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传媒接近群众、吸引受众的不二法门。既要贴近群众，就要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央视《百家讲坛》将节目定位于“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于对受众的深刻了解。制片人万卫分析说：“初中文化水平并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所学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多么精到的分析！由此我们似乎又一次体味到了“三贴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传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说，于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位巨人，就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电视传播领域具有某种“垄断”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电视这个主流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涨船高。
为什么是于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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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播学有一种令人听起来感到不舒服的理论，叫做“靶子论”。这种理论形象地把传播内容比作箭，把传播对象比作靶子，而传播者呢，自然是操箭的弓手。据说，传播者是主动的，传播对象是被动的，而且散沙一般，无法抵御传播者的射击。只要你肯把箭射向靶子，传播对象就会应声而倒，即接受你的传播内容。这种理论，把传播对象视为愚昧的芸芸众生，把传播者视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神人，似乎不管传播什么内容（真的、假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只要不断地射箭，传播对象都会不加选择、也无须怀疑地加以接受。事实上，问题没那么简单，传播对象岂可随意摆布？岂可任人愚弄？岂可去接受那些假的、丑的、恶的传播内容？你在那里无中生有地传播一些谣言也是可以击倒“靶子”的么？
“靶子论”早已行不通了，现在的传播者谁还按这种理论行事？“靶子论”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关键性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对待传播对象，它不是尊重传播对象，而是压服、愚弄传播对象。于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就不正常了，传播者总是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教育者，把传播对象视为受教育者，我讲你听，我有发言权，你没有发言权，讲一次不行，再讲一次，用传播攻势来折服你，似乎谣言三遍也成真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大众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早已把“靶子论”抛弃了。其实，传播者与传播对象是平等的，传播者尊重传播对象，而传播对象则依赖传播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关系，我尊重你，你依赖我，通过传播这条纽带，把双方的心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报纸没有读者，报纸给谁看呢？读者离开了报纸，又怎样获取信息呢？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都离不开自己的读者、听众和观众。他们才是传媒的主人，而记者、编辑、播音员只不过是受众的服务员罢了。写到这里，我们又可以说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既然是这样，传播者就要把传播对象看作朋友，非常友好地对待他们。现在常听人说“读者是上帝”。这个比喻性的说法未必太恰当，但可以看出读者在传播者心目中的地位，并对读者怀有美好的感情。
人是感情的动物，人际关系往往以情系之，读者与编者之间难道就仅仅是我花钱你卖报的买卖关系吗？当然不是，这中间有感情的纽带。30年代，著名作家邹韬奋办刊物，把读者视为亲人，对读者来信一一作复，而读者把它视为良师益友，并对他的出版事业予以支持。邹韬奋对读者怀有感情，并靠这种感情反馈发展了自己的传播事业。
古代的孔子也是这样。他对自己的传播对象怀有感情，反过来，学生尊敬他，爱护他，帮助他游说诸侯，整理文化典籍。他从来不欺骗自己的学生，而是献出一片爱心，对学生怀有很深的感情。
