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孩子需要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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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需要大智慧-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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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逼迫儿童超前发展,其后果将会给儿童带来诸如作噩梦、尿床等由于压力而引起的后遗症。对学龄前的孩子来说,玩是他们最基本的活动,孩子有当孩子的权力,他们可以从玩耍过程中学会与其他人交往之道,体验成人世界及认识周围事物,同时开发他们的智力,发展他们的想像力、思维力和创造力。总之,令孩子娱乐放松的游戏,是儿童时代最要紧的首要之事。如今政府为幼儿规定学习目标强迫灌输“学问”,使得孩子的游戏活动退居次要位置,这将不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甚至身心成长。

所以,关于儿童是不是应该进行早期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早期教育的问题,家长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过必须承认,在权威缺席的时候,一些个案化的“育儿经验”是有一定价值的。人们起码可以通过这些“育儿经验”获得一些启示,少走一些弯路。

所以,如果刘亦婷的家长扎扎实实以“纪实”风格谈谈自己的“育儿经验”,他们的书可能会更有价值一些。可惜的是,当他们以培养出“哈佛女孩”作为资本,武断的认为自己的“育儿经验”就是真理,开始以真理为名向家长们兜售的时候,性质就完全变了。

教育无小事。活生生的人并非实验品,实验错了可以重来,人生无法重来。所以这种以非科学态度写作的书,给读者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刘亦婷的早期教育只有经验没有教训,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很让人反感。其实,“育儿经验”最大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向大家证明我的做法有多正确,而是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教训。

因为你的做法正确与否实在是难以从学理上证明的命题。你不能因为孩子成为杰出人物就证明你的早期教育是正确的。比如贝多芬的老爸经常毒打贝多芬,毛泽东的老爸也是对毛泽东非打即骂,你能因为他们是伟人而认可他们的家庭教育吗?

但是,一些家教中的教训是可以建立一定因果关系的。比如由于你的责骂孩子离家出走,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责骂导致了孩子的出走。如果你用纪实的风格老老实实地记录,大家还能看到细节,看到你的孩子是什么类型的孩子,你们的矛盾是什么,你当时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现在许多家长在写这类素质教育纪实的时候,报喜的太多,报忧的几乎没有。都是声称自己有多成功,而很少提到自己育儿方面的教训。这样的素质教育纪实,实在是名不符实。

自我表扬,不吝笔墨

《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的第一章便是,“刘亦婷,你在哈佛还好吗?”的确,很多读者对于刘亦婷在哈佛的学习生活是很感兴趣的,他们想通过刘亦婷的讲述进一步了解哈佛,了解刘亦婷。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刘亦婷在自述中却没有为我们呈现更多关于哈佛的教学特色,人文精神等等,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自我表扬。看来,刘亦婷以及刘亦婷的家长还在继续着打造完美女孩的努力,我能做的,只好是耐下心来,继续为读者们还原事实。

在到处参观游玩的那两个星期,每天都有新鲜的见闻和体验。感受最强的,是拉瑞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态度。他们都敬业、守法,积极进取并富有爱心。当然,他们也拥有很多物质财富,不过,这一点对我的心理冲击并不大。我从小就没有和别人攀比的习惯,总是专注于自己的计划和目标,所以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发达,自尊心也很难被虚荣心所伤。我所拥有的,是“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从容和自信。

说到这儿,我很感激父母对我的悉心教育。他们有意把我培养成不爱攀比、不慕虚荣的人,使我能做到“不论对方比你强还是比你弱,都要既平等待人,也平等待己”。(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9页)

我觉得对于一个有着真性情,有着正常心理状态的人来说,看到美国富人的生活,感到羡慕是正常的。我跟许多留学生朋友打过交道,他们谈到初到美国时,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冲击就是美国人的富足生活。这种富足生活也给了他们奋斗的动力。这种心理跟攀比、虚荣之类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因为这是人的“生存本能”,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这种本性本身没有任何耻辱而言,又何必遮遮掩掩呢?“我所拥有的,是‘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从容和自信”,“他们有意把我培养成不爱攀比、不慕虚荣的人”,这种自我表扬的表白,读来的确令人感到挺做作的。

