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近旁有一口水井，我可能会一扑跳下去！我的脑子里崩崩乱响，是绷紧的神经折裂的声音。我想到了田芳，我的心爱的人儿，我不能跳井，也不能一气之下撞死在身旁的柳树上，下来再说下一步吧！我硬着头皮，费了多大劲儿，才跨开了这屈辱的一步。
“咱们父子今日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父亲说，“我也不是小娃娃，我知道，今日撤回状子，明日你还会再寄，我今日给你把话说透彻，日后不管何年何月何日，一旦我在家接到法院的传票，就是我的丧期死日。我好坏是个懂点文墨的老朽，说这不是吓唬你！”
我的心沉到冰窖里去了。
他说，昨天晌午，县法院两位办案人员到家里调查时，他都要气疯了。等那俩干部一走，他给褡裢里悄悄装进一把剃头刀，就上路了，走了半天一夜，找到学校，本没打算再回去。他说我的离婚案件，把徐家几辈人积下的阴德全给羞辱了，他再没脸在杨徐村见人了！
我信父亲的话不是吓我，他是注重面子的，讲究礼义的，我提出的离婚的事，对他无异于晴天霹雳。我说服不了他，他也觉得无法再说转我，于是就只有拿出剃头刀子来。
我和父亲都搞错了，法院里欢迎自行消案，却不发还诉状，要存档的。父亲看着人家注销了案子，才咂着舌头走出门，他想死时做蒙脸的纸是得不到了。
回到学校，已经放晚学了。
田芳一眼就看出我的神色不好。晚饭后，我和她顺着小河弯曲的河岸散步。夕阳涂金，河岸边齐膝高的麦苗，绿茸的稻秧，叶儿上闪着晚霞的金光。散落在麦田里的桃树，毛桃儿结得蒜瓣儿似的，招人喜欢，我的心里却泛不起诗意来。
“老人来，出了什么事呀？”她着急了，“你说呀！我也好帮你出个主意。”
我说不出口。
“你觉得不好说的事，就不要说了。”她很贤明地说，“我只是劝你一句，无论什么事，都想得开一点，不要愁眉愁眼的。新社会了，还能有多大的事呢？”
她显然没有料到我的困难的严重性。这种局面，迟早要让她知道，再为难也不能不说清楚。我终于向她叙说了今天父亲来的举动。
“哈呀！这么点事，就压得你抬不起头来了？”她撇撇嘴笑笑，嘴角荡出一缕不在乎的神气说，“老封建家长都是这一套办法！我要跟大张村解除婚约，我爸把铡刀提起来，先往我脖子上砍，我跑了。他又砍自个，我妈一拉，他就扔下了，谁也没砍！全是这一套……”
“我的父亲，跟一般庄稼人不一样。”我向她说明我父亲的心性和脾气，“那可不是吓人的。”
“动真格的也甭怕！”田芳说，“慢慢来。没有斗争，就没有自由。我来上学时，俺爸就是挡道。他料定我一上学，订下的婚事就毕咧。我跑到我姑家，要了一床被子，就上学来了。现在，我上学了，和大张村的包办婚姻也解决了。要是我无论在哪个节口上一退让，我就被大张村圈住了。”
“我爸的思想，特顽固！”我说，“我没见过他那样顽固的人。”
“慢慢来。”田芳说，“再顽固的人，经得多了，见得广了，会慢慢开窍的。”
“我想毕业以后，咱们就结婚。”我说，“我是一天……也离不得你……”
“你给我念过一句古诗，意思说只要俩人心心相印，在不在一块，没啥关系。”她盯着我的眼睛说，“那句诗怎么说？”
“两情若是久长时，何必在朝朝暮暮。”我说了一遍，似乎觉得憋闷的心里透出一点松活的缝隙来，“我……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好容易飞到蓝天上去了，哪怕被雷电击死在空中，也不会自己重新钻进笼子去！”
“那你愁什么呢？”
“我只怕离开你。毕业后……”
“毕业了，分配了，都在本县，见面有多难呢？”
“我想天天见到你，永不分离！”
“你又来了……何必在朝朝暮暮！”
父亲接连着写来三封信，要我回家，而且要我至少每个月回一次家。我不能忍受了，我找到舅家，向我舅舅说明了原委，我已经向他作出了让步，如果他对我逼得太紧，我也可能拿起剃头刀子的；他的下一封逼我的信，可能就是我的蒙脸纸；他把我逼死了，那个媳妇也就不会在徐家门楼待下去了；把我逼死了，他可能在杨徐村更不好活人了！
舅舅是个胆小人，怕真的酿出人命来，劝了我，又立即跑到杨徐村去找我爸我妈，把我的话传过去……果然有效，父亲再没有来信催逼我回家。
僵局就这样保持着，谁也不退让，也不进攻。任何一方的进攻或退让都可能打破僵局，但谁也没有这样的表示。我相信我会撑到底的，甚至用年龄的优势来等待对方——父亲。一直到我在师范学校修业期满，甚至在我工作了二年的时间，这种僵局一直维持不动。
毕业离校的前一晚，我和田芳难分难离。我们坐在山门镇旁边的小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下，有多少话要说呀，临了却什么也不想说，啰嗦的嘱咐显得毫无必要，彼此完全已经心知了。一切最动人的语言都显得那么不精确，也缺乏力量，都不足以确切地表述我的依恋之情，一切依恋之情都融化在无声的信任之中了。初恋时的心的探询，如山瀑一样迸发的热烈的倾慕的话，颤抖着的感情的波浪，全都归于一种生死相依的明彻的无言状态里，她依偎着我，我偎依着她，亲吻是深沉而强烈的，却不像初恋时那么疯狂和如痴如呆，心的交流要比语言的交流准确得多。
