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知觉的形式”会随距离而改变。每个远处的山脉总“被知觉”为一个背景似的平原。没有人会自称他看到月亮像是一个人体；因为在人眼看来，月亮是一个纯粹的平原，只有借助望远镜——亦即当距离被人为地缩小的时候——才能进一步获得一个空间形式。因此显然，“知觉的形式”是距离的一种功能。而且，当我们对任何东西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切地记得我们在当时所接受到的印象，而只能“呈现给自己”一个从那些印象中抽象出来的空间的图象。但是，有关活生生的现实性的这种呈现，可能且必定会欺骗我们。康德误导了自己；他当然不会允许自己在知觉的形式与理性的形式之间作出区分，因为他的空间概念原则上包括这两者。
正如康德通过把时间问题引入同一个本质上被误解的算术问题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处理一种幻影般的、缺乏有方向的生命品质、且因此仅仅是一个空间图式的时间，从而把时间问题弄混淆了一样，他也通过把空间问题同一种老套的几何学联系起来而使空间问题受到了损害。
就在康德的主要工作完成后的几年时间里，高斯发现了第一个非欧几何。这些非欧几何无可指责地证明了它们自身的内部有效性，因而也可以证明这样一点：严格来说，有好几种数学上的三维广延，它们全都具有一种先天的确定性，它们都不能被单独挑出来去表示真正的“知觉形式”。
假定古典的学院几何（因为它是康德常常想起的）在我们身边的自然的形式中可以得到再现，这是一个严重的、且在欧拉和拉格朗日的同代人看来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在集中注意力于很小范围内进行观察的时刻，在所考虑的诸多关系十分单薄的情形中，活生生的印象和惯常的几何的规则肯定是接近一致的。但是，由哲学所论断的完全一致既不能由肉眼来证明，也不能由测量工具来证明。两者常常会在一定的精确性的范围内发生误差，这误差实际上是远远低于对确定众多的非欧几何哪一个是“经验的”空间的几何来说必要的误差。在大范围上和对于大的距离来说，在那里，深度的经验完全地支配着知觉图象（例如，比较一下看一个广阔的风景和看一幅图画），知觉形式跟数学处于根本的矛盾中。向窗下看一下任何林荫道，我们就会发现，平行线会在地平线处相交。西方透视及其他完全不同的透视如中国绘画中的透视，两者都同样地是基于这一事实，这些透视同它们各自的数学的根基问题的联系是无需争辩的。
经验的深度因其无限多样的形态而难以为每一种数字式的定义所捕捉到。全部的抒情诗和音乐，整个的埃及绘画、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按照假设，都否定了任何严格的、在空间中感觉和看到的那种数学结构，并且仅仅是因为所有现代哲学家对绘画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而他们也没有注意到那个矛盾。对于“地平线”——在它之中且通过它，每一视觉意象逐渐地形成为一个确定的平面——是不能作任何数学处理的。风景画家的每个笔触都在批驳传统认识论的论断。
由于数学的量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所以“三维”没有自然限度。但是，当这种命题与经验印象的表面及深度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原来的认识论的错误就会导向另一种错误，也就是，认为广延也是没有限度的，尽管事实上我们的视觉只能看到空间的被照亮部分，会止于特殊时刻的光的限度中，那限度可能是星空，也可能仅仅是明亮的部分。“视觉”世界就是光阻（light…resistance）的总体性，因为视象有赖于放射的或反射的光的存在。希腊人就处身于这种存在并停留于这种存在中。而西方的世界感已经产生了没有界限的宇宙空间的观念——这是一种具有无限的星际体系和无限距离的空间，超越了所有视觉的可能性——这是内心视觉的一种创造物，是不能通过肉眼完全实现的，甚至作为一种观念，它是以不同方式进行安排的文化的人们所感到陌生的和不可获得的。
四
因此，高斯的发现的结果——它整个地改变了近代数学的进程——证实，三维的广延有好几种同等有效的结构。就连问一下这些结构中哪一种相当于实际的知觉，都表明根本没有弄明白那个问题。数学，不论是不是运用了可见的意象和表征以方便研究，所关心的是整个地摆脱了生命、时间和距离的体系，是纯粹的数的形式世界，其有效性——不是事实…基础——是无时间的，并且就像别的一切事物一样，它是经由因果的逻辑而被人了解的，而非经验地确证的。
