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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无际的人类存在，流入无边的河流中：溯流而上，是一大段黑暗的过去，在里面，我们的时间感完全丧失了界定的能力，只有那无有止息和安宁的幻想，在追忆着地质学上的各个时期，以逃避那永恒无解的奥秘；顺流而下，则是甚至更加黑暗而无尽的未来——这便是浮士德式的人类历史图象的基本构成。
当一个伟大的心灵从一度童稚的人类原始精神中觉醒过来，自动脱离了那原始的状态，从无形式变为一种形式，从无涯与永生变为一个有限与必死的东西时，文化便诞生了。
这文化最初还是一个年轻而颤栗的心灵，满负着疑惧之情，这是文化的春天，是文化的青春时代，它试着用那初生的形式去表达充满血气和渴望的心灵，去表现这心灵所直接感受到的宇宙情感，由此而形成了早期荷马时代的多立克艺术、早期基督教（实际上是早期阿拉伯）艺术、开始于第四王朝的埃及古王国的作品，它们皆以同样的语调向我们诉说着早期文化那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展现着那充满幻想、惶惑、冲动和希冀的青春期世界图象。
这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在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为了给生存找到纯粹的、直接的表现，就如同一个惶惶不安的债务人，需要不断地与自身和自然中的所有黑暗和邪恶的力量作斗争，直至最后获得并认识到那纯粹而直接的生存表现。由此文化便进入它的成熟期，就像春去夏至一样，随着人类意识逐渐摆脱童年时代的幼稚，随着人类在其创造和经验的过程中对光的世界有了确定的知识和表达方式，文化也就告别了童年，进入了成年阶段。它不再惶惑，不再颤栗，因为它已成熟，已具备了冷静而清晰的理性，已获得了纯粹而直接的表达方式。一种文化越是接近于其存在的颠峰状态，它为自己所求得的形式语言就越是刚毅、严苛、有控制力、有强度，它对自己的力量就越是感觉到自信，而它的轮廓特征也越见清晰明朗。在春天，所有这一切还是模糊的、混淆的和试验性的，充满了孩子气的渴念和恐惧——萨克森和法国南部的罗马风格的哥特式教堂门廊的装饰、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穴、狄甫隆的瓶绘等都是明证。但是，现在，我们在埃及的早期中王国时代、在僭主时代的雅典、在查士丁尼时代、在反宗教改革时代，皆能看到成熟的创造力那羽翼丰满的意识，我们在那一意识的自信自如中看到了费尽心机的、严格的、有节度的和奇迹般的表现的每一个别特征。我们还发现，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存在着那行将到来的完成的暗示；在这样一些时期，出现了埃及法老阿美尼赫特三世的头像、圣索非亚教堂的穹顶、提香的绘画这样的创造。
再往后，便是文化的“温柔”到临近“脆弱”的时期，那甜蜜的芳香有如十月的金秋时节，既有秋收的辉煌，又有瑟瑟秋风中的丝丝凄凉，理性和秩序已成为现成的模式和传统，不再有更新的欲求和能力，对往昔的光荣的回忆，取代对未来的幻想和憧憬。这个时期艺术上的表现有：克尼杜的阿芙洛狄忒、厄瑞克忒翁神庙的女郎柱廊、萨拉森人的马蹄形穹窿上的镶嵌图案、德累斯顿的茨威格宫、华托的绘画、莫扎特的音乐。
最后，在文明的昏暗的破晓时刻，心灵之火熄灭了。萎缩的力量再一次努力地作着半成功的创造，由此产生了古典主义，这是所有垂死的文化所共有的现象。再后来，心灵还有一次思考，那便是在浪漫主义中，忧郁地回望着它的童年；到了最后，它也疲倦了、厌烦了、冷漠了，失去了生存的欲望，于是，正如帝国时代的罗马那样，它盼望能走出那漫长的白昼，而坠落到原始神秘主义的黑暗之中，回到母胎里，回到坟墓里。这样便又出现了“第二信仰”的轮回。
文化的圆圈，走过了它的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经过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最终走向死亡——就这样完成其生命的循环周期，而不同文化的这些圆圈，就构成了世界历史或历史世界的完整图象。
童年、青年、壮年、老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这一比喻性的描绘是直观的、观相的、诗学的，但除此而外，斯宾格勒还提供另一种更具理论意味的描绘图景，依据文化有机体必然要经历的命运，把文化发展区分为“前文化阶段”、“文化或高级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
前文化阶段是人类尚未从混沌的自然状态完全分离出来的阶段，前文化的人亦即原始人还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深深地扎根于土地，大自然也因此而成为哺育人类的母亲，血统、种族和土地，是前文化阶段的原始初民生活与生存的全部基础，它们维系着那些原始群落的生命安全和生命繁衍，使得人类存在能够在强大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继续其生命的持存。
