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含义就是把国有企业贬为旧式的“官营”。而仔细的语义分析会告诉你，现在大吹大擂的“民营企业”其实是雇佣许多人的典型的私营企业，而主要不是指下层老百姓所自营的那些个体企业。这一点本身已足以说明，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是在打着“民”和“民营”的招牌掩盖“民”当中的贫富差别，或者不如说是要在同一个“民”的旗号下制造出贫富差别来。
5年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尖锐地揭露俄罗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说他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初系统地煽动反“官”崇“民”的情绪，利用传统计划经济下官僚有许多特权这一点，大肆宣传国有制下工人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权利，是被官僚压迫的，以便为他们的私有化方案争取社会同情。而一旦实行了全面私有化，这些人就利用一切手段巧取豪夺，自己变成私人拥有巨型企业的巨富。普通工人在这种企业中的地位比过去的计划经济下还要低下。不仅如此，俄罗斯的暴富阶层还迅速地从反“官”崇“民”转向了支持右翼的独裁者。这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过去的反“官”崇“民”不过是在骗人，普通的民众感到自己受了骗。
这位老经济学家此言一出，就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圈子”中引起震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极为光火，大骂这位老经济学家是“反改革”。现在回头来看，这些“自由派”人物作出如此强烈的反映，不过是因为那位老经济学家揭了他们的底。那位老经济学家所说的俄罗斯自由派的那一整套战略，其实也正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今天正在作的。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这样否定政府的任何干预和调节，鼓吹自由放任，起了与邪教法轮功一样的有害作用。此话绝非危言耸听，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邪教法轮功的害人之处，不仅在于它宣传的显然荒谬的愚昧迷信（如李洪志是法力无边的救世主之类），也不仅在于它的迷信邪说导致许多人自杀、延误治疗，伤生害命。法轮功的害人之处还在于，它以信仰自由、练功自由作掩护，打着反对政府干预的旗号，实行自己的有组织的思想专制：谁敢对它的信条表示半点异议，它就组织信众进行围攻，以此来压制任何批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就因为写了点批评法轮功的文章，就引来了法轮功组织的围攻，而且连发表他文章的杂志都被长期包围，一直发展到大批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法轮功组织的这种行为，显然是向政府施压，要政府出面禁止一切何祚庥式的对法轮功的批评。这是显然地破坏言论自由，实行言论专制。
一切哪怕还有一点点维护言论自由之心的人，都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坚决支持何祚庥的言论自由，站出来与法轮功的妖言惑众、以势压人的行为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真正主张维护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应当走在最前边。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笔者就认识这样一位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平素最喜欢引证的也是西方那几位经济自由主义大师的话。可是偏偏在法轮功问题上他就站在法轮功组织一边反对何祚庥。在取缔法轮功之前，他主张政府对法轮功问题不要干预，“让民间自己解决它”；而在政府取缔法轮功之后，他就对反法轮功的斗士何祚庥产生了仇恨。当有人谈到，何祚庥因为法轮功问题而处境不佳时，这位经济自由主义者竟幸灾乐祸地说：“他活该！”我听到此话时确实感到震惊。据我所知，这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本人不练、也不信法轮功，他与何祚庥过去也没有什么冤仇。现在他之所以这样仇视何祚庥，看来就是因为他把法轮功当成是自己的同道——他们都是“民间力量”，而何祚庥就成了这民间力量成长之敌。
稍有点头脑的读者都会问：法轮功不仅在“信仰自由”的招牌下害人，而且本身就压制异议，是言论自由的破坏者；一个主张言论自由的经济学家，怎么会与法轮功站到同一个立场上去呢？我后来才悟出个中的奥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法轮功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与法轮功一样，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多少科学的依据，它主要靠一些迷信式的教条来哄骗大众；与法轮功一样，中国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想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而惯于在言论自由的旗号下推行自己一家的思想专制：他们喜好结成小圈子，排斥有不同看法的人，对不同的观点扣上政治帽子，起哄围攻，甚至散布种种流言，拉拢一些人，孤立一些人。这种作风很象邪教的小集团所为，与哈耶克所主张的那种真正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相距不知有多远。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要是知道了这一切，恐怕也要苦笑不得。但是这却就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实际情况。
任何人都会感受到，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秩序以至社会秩序变得十分混乱，近年来竟达到欺诈公行、贪污受贿普遍化、黑社会开始形成、许多地方已经无法无天的程度。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没有充分履行其维护秩序的职责，许多该作的事不作，该管的事不管。而使政府放弃其维护秩序的职责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听信了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放任主张。对于中国目前的秩序混乱，中国特有的那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有不可推卸之责。
5。 主张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市场化，都变成现金交易。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对一切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而必然导致的结论。
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都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率性，主张尽可能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作得特别彻底。
当然，也有一些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具有足够的理论素养，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笼统地提“市场化”是不妥当的。但是一讨论起具体问题来，所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就都从来不提加强政府的执法、规制以致管理的必要，总是强调要“实行市场化改革”。可以说，对任何具体问题，他们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灵丹妙药——“解决问题靠改革，实行改革就要市场化”；除了市场化和“民营化”（即私有化），他们再提不出解决问题的任何别的方法。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的银行业。中国的银行业80年代和90年代初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特别是发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产生这样多的不良资产的主要原因，是有关方面特别是政府机构没有实行有效的监管。世界各国的经济都证明，银行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即使所有的银行都是私营的，都完全实行市场化经营，没有有效的政府监管也会发生大量的坏账。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这几年鼓吹的却只是“银行业要市场化”、“要民营化”，你在他们那里根本就听不到一句要加强政府监管或社会监督的话。相反地，他们主张银行业市场化的一些具体措施，实际上却是要削弱政府的监管和银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督。按他们主张的去作，中国的银行业只能越搞越坏。