面对挫折垂头丧气可不是我的习惯,因为沮丧只能使事情更糟糕。我的习惯是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凡事都从多个角度去看,始终向好的方向努力。“好吧,我先说。”我振作起精神,首先打破了沉默,“虽然今天无功而返,但不一定是坏事,与其在山顶冒被雷击的危险,不如选择百分之百的安全。换个角度看,这次挫折还丰富了我们的经历呢。如果我们战胜了今天的挫折,也有助于我们克服更大更多的困难呀!”

在我的乐观主义的感染下,同学们渐渐活跃了起来———反正都这样了,不如齐心合力想办法。大家越谈越来劲,高高兴兴地搭起了帐篷,把初战失利的沮丧抛在了脑后。

这次经历给我们小组定下了不怕挫折的基调,也给我在团队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带头给大家鼓劲打气。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16页)

我看到这段文字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呈现的,根本就不是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而是哈佛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而刘亦婷呢,则把自己扮成幼儿园阿姨的模样。小朋友们一遇到困难,阿姨就站出来了,来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了。不过我看她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怎么高明,或许她应该给大家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再给他们讲讲马拉松运动员艾哈瓦里的故事,讲他的名言:“我的祖国不是派我来听发令枪声的,他们是要我来冲过终点的。”

为什么刘亦婷要不吝笔墨地大段描述这段经历呢?我的揣测是,她和她的家长想借此告诉读者,看看刘亦婷是多么富有领导能力吧。

大一暑假,因为想留在哈佛筹备会议,学习运作大型国际会议的全过程,我提前争取到一份给哈佛商学院教授做研究助手的工作,每周有偿工作40小时,时薪10美元,解决假期的生活问题(当然,这也是难得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与此同时,我连续3个月每周为HPAIR无偿工作40个小时以上。有一次我连续往数据库里输入了几百份登记表,人都快累瘫了。两年后我担任主席时,第一批改革措施就有把报名方式改为网上登记,大大减少了劳动量。但当时我和同伴们都毫无怨言,只觉得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爸爸妈妈对我的选择十分赞赏,他们说:“我们一直在观察你什么时候能够表现出忘我精神,因为成就事业需要这种强大的内趋力,结果,在你19岁的假期我们看到了期待之中的宝贵品质。”事实上,HPAIR的骨干分子都具有这种忘我精神。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30页)

看到“忘我精神”这个词,尤其是这种自我表彰的“忘我精神”,我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警惕。况且,刘亦婷做这件事情是否出于“忘我”,我觉得是大可商榷的。我归纳一下,发现刘亦婷为HPAIR工作的好处有三:

第一、捞资历。在这个组织做过一段事,将来求职的时候可以大大渲染一笔,甚至写书时也可以渲染一下,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付出的成本仅仅是连续3个月每天几个小时而已。

第二、免费周游各国。借着这个协会的名头,到各国游玩一下,起码交通费是免了,还可顺便看看热闹。

第三、开阔眼界、扩大交际的需要。在《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中,刘亦婷这样总结自己在HPAIR的经历,“在运作HPAIR的全过程中,我的各种能力和综合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从中学到了太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伙伴。”

既然刘亦婷可能从这个HPAIR组织中得到如此之多,我觉得她的付出简直微不足道,将“忘我精神”这样的光荣称号戴在自己的头上会不会有些言过其实了呢?

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刘亦婷,在自我表彰之前,先要把真正的“忘我精神”是什么样弄明白,否则难免贻笑大方。下面有两个案例,可供参考:

77岁的高耀洁在70岁才开始做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做到什么时候呢?面对这样的疑问,高耀洁的回答是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句常见的书面语,让CCTV“感动中国”录制现场上的观众潸然泪下。自1996年开始她自费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救治工作,已经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见到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家里仅有的一台电脑还是别人捐赠的。从2000年开始她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遗孤的救助方面,至今已花费8万多元,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孤儿。

正因为高耀洁做了这么多,她在回答CCTV《面对面》记者的提问时才会做出下面这段理直气壮,心地坦然地回答:

记者:您做这些有回报吗?