前文化阶段的人群都是一些小的共同体，完全消失在广袤的景色中，面对着强大有力的兽群或自然力量而挣扎斗争。“远古的人类是一种四处奔走的动物，一种其醒觉意识在生活的道路上不停地摸索的存在，它整个地就是一个小宇宙，不受地点或家庭的奴役，感觉敏锐但又充满不安，总是警觉地驱逐着某些敌对的自然因素。”正是迫于大宇宙或自然界的这种直接的威胁，使得在原始生存中所有小宇宙的表现，不论其为神话、习俗、技术方面，还是在装饰方面，均只服从于当下的压力，其持续期限、发展速度和发展趋势并无所谓的定则，其相互之间亦无内在的关系，例如在各类装饰与同时代的组织之间、在神灵崇拜与农艺种类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原始文化“本质上是混沌的；原始文化不是一个有机体，也不是有机体的总和。”处于这个阶段的文化有：古埃及的提尼泰时期（公元前3400～前3000年）、古希腊的迈锡尼时期（公元前1600～前1100年）、中国的商朝（公元前1700～前1300年）、印度的吠陀宗教时期（公元前1500～前1200年）、西方的墨洛温王朝时期等等。
随着意识的觉醒，混沌的意识和前文化阶段的人类“突然地”跨入了历史，跨入了“文化”或“高级文化”阶段，原始人成长为真正拥有历史的“文化人”。“高级文化即是某个单一的巨大有机体的醒觉存在，这个有机体不仅使习俗、神话、技术和艺术，而且使并存于其中的民族和阶级，都成为某个单一的形式语言和某个单一的历史的容器。”这就是说，原始文化与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在前者那里，文化的各个事物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自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特殊途径中发展，相互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而在高级文化中，文化的各个方面被包容在一个单独的有机体中，共享着某个单一的形式语言和单一的历史。
高级文化的发展又有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
在早期阶段，农业成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曾经敌对的自然现在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人的存在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人的心灵是一种乡村的心灵，并在乡村的基础上形成了城镇。城镇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一种依照其自然的命运本然地生长的存在。与乡村和城镇的充盈的景观联系在一起，一种伟大的文化的高级形式语言也应运而生。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文化人类乃是一种束缚于城镇的动物，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无不以城镇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作为基础，尤其是，伴随城镇的出现，也诞生了一种“城镇的心灵”，一种完全新型的群众的心灵，这心灵尚未有晚期阶段的那种醒觉意识，但却是一个可见的实体，有自己的形式和历史，亦有自己的文化象征和风格。“束缚于土地的、植物性的宇宙的情感，从来没有像在早期的小城镇的建筑中那样有力地表现出来，这些小城镇不过是围绕一个市场或一个城堡或一个礼拜场所的几条街道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表明每一种宏伟风格本身就是植物性的，那就是这里。多立克圆柱、埃及金字塔、哥特式教堂，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它们命中注定是真挚的、庞大的，是没有醒觉意识的存在。”
在城镇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两大原始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出现。这两个等级是自行形成的，但它自一开始就把自己提升到农民之上，从此，大贵族与小贵族之间的对立、国王与属臣之间的对立、世俗力量与精神力量之间的对立，就成了一切原始政治的基本形式。由于贵族和僧侣的出现，早期文化中产生了两个基本的象征：城堡和教堂。城堡代表着世俗的权力和生活，即贵族统治下的世俗组织和生活秩序；教堂则代表着来自天国的神圣权力和生活，即僧侣阶级所创造的宗教组织和神圣礼仪。斯宾格勒认为，贵族与僧侣两大等级的关系与命运，揭示了高级文化的本质特征。他们既不同于原始时期氏族的种性，也不同于先于他们而出现的农民和后于他们而出现的城市的市民，他们是高级文化的精英，他们的生命处处受到一种象征性的尊严的支持。“这些生命并不是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为了有意义而活着。”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正是所有自由地活动的生命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整体性的醒觉意识。”更具体地说：贵族是时间的活生生的象征，僧侣是空间的活生生的象征；贵族生活在一个事实的世界里面，僧侣生活在一个真理的世界里面；一个有机智，一个有知识；一个是实干家，一个是思想家；贵族的世界感本质上是脉动感；僧侣的世界感整个地是由张力而生。原则上，贵族和僧侣是相互排斥的，但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他们总是通过对方来映照和实现自己。