6。 主张放纵违法违规和腐败的行为；其思想根源是主张让一切人自由地追求私利，哪怕是损人利己的行为也不要制止。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限制了这样作的自由的地方，就鼓励人们大胆地去作违反规定以致违法的事情。不管是贪污腐败，违法违纪，行贿受贿，走私卖淫，只要能“搞活经济”，使人们发财致富，那就是好事情，就应当让人们放手去干。
当然，在“经济学家”们的学者圈子中，还极少有人把话讲得如此明白彻底。用这样坦白彻底的话来表达这种思想观念的，通常只是社会上的一般人，间或也夹杂着某些政府官员的私下议论。这些人当然没有经济学家的思想水平，不能把对个人的作用与对社会的作用区别开来，只看着什么方法能使个人致富，便以为那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致富之路。而在既定的制度和规章下，如果政府不严厉惩罚破坏规章制度的人，个别人当然可以靠破坏规章制度而发财。于是那些爱出歪主意又急着发财的人就把放纵人们去违法违规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秘诀。
这里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走私：如果对一种本国不能生产的产品实行进口高关税，别人又都不走私进口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国内价格一定比国外价格高许多，这时候走私进口这种产品的人当然会发大财。也正是因为盯住了这个发财的门道，20世纪80年代广东和福建的许多人都怂恿当地政府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90年代初更是各地的“能人”都力主本地政府对走私不要管。
象走私之风一样，这样一种为致富而放纵违法违规的风气于20世纪80年代最先在广东蔓延开来。当地的政府官员还为地方政府故意放纵违法违规行为的作法编造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对中央规定的政策实行“变通”。广东一带的人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来形容这种行为：“看见红灯绕开走，看见绿灯大胆干”。
80年代到90年代初广东经济发展极快，再加上在别人还不敢干时就大胆违法违规，因而大批的人很快暴富。这就使别的地区特别是内地的人羡慕的要死。许多人把广东人致富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地方政府纵容违法违规，于是在90年代初就出现了一波“全国学广东，与广东比赛违法违规”的狂潮。本来在此之前，东北特别是辽宁的地方政府是老实遵守中央的政策法规的，这时候就被舆论当成了“思想不解放”的典型。许多人埋怨本地政府没有大胆向广东人学习违法违规，说是“广东人那样干就富起来了，咱们富不起来，就是因为总是自己整自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时全国的经济秩序大乱。
按理说经济学家应当最清楚这种思潮的害处。经济学家与一般人、甚至与一般的企业家的真正区别，就在于经济学家能把对个人有好处的事情与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区别开来。政府让个别人违法违规当然可以使那个别人暴富，但是整个社会却不可能靠这样违法违规致富。
还用那个走私的例子：如果别人都不走私，国内销售价格与国外价格的巨大差别可以使走私的人暴富；但是如果政府真的对走私放任不管，走私的暴利一定会吸引所有的人都来走私，结果是走私上的竞争使走私的暴利消失，谁也不再能通过走私致富。此外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对走私放任不管就等于对这种进口产品实行自由贸易，实际上不对它实行高进口关税。如果这种高关税真有其存在的必要，走私就破坏了关税的保护作用，对全国的总体是有害的；而如果这种高关税是有害的，那么需要的是取消这种高关税，使这种产品的进口合法地自由化，而不是去鼓励走私这样的违法违规行为。这样的推论几乎适用于一切关于违法违规问题的讨论。
但是中国的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却并不如此想。他们实际上站到了主张纵容违法违规行为的立场上。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态度又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把“改革开放”等同于“放开搞活”，以“改革开放”和“放开搞活”为号召，用“放开搞活”的名义来纵容违法违规行为。
严格地说，中国确实没有哪个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公开鼓吹纵容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当中的流行态度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对那些违法违规泛滥的地区、领域和时期，他们高度评价为“放开搞活”了的“改革开放典型”；只要政府一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他们就说这是“对改革开放的倒退”，是违反了“放开搞活”的宗旨，是把经济搞得“死气沉沉”；而谁如果敢于主张扩大法律涵盖的范围、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更是马上会被扣上“反对改革开放”、“反对放开搞活”的帽子。
在这样一种行为逻辑下，对中央的政策实行“变通”似乎就有了理论根据，广东被吹捧为学习的样板。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公开鼓吹广东流行的那句顺口溜：“看见红灯绕开走，看见绿灯大胆干”。对这种种说法和作法背后的真正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心照不宣：就是要象广东的某些地方政府那样，放手纵容各种违法违规的行为。
间或也有几位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敢于公开表达自己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纵容。
我亲耳听到一位颇有名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现在我们怕总需求不足，鼓励人们花钱，但是有钱的人就是不花钱。这是因为现在有钱的人，他们的钱差不多都不是好道来的。应当对他们过去的事实行“大赦”，这样免去了他们花钱时受惩罚的威胁，他们才会敢于花钱。他还从理论上概括说：现在只能是容许“腐败适度存在”，这是一个次优状态，它“能使改革进一步推进”。
还有一位以经济自由主义者自诩的经济学家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反腐败要注意其代价，因为腐败有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一面；在中国改革的具体情况下，“腐败和贿赂”“成为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这两段话倒是说出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内心的真正想法。
7。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地实行私有化，目的是把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企业都变成私人所有的企业，把已经存在的公有企业、公共资金转变为少数“经营者”私人所有。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一贯致力的目标。他们把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推崇发展为绝对化的信条，认定只有归私人所有的企业才能有效率，从而把彻底的私有化当作努力的目标。他们把这种思维逻辑概括为“人间正道私有化，反对私有化就是反动”。
主张把企业全部私有化并不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特点。西方经济学界向苏联东欧国家推荐的标准药方就是把所有的企业都私有化，而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