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皇。简而言之，美国要通过海牙的法院取消别国的主权，却不允许这同一个法院触动它自己主权的一丝一毫。难怪美国的《新闻周刊》都说，“美国对国际协议表现出强烈反对，反映出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国家”，它要由美国来决定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美国就是要这样用强权制造出为它服务的“公理”。
南斯拉夫的教训
南斯拉夫近30年的历史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30年前在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欣欣向荣的国家。是西方人灌输的那一套，特别是“溶入国际社会”的宣传和挑拨离间、西方人出的坏主意、西方人的经济引诱加侵略毁灭了南斯拉夫，把南斯拉夫变成了战火连天的人间地狱。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南斯拉夫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就是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如果南斯拉夫的国防力量再强大些，能够足够有效地防止北约的空袭并给北约造成足够的人员伤亡，南斯拉夫就可以不向北约19 99年的空袭屈服，科索沃也可以不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南斯拉夫的状况会比今日好得多。世界历史从来都是强者的历史，不能用武力抵抗外国的国家只能任人宰割。
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南斯拉夫作的不够。相对于美国和北约，南斯拉夫太小了，又处在欧洲那样一个完全被北约国家近距离包围的状态，附近也没有肯真正支持它的国家，它确实无法顶住北约的侵略和进攻。但是我们中国的土地面积比美国大，也比整个欧盟还大，人口占世界的5分之一。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没有自己足够强大的独立的国防，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不想保卫自己。其实现在整个北约的斗志都极差：你只要象在黎巴嫩和索马里那样让一个北约国家死上几十个士兵，他们就会赶快从你的国家撤出，卷铺盖滚蛋。我们的国防力量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很容易的。我们能够也必须将自己的国防力量提升到这种水平，让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国家都一定付出足够的血的代价。
南斯拉夫给我们提供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一定不能再在经济上依赖西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整个东欧国家的共同毛病，就是一直想在经济上依赖西方，得到西方的援助；这次南斯拉夫政府把米洛舍维奇出卖给西方，就是为了换取西方区区13亿美元的“援助”——而且这种“援助”其实只是有借有还的政策性贷款，并不是真正的无偿资助。
其实30年来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一直在作着从西方得到经济援助的美梦。它们竞相从西方国家借债；商业性的贷款借不到，就乞求西方国家政府给予施舍。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本来是走在前头的：它在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中首先接受了西方的贷款和“经济援助”，并且最早大力开展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使自己深深地“溶入”了西方的国际分工结构中。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使南斯拉夫特别容易由于西方国家的“制裁”而陷入经济上的灾难。而美国和西方国家正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和战略武器，将南斯拉夫和其它东欧国家一步一步引上绝路，也引向了经济上的灾难。
在向西方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求贷款和援助时，许多国家常常以为这种“经济援助”对自己是多大的好事。但是事后看来，西方的这些“经济援助”就是在经济上对受援国造成的也多半是净损失。西方的援助，包括美国人操纵的那几个国际机构的贷款和援助，通常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只有接受了这些条件才能得到这些“经济援助”。而这些条件有的本身就会给受援国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其它的也往往造成受援国剧烈的政治动荡和分裂，而这种动荡和分裂光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失就远远超过了西方“援助”的数额。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不断发生的事。
这里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了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几百亿美元贷款，同意不对外出售自己生产的武器。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售国，每年出口武器的收益都在100亿美元以上。俄罗斯的大部分武器都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而价格远比美国便宜。如果俄罗斯尽量出口武器的话，一年也可以得到50－1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样出口到90年代末，所得收入就可以超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这种出口还保存以致发展了俄罗斯自己的最有竞争力的工业，在经济上的好处远远大于那条件苛刻的贷款。
南斯拉夫提供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就是千万不要听信西方人的宣传和西方政府的建议，包括不要听信西方人称赞你“改革”的好话。这种建议和好话都是骗人的诱饵，引着你一步步向着西方政府设定的圈套中走，其目的就是毁灭共产党执过政的国家，以便消除西方政府奴役世界的对手。
在苏联解体前，西方政府确实愿意从经济甚至外交上帮助南斯拉夫，但那是为了拉到一个对抗苏联的强硬盟友。苏联一开始陷入混乱，西方国家立刻就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腔调，指责已经去世的铁托“独裁”，要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民主”和“民族自决”。对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多党制使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和政客极容易取得群众，而西方人鼓吹“民族自决”更是要煽动各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分离情绪，以便瓦解统一的苏联和南斯拉夫。再加上西方国家政府利用“经济援助”而玩弄的战略，就导致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各民族争相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克罗地亚和波黑都从旧南斯拉夫分裂了出去。
但是，象任何制造混乱的人一样，西方利用“支持民族自决”而在南斯拉夫制造的分裂和混乱使西方国家立刻自食其果：“民族自决”的口号也鼓励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们要支持居住在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从这些小国中再分裂出来，以便成立一个大塞尔维亚。这就导致了血腥的克罗地亚和波黑内战。其实，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主张本来是完全合乎西方人鼓吹的“民族自决”原则的。无论克罗地亚和波黑内战的责任在哪个民族，最终的罪魁祸首都只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他们在东欧国家煽动“民族自决”和民族仇恨，才引发了南斯拉夫的内战。
在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平民死于内战之后，西方各国政府怕南斯拉夫的战争破坏欧洲的和平，才极力要把南斯拉夫内战平息下来。但是它们不思反悔自己的罪过，却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塞尔维亚人。它们对塞尔维亚人的打击鼓励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分离主义分子举行武装暴动，引发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而西方国家在这场战争中偏袒阿族武装侵略南斯拉夫的行为，又鼓励了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分离主义分子挑起马其顿内战，造成了2001年夏天的马其顿战争危机。10年南斯拉夫内战的血腥历史，就是这样一部西方国家借口“民族自决”挑拨民族仇恨和战争的历史。只要西方政府还力图主宰东欧的政治，那些国家的人民就永无安宁之日。