但是，小宇宙中存在与醒觉存在之间的矛盾必然使得贵族和僧侣这两个等级最终走向彼此的对立，世俗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在结构上和倾向上的差异，使得两者之间不可能彻底协调的矛盾最终只能是通过无休止的战争来解决，而在这一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过程中，贵族和僧侣将同时失去其原本的意义和本质：贵族从他的权力意志中产生了征伐、政治和法律，从他的强盗意志中产生了贸易、经济和货币，而这一切最后都将成为颠覆他的力量；在僧侣的方面，从以前纯宗教的学问中又分化出了世俗的学问，并且后者逐渐地反抗和压倒了前者，教会也从一个纯精神的教会变成了一个战斗的教会，从真理的世界走进了事实的世界，且日益受到生活的政治方面的力量的支配。最终，随着城市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第三等级的出现，贵族和僧侣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高级文化也从早期阶段进入到晚期阶段。
文化的晚期阶段既是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也是人类历史由文化阶段进入到文明阶段的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城市的兴起，并立即取代城镇而成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
斯宾格勒说，在文化的早期阶段，还是景观的形象独自支配着人类的眼睛，它为早期文化的心灵提供形式，与其和谐共振。人的情感与丛林的呼啸合拍而动；草原与沼泽适应着景观的形态、历程甚至外表。村落，及其寂静的丘顶、黄昏的炊烟、水井、篱笆、牲畜，完全溶合并嵌入于景观之中。乡村的小镇，证实了乡村的存在，是乡村图象的一种强化。而晚期文化的城市则是对土地的挑战，以其轮廓的线条与自然相冲突，否定着全部的自然；它想要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如果说早期文化的特点是城镇从乡村中产生出来的话，那么，晚期文化的特点就是城市同乡村作斗争。这一斗争最典型地体现在政治的方面和经济的方面，从这两个方面说，“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
在政治的方面，以前由贵族和僧侣所主导着的“封建国家”、“王朝国家”现在变成为由一个阶级主导着的“阶级国家”、“城市国家”，那就是所谓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第三等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等级，他们的存在是无机的，他们的心灵是智性的，他们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口号就是“自由”：免于被土地所束缚的生活的自由、才智作各种批评的自由、金钱作各种买卖的自由。他们需要国家不是把国家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高级象征的成熟形式，而是把它当作一件可为某种目标效劳的机器。他们通过革命推翻了贵族和僧侣的有机国家，而革命的结果只是金钱的解放，其所建立的所谓的“议会政治”不过是为极少数的个人攫取权力提供了机会。
在经济的方面，金钱这个抽象的、人为的无机物开始成为主宰一切的东西，它作为醒觉意识的活动的一种形式，使人变成了纯经济的动物。尤其是，金钱使土地从以前作为一种财产变成了一种财富，获得了抽象的价值，并由此消灭了依附于土地、血统和种族的贵族的所有传统，消灭了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教堂的所有象征。爱奥尼亚圆柱、中王国的建筑及巴罗克的建筑，这些属于文化晚期的建筑，“冷静地知道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们是自由的、自信的，是立于地上的。在那里，由于脱离了土地的力量——甚至脚下的铺地材料也割断了和土地的联系——存在变得越来越衰弱，感觉与理性变得越来越有力。人变成了才智之士，像游牧民一样‘自由’，他变得像游牧民了，但比游牧民更狭隘、更冷漠。‘才智’、‘精神’是有理解力的醒觉意识特殊的城市形式。所有的艺术、所有的宗教与科学，都逐渐地理智化了，与土地疏离了，对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伴随文明而来的是危机时期。存在的古老的旧根源在其城市的石头堆中干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