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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汽车轮轧轧地响进院子，接着听见车门开关的嘭啪声；再接着，他的门被推开了。
“玉生在不在？”来人穿着呢大衣，站在门口问。
在薛志良的记忆里，人们对王玉生的习惯称呼是“王书记”。他在公社当民政干部五六年里，几乎没有听过直呼其名而连姓也不带的声音，这是大人对小孩那种既藐视又亲切的口气。
“在！”薛志良立即站起，走出门，把来客引到王书记房门口，推开门：“王书记，有人找！”
王书记正和办公室的秘书谈什么，转过头，辨认着来人。
“玉生！你在这儿独霸一方！好难找哇！”来人嘻嘻哈哈说。
王书记醒悟似地慌忙站起，迎到门口，惊喜地笑着：“啊呀！老关！想不到是你，到俺这山沟野洼里来……”
“山里有神舍药，求者不远千里……”
薛志良走回自己的房子来，看着小院里蛋青色的小轿车，那玩艺儿停在泥土地上，显得特别耀眼。县委和地委领导来公社检查生产和工作时，总是坐吉普。看派势，听口气，来人非同一般。
大约一小时光景，王书记走进门来，坐在老薛对面的椅子上，皱着眉头，一脸难色，抱怨说：“难弄！事情真个难弄！”
薛志良大约能猜摸出几成，问：“怎咧？”
“嗨呀！你猜那是谁？咱的老上级，现在在市里当什么部长。”王书记说，“来干啥？开后门来了！”
“噢！”薛志良证实自己猜得不错。
老领导一来先翻老账：“我在县上那阵儿，到你们村见你头一面，你小伙儿下雪天穿着单裤，光脚片穿着烂鞋，我当时叫人给你先解决了一身棉衣，记着没？我把你提拔到县团委，头一天，你一顿吃了七个蒸馍……”他这么说话，我开不开口喀……
“他要给谁办啥事？”薛志良问。
“他们部里一把手的外孙女，在咱东王插队……”
“你应承了没？”
“老领导甩出了老面子，我……”
“算咧！那就留下一个名额吧。”薛志良替领导解围说，“就是不好推。”
“下不为例！”王书记下决心说，口气有点气哄哄。
薛志良笑着，点点头。
“看来，这件工作比所能设想到的麻烦更多！”王书记走出门后，薛志良这样想。其实，在县上昨天召开关于招工工作会议之前两个多月，早就风传着招工的消息。他是民政干部，经常被关心这件事的人们询问着，打探着。他用一句话回答任何人：“没见上级正式通知。”许多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做出谄媚的、讨好的、巴结的脸色，提出将来一定要帮帮忙。他也用一句话应酬：“等上级传达咧，到时候看，不违犯政策，尽量帮忙……”有什么办法？在文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的当今中国，谁有本事和力量能扭转这股强大的进城的洪水？特别是党的传统思想被污染以后，问题更加难以正常处置了。现在看吧，上午刚把招牌一贴出门，他的房子里就涌来许多人。他索性把要起草的文件纸收拾起来，锁上门，躲到搞计划生育的女干部的房间里写，这儿是人人闻之却步的冷清衙门。
大约还没写两页，老薛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呼喊他的名字，那声音又粗又响，叫得又紧，简直跟叫驴的嗓子一般无二。
薛志良只好合起纸笔，走出门去，见社办砖厂厂长杨谋儿站在院子里，东张西望。此人四十多岁，墩墩个儿，光头发亮，肥眼泡下一双又大又诡的眼珠一瞅见他，就急不可待的喊说：“老薛，快快快！王书记叫你！”
杨厂长跨步过来，一只胳膊搂住薛志良的肩膀了。看去象是亲热的举动，而实际感觉那粗壮的胳膊是在推着他快走。
王书记旁边，坐着一位中年陌生人，从脸上的颜色看，他的营养是很好的，胖乎乎的圆头上，扣着一顶栽绒帽儿，带毛领的列宁式棉袄，脖颈衬着红蓝各半的两色围巾。
“这是一○二信箱供销科科长老孙！”杨谋儿给老薛介绍对方。孙科长坐在椅子上未动，胖脸上略略显出一丝有限的微笑，而不象一般申求帮忙者那样过分地殷勤。杨谋儿又向对方介绍说：“这是俺公社民政科科长，老薛。”
薛志良握着客人的手，心里挺别扭：公社分工搞民政工作的，仅仅就他一个人，从来也没有什么“科”！他今日倒被社办砖厂厂长加封为科长了！他以为杨谋儿和他开玩笑，回头瞧瞧，杨谋儿脸挺得平平儿，说谎话比说真话的神气还严肃认真。
王书记笑着瞧一眼薛志良，侧过头擦火柴点烟抽，似乎故意把事情留给别人说。