由此，活生生的直觉方式与数学的形式语言之间的区别，便昭然若揭了，空间的生成过程的秘密也因此被打开。
如同生成的东西是既成的东西的基础，持续的活生生的历史是已完成的死的自然的基础，有机的东西是机械的东西基础，命运是因果规律和因果地确定的东西的基础一样，方向乃是广延的根源。经由时间这个词所触及到的自身实现的生命的秘密，则形成了经由空间这个词所理解的作为已完成之物的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由它而指示出了我们的内心情感）。每一种实际的广延首先都是在一个深度经验（depth…experience）中且伴随深度经验一起被完成的，由时间这个词首先指示的恰恰是这种向深度和距离延展的过程——最初是感觉上的（主要是视觉上的），只是到后来才是理智上的——例如从平面上的半边印象迈向带有神秘的、显见的律动的按宇宙秩序排列的世界图象。我们觉得——并且这种感受将构成我们全面觉察到的状态——我们就处在一种环绕着我们的广延中；从这一原初印象必然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我们终究只能明白，实际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空间“向度”，这个向度从一个人的自我向外延展到远处、“彼处”和未来，三维的抽象体系其实是一个机械的表征，而不是生命的事实。通过深度经验，感觉被扩展到世界中。我们已经看到，生命中的方向性带有不可逆性的徽标，在我们想要感觉深度——这深度在世界中也是单向度的，就是说，是从我们自己向外延展，而不会从地平线向里延展——的本能倾向中，时间具有这同样的标记。人和动物的身体灵活性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我们向前运动——朝着未来，每向前一步就不仅是向着我们的目标而且是向着我们的老年迈进了一步——我们觉得，每一次向后看一眼，看到的就是已成为过去、已成为历史的东西。
如果我们可以把被理解物的基本形式亦即因果律描述成是僵化了的命运，那我们也可以同样地把空间深度说成是僵化了的时间。不仅人，甚至连动物都感觉得到命运在周围发挥作用，他通过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闻一闻这样的活动来感知，并且在他的极其仔细的审察下，那活动变得僵化了，变成了因果性的。我们感觉到春天正在临近，我们事先就能感觉到春天的风景如何在我们周围舒展；但是，我们认识到地球在公转的时候还自转，春天的绵延期就在于九十个这样的地球运转，或九十天。时间产生空间，但空间消灭时间。
如果康德更准确一些，他就不会说“两种知觉形式”，而是会称时间是知觉的形式，而空间是被感知物的形式；这样，他就可能会明白这两者的联系。逻辑学家、数学家或科学家在绞尽脑汁的时刻只知道既成之物——经由他们的思考行为，它已经变得与单个的事件毫无关联；只知道真正系统化的空间——在那里，一切都具有可数学地表达的“绵延”的性质。但是，正是这一点向我们指示了空间何以始终是“生成的”。当我们的感官凝注着遥远的距离的时候，那距离就仿佛在我们的周围漂浮不定，可是，当我们感到惊愕时，那犀利的眼睛就会看到有一个严密而僵硬的空间。这个空间就在那里；其本身就是它存在的原则，它外在于时间，与时间无关，也与生命无关。在它里面，绵延期，消逝的时间的片断，是作为事物的一个已知属性而存在着。由于我们对于自己作为这空间中的一种存在太了解了，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也有一定的寿命和一个极限，我们的钟表中那运转不息的指针，就在不停地提醒着我们这一点。但是，僵硬的空间本身也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的理智的张力一告松懈，它便从我们周围世界的多姿多彩的形式中消失了——所以，它也是最基本、最有力的象征的一种符号和象征，也就是说，是生命本身的一种符号和象征。