学生颜回不幸短命，孔子和其他学生一起讨论死者的丧葬问题，有人提出要厚葬，他反对，主张薄葬。丧事办完之后，孔子长期悲痛，《论语？先进篇》有记载：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孔子这里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强烈的，悲痛是巨大的，对颜回的死感到非常意外，一个“噫”字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颜回的死是老天爷与自己过不去，颜回死就等于是要孔子的命。正因为如此，他不能节哀，“自为之恸”（孔子为颜回的死而悲痛）。身边的人对孔子说：“您太悲伤了！”孔子回答说：“我悲伤吗？我不是为那个人（颜回）悲伤而又是在为谁悲伤呢？”情见乎词，孔子何其悲痛。
孔子对学生怀有感情，反过来，学生对老师同样怀有感情，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感情是互相的。孔子在流亡期间，有一次在“匡”那个地方被围困，学生失散了，孔子和颜回也失去了联系。后来，颜回找到了老师，师生重逢又惊又喜。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颜回深情地说：“先生在世，学生我怎么敢死呀！”，师生在遇难的危急时刻，互相惦记，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友情动人。
从上述故事中，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传播者应当对传播对象怀有感情，而且这种感情可以得到回报。在现代的大众传播实践中，情形也是这样的。
“于丹比我更现代更人性，所以她比我更红。当时我看于丹第一眼时，就觉得她很有人情味，肯定能成功。”易中天说到于丹时，这样评价了她。
易中天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有知名度的学者来做经典和历史的传承与传播，他说：“只要出现一个，我就叫好。于丹呀，于立群呀，孙立群呀，我都力挺他们。我挺于丹，外界诸多猜测。其实我的初衷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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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孔子第75代直系孙
我就是孔子第75代直系孙
爷爷续了一辈子孔家家谱
孔健，就是孔子第75代直系孙。
我本名孔祥林，1958年生于北戴河。因为同名的太多，所以从小时候就改用妈妈起的“孔健”这个名字。我家在孔子家族中是第四大户“滕阳户”，爷爷孔庆功是1936年主修孔氏家谱的负责人之一，在4岁那年，爷爷就成为了我的《论语》启蒙老师。
我经常这样自嘲：一路风歌一路情，孔子基因全继承，一生不闲穷折腾，忽悠策划“孔门生”。一路传播一路红，普及《论语》苦长征，“巨龙”腾飞中日和，“知命”还乡儒道行。
我的爷爷——孔庆功是个传奇人物，孔子第73代直系孙，1936年孔子家谱主要修谱人之一，孔家滕阳户掌门人。参加续孔氏家谱以后，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他写过孔子的故事，写过很多儒家人物的传奇故事，那用狼毫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书稿如果堆起来，竟然超过了他的身高。但是他的一生却是怀才不遇，他所写就的文章在那个年代始终未能发表。提起祖父的一生，我不由得流露出一丝遗憾。“爷爷经常和我讲‘学而时习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临终前留下的遗作是《孔氏姓源》，主要讲述从孔子前十几代到当代的孔家史，是一部具有相当价值的研究孔子的史记，这些让我一辈子受益无穷。”爷爷1990年去世，现长眠于曲阜孔林滕阳户墓地，墓碑由时任人大委员长的铁木尔题词。
我的父亲孔繁宗，孔子第74代直系孙；1948年参加革命，1951年成为中国海军第一批潜艇支队轮机兵，1956年被评为中国海军优秀标兵，1959年被选为国庆十周年海军仪仗队护旗手。1970年复员，进入山东外贸食品船队，往返于中日航线，于2005年病逝。母亲刘穆，1957年毕业于北京护士学校，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北戴河医院工作，后转到青岛市市立医院工作，现退休。
在日奋斗：墙里开花墙外香（1）
我是一位在日本生活打拼了24年的人，可以说我的人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我是孔氏家族的子孙，把孔子思想推向世界不仅是祖辈的心愿，同时也是我的心愿。作为孔家的子孙，我把这份心愿看得很重很重，想用一辈子去实现，去为祖先圆上恢复周礼求得和谐社会这个梦………
4岁读《论语》，20岁学日语，24岁当记者，27岁赴日留学，38岁在日创办首份华人日文报纸，45岁写《新论语学》，49岁翻译《于丹〈论语〉心得》……我的所有故事，都和《论语》有关，和日本有缘。
我20岁考上了山东大学日语系。“我父亲孔繁宗是新中国第一代潜艇兵，1959年国庆阅兵式上，他作为海军标兵，曾经担任过海军仪仗队护旗手。70年代，父亲复员之后分配到山东外贸船队，主要跑中日之间的航线。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他从日本接船回来给我带回日文版的《论语》。我一看都能看懂，于是就对日语产生了兴趣，想以后学英日两门语言。但考大学那会儿只能选一门，我就选了日语。父亲以前带回来的日语书后来全变成了我的财富。”