杨谋儿把灵活的眼睛对住老薛，说话象打机关枪：“是这么一回事。孙科长是咱公社孙家湾人，一家人住省城，老常不回来，显起人生，说近了是咱乡党。乡党见了乡党亲，孙科长经常关心咱公社，前年咱砖厂筹办时，大马达到处弄不来，孙科长给咱解决咧！这回给咱支援两部汽车，新出厂的‘延河’。要是等上级分配，一年也靠不准能拨来一部……”
老薛听杨谋儿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过了这个村，决没第二家店了。汽车虽然是奇缺货，与民政干部的工作业务却相差甚远，把他叫来，意思是十分明白的。
“孙科长的侄女在队里，想借这次招工的机会……王书记叫和你一块商量商量……”
薛志良温和地笑着，看着王书记。他用随和的笑脸告诉屋子所有的人：书记看着办吧！你只要点头，我就再留下一个名额。我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五十岁的公社民政干部，难道还想靠讨好谁去求得一官半职吗？无聊！
“咱砖厂没汽车不行喀！成天拉煤，光运费就花得挨不起！清除窑渣，把场地都堆占满咧！要是有汽车，一下送到临近村里去铺路，一举两得。老孙为解决咱的困难，把想不到的办法都想咧！用他们科上的名义先买下了。凭咱，嗨！给人家磕头叫爷也甭想……”
老薛听着杨谋儿的话，心里厌烦！这些话，在他参加革命队伍的多少年里，是作为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排弃的。现在可好，文化革命以后，这些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杨谋儿一类人当作蜂蜜一样追逐着，而且敢于在公社党委书记面前，大言不惭地高声宣扬……
再看看孙科长吧！稳稳儿靠在椅背上，悠悠然喷出一口口烟雾，轻轻掸掉烟头上的烟灰，一句话也不说。有人替他说话、替他着急、替他办事、替他卖脸！他有两部汽车——物质真正是基础啊！能教孙科长腰硬气壮！
杨谋儿啰啰嗦嗦说完了，乞求的眼光瞅着王书记。薛志良也等待着书记的裁决。
王书记磕掉旱烟灰，从桌子上拿起三张票卷儿，在空中显示似地晃了晃（那是专叫他薛志良看的），又啪地一声压在桌子上，似乎带着某种嘲讽的口气说：
“怎样？老薛！两部汽车，换你一张招工表，这个生意，你划得来呀？”
薛志良对于这样赤裸裸的问话，确实没有精神准备，咄咄呐呐：“你……你看……看吧！”
“我看是划得来的！”王书记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杨谋儿释然笑着，向书记点头……
孙科长也显出矜持的笑意……
王书记把桌子上的票卷儿交给杨谋儿，吩咐说：“一部给你，一部给拖拉机站，不要误了起货期限！”
“那你放心！”杨谋儿小心翼翼把票卷夹进票夹，装进提兜。
“那个表？”孙科长说了第一句话。
“表？”王书记瞅着薛志良。
薛志良说：“表在县上，还没发下来。”
“放心放心！”杨谋儿拍着孙科长的肩膀，“俺王书记说话，是公社的最高指示，你放心！”
杨谋儿和孙科长欢欢喜喜出了门，先后钻进黑壳轿车，走了。王书记把民政干部留在自己房子，苦笑着说：
“下不为例！”
薛志良依然笑着点点头。
“下不为例！坚决！”王书记重申他的决心，“我现在就走，住到山岭上的东沟大队去，任谁问，甭透露！除非上级有紧急会议，你给我打电话！你按你的计划办！”
三
王书记下乡逃走以后，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也都招架不住没完没了的纠缠，相继逃走，住到某一个大队里去了。
老薛被围困在兼着寝室的办公室里，床铺上坐着来访者，房子的空档处站着没有凳子坐的人，火炉边围着人。水喝完了，有人自动打回来，放在炉子上烧……
从公社每个村子来的社员，年轻人、老汉、老婆和一些大小队干部，还有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的家长，工农商学兵，不论职位多大，知识多高，贫富如何，都一齐向这位瘦瘦的人民公社的民政干部倾诉心里话，恭恭敬敬……
薛志良不时点点头，表示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理由都听进去了。的确，有的家长申述的艰难，听了简直令人伤心，我们有许多人生活得并不美好！面对着一张张苦楚抽动的脸，一串一串甩出清鼻眼泪的述说者，他咬住嘴唇，不漏一丝缝儿，不承诺任何要求。他心里明白，上级分给全公社仅仅四十个名额，农业户口的男女青年全社不下两千，知青也有二三百，照顾也照顾不过来喀！