现在，西方国家政府也知道再煽动“民族自决”已经对自己不利，转而大叫要“反对民族主义”、“维护人权”、“审判战争罪犯”。但是它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过是20年前铁托在世时所作事情的翻版。铁托当时用“独裁”的铁腕所打击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发动了南斯拉夫内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据说波黑内战双方的首领——穆族的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塞族的卡拉季奇，当年都属于铁托打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之列。对米洛舍维奇近年这样强烈的民族情绪，铁托也一定不会容忍。
西方的媒体恶毒地指责铁托当年关押了几千人。而经过了10年血腥的南斯拉夫内战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铁托作的何等正确！抓起几千个挑动民族仇恨的人，不是比在内战中死去几万几十万人要好得多吗？西方人以所谓“国际战犯法庭”所作的，只是继续他们所谩骂的“独裁者”铁托镇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事业。但他们远远不如铁托的是：铁托是公平的，他本人是克罗地亚人，但是他一视同仁地打击一切民族主义分子，不管他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克罗地亚人。而西方人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塞尔维亚人头上，其背后的动机并不真是为了平息民族冲突，而是为了消灭俄罗斯在东欧的最后一个盟友。
经过了10年的战乱，历史又回到了原地：从铁托的“打击民族主义分子”，到西方人煽动“民族自决”，到西方人自己来“反对民族主义”。真正的差别是现在西方人在主宰前南斯拉夫的命运，而血腥的内战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从这里可以得出的真正教训是：西方的政客和媒体是短视和善变的，它们朝三暮四，今天叫你往东，明天又会叫你往西。唯一不变的只是，它们叫你作的任何事情，都必须合乎它们自己的眼前利益。它们对我们宣传和建议的东西，往往是损害我们这些非西方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的。听西方人的指挥，溶入这样的“国际社会”，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南斯拉夫的例子就很清楚：本来就应当一直坚持铁托的路线，不听西方人说三道四。那样就可以使许多人免于在战争中死去。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01年6月底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群众示威中，才出现了愤怒的群众暴打西方记者的现象。
最带悲剧性的是米洛舍维奇本人的遭遇：据说在80年代末南斯拉夫反通货膨胀的时候，他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支持，被视为经济改革的代表。而今天，正是当年用好话来捧他的西方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机构，用种种手段把他送进了监狱。西方人就是这样玩弄那些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把他们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
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来说，这已经成了一个规律：谁得到了西方人的高度评价，谁就快要在政治上完蛋了。诸如戈尔巴乔夫之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是很快就下了台，甚至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吗？谁爱听西方国家政府的好话和“建议”，谁总想被他们称作“改革者”，谁就难逃很快下台的命运；如果他还不想完全出卖自己的国家，他还难免最后被当初称赞他“改革”的西方国家送进监狱！那些一心想“溶入”西方的“国际社会”的政治家，其实都是在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西方国家向我们鼓吹的“溶入国际社会”，其实是要建立一个由它们统治世界的新殖民主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对于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在去搞什么“溶入国际社会”，就只能是损害民族利益，把我们的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向我们宣传“溶入国际社会”的人，不是糊涂透顶，就是想为了他自己而出卖我们的国家。
第七节 曲解历史的“对外开放”神话
近年来国内流行着一种“对外开放”的神话，它以“吸取历史教训”为幌子而曲解历史。这个“对外开放”的神话其实是为“服从西方的全球化”作铺垫的，所以我们有在本章揭穿这种神话之必要。
这种神话利用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西欧各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迅速地富强起来，而中国则在这个期间逐渐地相对衰落下去，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已经沦为一个落后国家。神话的编造者们宣传说，中国在这个期间之所以变得落后了，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闭关锁国”、“对外不开放”；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国力的相对衰弱。
仅仅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看，这个神话似乎很有道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政府确实有一种“闭关锁国”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不准西方教会在中国传教、不准外国商人在华办企业，特别是对西方与中国的贸易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措施，如只开放广州一地进行对外贸易，外国船只不准进入中国港口，中国人与外国商人从事的贸易必须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洋行”），对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前去和居住的地方加以严格限制，等等。
“对外开放”神话的宣传家们抓住了这一点事实大作文章，说中国的衰落就是因为中国不让外国人自由进入中国、不开放自由的对外贸易。似乎只要实行“对外开放”，让外国人自由地进入中国经商，让对外贸易自由化，中国就能避过那一段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
我们早就可以在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那里听到这个对外开放的神话。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就一直在编造这种地地道道的谎言。可惜的是它今日竟如此之深地渗入了某些中国人的意识。而只有对近代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这种神话。
“对外开放”本身真的能造就一个发达的现代化经济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史都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之后，西方各国的商人们就来到了印度。可以说，从那以后印度次大陆就是“对外开放”的，西方人可以自由地进入印度次大陆经商，次大陆方面不能不让它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当时的印度次大陆没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它也不可能实行这种政策，因为当时它正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没有一个统一的本地政权。印度近一千年中最强大的一个王朝——莫卧儿王朝是在欧洲人到达印度之后的16世纪中叶才兴起的，而且它的统治也只限于印度次大陆的北半部。自16世纪初开始，西方人不仅可以在印度次大陆的南半部自由经商，而且甚至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夺取政治上的统治权。从此就开始了一个西方各国的商人们争相抢占印度次大陆的过程。
近代西方各国同东方国家的往来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贸易和经济关系。西方人同东方国家的贸易总是结合着他们对东方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