毕业后，我顺利地进入了自己理想的单位——人民画报社，做了一名日文编辑。一天，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上有介绍日中留学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的文章，我很激动，立刻给对方写信表达了想去日本留学的愿望，没想到很快得到了回复。对方盛邀我赴日，并安排到上智大学研究生院新闻系留学。
日本出版的有关孔子和《论语》的书要比国内多得多，我几乎收藏了日本近代所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从江户时代就开始普及《论语》，日本哲学思想的土壤很肥沃，非常适合孔子思想的推广。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我想，孔子在国内开的花，我能不能让它在日本香起来呢？为了这个梦想，我23年来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在日本普及孔子思想，弘扬中国文化。
花开容易盛开难。所幸我读的专业跟于丹一样是新闻传播学，我知道该如何在异国他乡去普及《论语》和孔子的思想。在日本上智大学院新闻专业从硕士读到博士，一读就是十年。硕士论文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的源流，在日本新闻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成书后一直被选作日本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材。1995年，我独发奇想，历经十年的研究整理，提交了博士论文《论语、孔子与大众传播》，这一举让日本人对我这位孔子子孙另眼相看，也让当时的世界传媒研究界不得不承认，孔子就是大众传播学的鼻祖。
正像于丹教授对我说的那样，“原来大哥这位孔家后人的理论和我不谋而合，让我在今天得到了充分的实践。”或许我已经预料到今天会通过传媒这一崭新的手段，即电视这一传播平台会轻而易举地把孔子思想推广普及开来。我在日本也是利用电视和讲演的平台，二十多年来不懈努力，抱着传播孔学的信念跑遍日本列岛，把《论语》和孔子传播到了日本人的心中。可以说今天一亿三千多万日本国民，都知道孔子75代直系孙孔健在日本讲习《论语》，推广中国文化。我的中英日韩四国对译《论语》、《孔子家的家训》、《论语和日本人》、《孔子学系列丛书》、《孔子演义》、《新论语学》、《真说人间孔子》、《左手论语、右手算盘》、《儒教真经》、《论语感悟》、《孔子基因促成征服日本人》、《论语的智慧补品》、《孔子一日一语》、《孔子大全集》等都已成为日本图书馆学《论语》的最佳参考书，自己也成为日本公认的孔子研究家。
在大学院读博士生时，我是新闻专业博士生，在日本创办了世界第一份日文的中国信息报《中国巨龙》（周报）。在人民大会堂，当时的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源潮亲自主持了创刊大会。为了传播孔子和中国文化，我投入所有个人资产，不惜举债把《中国巨龙》报办到今天。
虽然日本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学走了中国的文化，但在日本历史上却没有一份能让日本人读懂中国和孔子的日语报纸和刊物。我是中国外文局出身，深知国家每年投上大量的资金在国内办日文刊物，然后寄到日本，结果是隔靴挠痒，起不到很大作用。我让日本人去写中国，去宣介中国文化，并且还在当地办报，效果就不一样了，语言准、时效快、还脱去国内那种八股式的外宣论调，让日本人更容易接受，同时又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传播开来，所以到现在《中国巨龙》报纸每周已发行到10万份，达到家喻户晓，遍布日本全国。
除了创办报纸外，我还坚持写作，光是用日文写就的关于孔子思想和中日文化比较的著作就达70余本。我的《日本人永远不懂中国人》、《日本人的发想和中国人的发想》、《香港人、上海人、北京人》、《中国流不败的交涉术》、《中日难免一战》、《日本人如何在中国赚大钱》、《中国人的处世哲学》等都销售在10万册以上，《君子的条件》、《越忙越穷的道理》、《中国人的真面目》、《中国人的品质》、《钢样做事、水样做人》、《日本人经商66秘诀》、《破解日本人的密码》、《麻辣中国人和辣根日本人》、《西南丝路》也被选入日本中国入门书目，自己经常成为日本的排行榜作家。
日本媒体把我列入日本演讲师百强榜，每年接受演讲的邀请多达百场。从日本列岛的南端到北部，我每次的演讲都是围绕着《论语》，讲述中日文化的差异，讲述中国文化的仁义之心。日本人称自己为“孔子思想的传道者”“中日交流的民间文化大使”。
百忙之余，我还安排了今年1月份于丹访日的全部行程。从东京到秋田，从秋田到冲绳，最后又回到东京。我利用自己在日本的人脉关系，带领于丹教授走进了日本的首相府，福田康夫首相会见了于丹教授。将于丹的书翻译到日本，把于丹的演讲推上日本人的讲堂，又让于丹在日本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粉丝。
我要替孔家众多的子孙感谢于丹。向世界推广孔子文化，这是我们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