他不能满足任何人，也不厌烦任何人啰啰嗦嗦的申述。他的脾气在公社二十多位干部中是头一个称得“待人和气”的。正是这一点，公社领导才量才使用，分配他做麻烦而又琐碎的民政工作，每年冬季，向最困难户发放有限的救济物资和钱款，检查各村对鳏寡孤独的五保户的生活安排，军人烈士家属的抚恤金，每季度一次的民用木材的批发……他的工作虽有许多可指责的尚不周密的纰漏，可他的态度永远是好的，笑嘻嘻……眼前这些挤到他跟前来的人，叙说完了，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许诺，倒也听了几句暖心热胸的话，擦了眼泪和鼻涕离开了，一批又一批……
薛志良看出，凡是挤到他的跟前来申述困难而希望得到照顾的人，大都是些不通“眼隙”的人。又有一些人，突然插进来，打断谈话者的话，问“王书记在不在？”或问“肖主任到哪里去了？”他按事先订好的默契，撒谎说不知道。这些人不甘心，眨着并不信任的眼睛，又到其他干部那里去探问了……一向清静的山区公社的小院，现在熙熙攘攘，吉普车和小轿车在狭窄的院道里错不开进出的路……
尽管这样，有人还是把公社领导抓住了。这些人从山坡上解冻的泥路上回来，在老薛的办公桌的桌腿上，毫不客气地蹭着他们粘满泥巴的皮鞋，发着牢骚和叹息，要不是为他们的儿女，他们亲属的儿女，或他们首长的儿女，讨来公社领导者亲笔划下的那一绺纸头儿，他们大约做梦也不会光顾山区泥泞小路的自然风光的。他们把纸头儿掏出来，诡秘地瞧瞧左右，交给薛志良。薛志良看一眼，照例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然后，再听申述者被打断了的话头儿……
这当儿，一个老汉走进来，手里拄着拐杖，须发全白了，牙齿也脱落了，干瘦的脸上，结着豌豆粒大小的老年斑，抬脚举步相当艰难，看去肯定超过八十大关了，他的左右，走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男的象是国家职工，女的是生活优裕的农村妇女装束。他们搀着老汉，防他绊脚跌倒！老薛担心：一旦跌倒，这具棺材瓤子就很难再爬起来！那样的话，他这民政办公室里将会闹出人命来的……这两个男女也真是，有话他们来说不行吗？把这样一个老汉架来干什么嘛！
站在屋子中间和坐在长条凳子上的人，自动让开路，老汉走到薛志良的对面，隔着桌子，张开没牙的嘴巴，问：“兔娃子在不在？”老虽老了，说话的口气却又冲又倔。
薛志良一愣，公社干部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嘛。
身旁那个中年职工抱歉地笑了，解释说：“王书记！是王书记！”
老汉自己也笑了，说：“我叫他小名儿叫得顺口，这崽娃子把名字改咧！他在哪？”
“下队去了。”老薛说。
“哪个队？”老汉问。
“不知道！”
“用他的时光，就跑得不见踪影儿！”老汉气倔倔地说，“他今日回来不？”
薛志良听出，这肯定是王书记的什么亲戚了，就说：“不一定回来。你是——”
“我是他老舅！”
“找他有紧事吗？”
“没事我找他干啥！我七老八十……”
老汉说了半截话，被身旁的中年职工拉一下胳膊，就停住了口，然后狠狠地说：“他妗子病重，快断气咧！想见他一面！”
老汉被人操纵着说假话，这太明显了。民政干部故意装着吃惊的神气，叹息说：“啊呀呀！这可咋办？他现在在哪个村，我也不清楚哇！”
“我听人说，他给吓跑咧！躲走咧！”老汉依然倔倔地，“我今日不走咧！等他三天三夜……”
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老薛心里好笑这个不会撒谎的老汉，又倔又稚的脾气，他逗老汉说：“你要是在这儿等上三天三夜，我掏饭票给你管饭！晚上咱俩睡，十天半月都成喀！可是，你忘了，你老伴正断气呢！”
“你甭耍笑我老汉！”老汉笑说，口气软了，“人说只你知道他的影踪儿，你俩捏得活码号儿……”
薛志良呵呵笑着，走出办公室，走进公社电话总机房，插了东沟大队，又挂了南梁，都说不在。最后，终于在隔河的北滩大队找着了。他把老汉一行三人引进电话室，把话筒交到老汉手里。
这种从国家大机关淘汰下来分发给公社使用的通讯工具，虽不先进，拿在清末年间出生的公社王书记的老舅父手里，大约还是新奇的，老汉看看，半天不知怎么用。
薛志良把话筒一头对准老汉耳朵，一头对准老汉留着长胡须的嘴，坐在一边。那些没完没了的困难申诉听得他脑子压抑而又憋闷，倒想听听有趣的倔老汉将怎样和他的兔娃子外甥说话。
老汉对着话筒，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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