户中出现的资金实际净流出就会减少到微不足到，甚至在很多年份出现经常帐户的逆差——这意味着资金的净流入。但是即使作了这样的处理，中国在最近10年中也在很多年份里是资金净流出，而净流入的年份中真正流入的资金少得可怜。何况把“错误和遗漏”全部看成没有官方记录的经常帐户逆差是没有根据的，这笔资金多多少少总有一部分是没有官方记录的资金流出。
10年来几乎没有引进多少外资、甚至是国内资金净流出，这个事实显示了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缺乏，表明了流入的外资抢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挤走了中国资金。为了制止这样的不合理资金流动，我们应当停止进一步向外国资本开放国内的投资机会。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我们必须对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对外贸易战略作根本的反思，坚决地放弃那种不惜代价地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取向，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来。
从第七章到本章的论述都说明，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也不会是只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本书第七章第四节已经指出，在转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高技术的工业部门至今还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这种部门的企业往往陷在亏损的困境中，但是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