高耀洁:没有。要说有回报就只是我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记者: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这么做的?

高耀洁:我的看法,一个人活着不应该光为了自己,应该为了更多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多付出一些,付出一些对这个社会总是有好处的。这个总比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好吧。

另一位堪称“忘我”的人物是钟南山:

在疫情最严重时,他以一个医生的医德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转到我这里来”,此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以66岁的高龄,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的身影。

紧要关头,他坚决地否定了有关部门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使广东成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2003年4月中国社会调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1200位受访民众当中,有89%认为钟南山是一位英雄。

就是这样一位被民众称为英雄的人,却从来没有在媒体前唱过什么高调,说什么自己发扬了“忘我精神”,当有人想把他的故事搬上银幕,钟南山明确表示,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么伟大,他只不过以其医生的天职做了一点个人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有趣的是,校徽草图和哈佛铜像底座上刻着的校徽,是两本书朝上翻开,一本书朝下扣着,可这个校徽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那本朝下扣着的书也朝上翻开了!这个微妙的变化,也流传着两种有趣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扣着的那本书是1644年的设计者向上帝表达敬畏之心,它象征着人类对上帝创造的知识不可能全部掌握。……

另一种说法是:翻开的书象征着知识可以从书本上获得,扣着的书象征着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从书中获得。这一种说法和我们家的观念倒是挺吻合的,从小学到中学,爸爸妈妈经常提醒我“实践出真知”,我早就习惯于在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观察与思考”。这个发现让我很兴奋,它预示着,我可能不难适应哈佛重视实证和实践的校园文化生活。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14页)

我在后面的章节里将详细讨论刘亦婷申请哈佛的那篇作文《顿悟》,这篇作文完全就是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的产物,没有任何实地采访和实地调查,完全没有体现出“实践出真知”这样的思考方法来。但是,这不影响刘亦婷自己表扬自己。孟德斯鸠说过,“啊!夸奖的话,出于自己口中,那是多么乏味!”也许哈佛教了刘亦婷很多知识,给了她学位,但忘记了把孟德斯鸠的名言传授给她。

应聘波士顿咨询的过程,也是一次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为了迅速提高面试的重头戏———案例分析能力,我到哈佛商学院找来了MBA教材,突击自学、训练,从思路到表达都力求专业,力求完美……结果,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61页)

这段自我表扬的方法可以命名为“难得糊涂法”。刘亦婷说,她“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可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只听说个某个职位有多少人争夺,某某人在争夺某某具体职位时战胜多少人脱颖而出,可还没听说过这种笼统模糊的说法。

比如,在100个职位中,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即有99个职位竞争激烈,吸引了9990人,而有一个工作则非常冷门,只有10个人竞争,那么,你在这个冷门职位上,即使你竞争成功也没什么特别荣耀的。另外一种可能是,某个工作,比如一个办公室文员或者打杂的助手,虽然薪水低得可怜,但由于知识水平要求不高,也会吸引很多人来应聘,数量可能达到9990人,但是,这时一个名校毕业生出现了,那些知识水平低的竞争者自然也就没有啥竞争力了,因此,这种成功的含金量也就大打折扣,所以,如果刘亦婷真的想展示一下自己实力超群的话,最好把具体职位、具体的职位竞争者素质,以及具体的职位竞争者数量展示出来,不要笼统地来个“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这会让很多人把她误解成“天才”的。

给我聘书的是波士顿咨询纽约分部。纽约分部在2003届哈佛本科生里共招了两人,另一个幸运的女生名叫索尼娅,是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61页)

在刘亦婷的自述里,会不经意间甩出一个吓人的头衔来,比如上面这段引文中的“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那么,刘亦婷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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