我们挽着手，在河边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沙滩的草地上坐下来，仰望星空，倾听河水在夜间发出的清脆的响声，感受大地在夜幕笼罩下的均匀迷人的呼吸……直到黎明的晨曦照亮秦岭群峰当中最高的那座峰颠的时候，我把一条精心写就的纸签送给她，那上面写着她喜欢的一句古词：两情若是久长时，何必在朝朝暮暮。她送给我的，也是那一句古词，而且是用绿色的丝线绣扎在一块白布上的。那块白布中间，两颗重迭在一起的心的图饰，用的是红色的丝线扎成的。
有这样一件信物揣在我的怀里，父亲怎么能撑持得过我呢？
我没有料到，生活急骤发展的浪潮，一下子把我冲得丧魂落魄，完全陷入灭顶之灾……父亲竟然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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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惶
我成了右派。
详细告诉你我怎么当了右派的细枝末梢意思不大。不过，于今想起来我只觉得我当时太傻了！
仅仅只是因为一句话，我说了校长一句“好大喜功”的话，却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呀！
我真是太傻了！那年暑假，县里把小学教师集中在县一中里“鸣放”时，当时报纸上已经对右派进行反击了，我是抱着反击右派的决心去参战的，结果自已被弄成了右派。
我们学校新提拔的校长，就是我在师范进修时的同班同学刘建国，我俩一同分配到县西的牛王砭小学，他在速成二班当班长时，已经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党员之一。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就转正为正式党员了，第二年就提拔为牛王砭小学的校长。他鼓励我要大鸣大放，要起带头作用。我很信任他，不仅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经他介绍，已经获得通过，正在预备期经受考验，他的话我是完全信赖不惑的。我除了猛烈地反击储安平对新社会的污蔑之外，对改进我们学校的工作也鸣放了一些意见，说校长刘建国有些好大喜功的话，就是那些意见中最尖锐的一条，祸就从此惹下了。
我现在也搞不清这是不是刘建国对我设下的圈套？他当时鼓励我“鸣放”是十分真诚的，说我们不仅是老同学，而且是在同一个岗位上战斗，应该把珍贵的礼物——意见，直言不讳他讲出来，帮助他改进牛王砭小学的领导工作，这不仅是老同学的关系，而且是对我的重要考验，我信下了。我和他在速成二班进修时，同学们对他在政治上的坚定，工作上的积极表现，没有不佩服的，只是有点好大喜功，这影响了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到牛王魔小学工作以后，尤其是在他当了校长以后的半年中，教师们私下的议论就很明显了，主要还是这一点毛病。我曾经不只一次在和他的闲聊中给他提示过，他也不反感。可是，当我在“鸣放”大会上正式当作一条意见讲出来以后，居然变成了“攻击党的领导”！
刘建国找我谈话，说他冒着风险替我辩解，领导小组才将我定为“中右”，要是搁在其他人身上，有十个我就会定成十个“极右”了。我没有被发落到农场去劳改，而是仍回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
我重新回到牛王砭小学的时候，这所我十分喜欢的小学对我来说变得陌生了，我的预备党员被取消了。我也不能再任高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而是代一些“地理”、“自然常识”之类的副课。没有多久，任何课也不能带了，让我打铃，烧开水，扫院子，完全变成工友了。
世界上的许多事，都是第一次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三五次以至数年累月以后，就习以为常了。我第一次牵着麻绳撞击吊在学校院中那棵槐树上的铜铃的时候，看着一个个男女教师走出办公室，端着教案和粉笔盒走向教室的时候，我想应该立即去自杀！当工友还有一件重要职责，每天给校长和教务主任送三次开水，教员们的开水是自己到开水房里去打。我第一次给校长刘建国送开水的时候，提着水壶，站在门外，又想到了自杀！我硬着头皮推开门，他从办公桌上拧过头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接住我的水壶，说：“我的水……你甭送了！”我的心里感到一种被知的委曲，真想痛哭一场。当我再送去开水的时候，我也自然了，他也自然了，随后就一切都习以为常了，甚至我推开门，放下水壶，直到走出门，他连头都不抬起来。
小学校设备简陋，没有餐厅。我打过吃饭的铃声，教员们就到小灶房里买了饭，围成一个圆圈，蹲在院子里吃饭。这个时候，是学校里教师们之间最活跃的时刻，一边吃一边聊，尽是各班学生中的洋相和趣闻。我没有勇气再和大家蹲到一起去渡过这轻松愉快的时刻，我总是等那些熟悉的说笑的声音消失以后，才拉开门，端上碗，到小灶房里去吃最后一份饭，好在炊事员杨师傅总不会忘记我。当我端着已经不那么热乎的饭菜走回自己的住屋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应该自杀！
我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田芳留给我的那件信物。我晚上打过熄灯铃之后，躺在我的小住房里，爬在枕头上，就摸出那个绣扎着那句动人心魄的古词的白布，眼泪就涌流出来，滴在那两颗重迭着偎依着的心的图案上。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县一中的“鸣放”会期间，那是我们毕业以后的又一次难得相聚的机会。后来，当我被宣布为“中右”时，她的惊恐并不在我之下。那天晚上，我被监护着，无法与她相会。我想立即向她诉叙这一切变化的由来，心情十分迫切，却不能单独自由来去了。直到“鸣放”会结束那天，她来到我们小组住宿的地方，帮助我捆被子、却不说话，我看见一滴一滴的泪水滴在捆扎被子的白色线绳上。捆完之后，我没有勇气看她一眼，低着头，懊丧地等待她开口。她没有告别，就走了，当我抬起头来，只看见她闪出门口时的一个背影。
当我回到学校，打开被子，发现有一张小纸条：
我真想打你……你太叫人想不到了！
我永远等你！
我真希望她抽打我，不是用手，而是用皮绳或者木棍，狠狠地抽打我，我在这亲人的抽打中才能得到一点负罪的解脱。
我天不明就爬起来扫地，而且尽量不扫出声响，以免惊醒正在酣睡的教师。我一天不是三次而是不计次数地给主任和校长打水，接着给所有教师都送水到房间。我打扫了院子，又自动去打扫厕所，教员厕所和学生厕所。我拣来好多烂砖头，把小灶房和走道之间的泥路铺接起来，使教师们下雨天来打饭时不踩泥水。我烧完开水，就拣尚未烧烬的煤渣儿，节约开支。我帮炊事员杨师傅洗菜，涮锅。总之，从天不明爬起来到打过熄灯就寝的铃声，我不使自己有一刻钟的闲歇时间。我想向全校一切人，校长，教导主任，男女教员，学生以及炊事员，用我的不懈的努力，证明我改造的诚心。我的老同学刘校长给我谈过，要认真改造，争取重新做人，我要用诚恳的行为，赎回我的原罪。我渴望重新做为一个人的心情越强烈，我表现出来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诚恳。我甚至觉得这个六七百名师生的学校里的杂务太少了，不够我表现。
过了一年，没有人找我谈一谈我改造得怎样了？我有点急，又不敢流露出来。这天，刘建国把我叫到他的房子，对我说：
“你这一年的表现不错，同志们反映好。”
我的心扑扑直跳，做人的出头之日到来了吗？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他做出一个感激涕零的笑，却说不出话来。
“你的行动表现了你的决心。”刘建国说，“可你心里怎么想的呢？你应该向党表示一下。”
我的心又慌乱了，行动和内心难道不一致吗？我忙说：“什么时候表决心呢？”
我知道，这个时候，社会上已掀起一个“向党交红心”的运动，学校里早已刷上大红标语了。教师们每天下午开会，向党交心，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只是埋头杂务。刘建国校长让我向党交心，我终于有了一个向全体教师剖白自己的机会。我一夜没有睡好觉，把那个发言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错误思想深刻地自我批判，争取早日拿起象征着人的标志的教案本来。
第二天下午，当我把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狠得我痛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确轻松了一下。紧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