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区别，便在于后者对深度有一种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体认，这体认强有力地支配着其对基本事件的意识（与此同时的是内在生命的觉醒）。孩子所缺乏的是对深度的象征性体验，他只能感觉到外部世界中的月亮，还不知道那东西的意义，但是，像原始人的心灵一样，他在梦一般的感觉连续体中慢慢苏醒。当然，孩子并不是没有广延物、尤其是十分简单的广延物的经验，而是没有世界知觉；他能感觉到距离，但他的心灵还不会和距离进行对话。随着心灵的觉醒，方向也首先获得了活生生的表现——古典的表现在于牢牢地依附于就近的和当下的事物，而排除距离和未来；浮士德式的表现在于有方向的能量，眼睛只看着最远的地平线；中国式的表现在于自由地到处漫游，不过是朝向某个目标；埃及式的表现在于一旦进入那道路就果断地封道。因此，命运观念在每一种生命轨迹中都有体现。只是由于它，我们才成为某一特殊文化的一员，该文化的成员都是通过一种共同的世界感以及由此而来一种共同的世界形式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深刻的同一性在某一文化的名义下把心灵的觉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明确的生存，跟它对距离和时间的突然体认和它经由广延的象征而诞生的外部世界，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这个象征是且永远是那种生命的原始象征（prime symbol），它赋予那生命特殊的风格和历史的形式，使其内在的可能性在其中逐步地得以实现。广延的特定的原始象征是从特定的方向性中产生出来的，就是，对于古典世界观而言，这原始象征即为就近的、严格地限定的、自足的实体（Body）；对于西方的世界观而言，这原始象征即为无限广袤的、无限丰富的三维空间；对于阿拉伯世界观而言，这原始象征便是作为一个洞穴（Cavern）的世界。在这里，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消融于无：世界的这种原始形式是天生的，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的那种文化的心灵的原初所有物；而这种原始形式之被获得，是因为每个个体的心灵为了实现自己而不断重演那种创造性的行为，并在最初的童稚时期就向其命定的生存展现了深度的象征，如同刚刚出生的蝴蝶展开它的翅膀一样。对深度的第一次理解是一种诞生的行动——是肉身的存在在精神上的充实完成。在那一行动中，文化从其母体的风景中诞生出来，而且那一行动为其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所重复。这就是柏拉图称作回忆（anamnesis）的东西——可以把它和早期希腊人的一种信仰联系起来。世界形式的确定性——对于每一个苏醒的心灵来说，它是突然地出现的——从生成中产生出意义。然而，康德这位以先天形式的概念来建构体系的哲学家，力图从一个僵死的结果而不是沿着一条活生生的道路去解释这个谜。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考察作为一种文化的原始象征的那种广延。我们将从那里推导出这一文化的现实性的整个形式语言，推导出这一文化的观相方面，以和其他每一文化的观相、尤其是和原始人的周围世界中几乎整个地缺乏观相加以对比。因为现在，对深度的阐释升至为行动，升至为发挥作用的形式表现，升至为现实性的转型ans…forming），并且这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生活的必然性（如同在动物的情形中），而首要的是为了从各种广延的要素（质料、线条、颜色、音调、运动）中创造出一个图象——这个图象在过去几个世纪以后常常还会在另一个文化的世界图象中有力地重现它的魅力，并告诉新人们它的作者借以理解世界的方式。
但是，原始象征不会自行实现；它要通过每个人、每个共同体、每个时代和划时代的形式感发挥作用，它支配着每个生命表现的风格。它是国家的形式、宗教性的神话和崇拜、伦理理想、绘画形式、音乐和诗歌形式、每种科学的基本概念所固有的——但它不是通过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因为，它不是语词所能表达的，因为语言和语词本身就源自于象征。每一具体的象征都是对原始象征的言说，但只是诉诸于内心的感受，而不诉诸于知性。当我们说——正如从此以后我们将要说的——古典心灵的原始象征是物质的和个别的实体，西方心灵的原始象征是纯粹的无穷空间的时候，通常是要有所保留的，即概念不能再现不可言状的东西，故而充其量，语词的声音有可能唤起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感受。
无穷的空间正是西方心灵一直在寻找、一直想在其周围世界中来看到其直接得以实现的理想；因此，前几个世纪的无数空间理论所具有的——尤其是其表面的“结论”——就是其作为一种世界感的症状的深刻价值。无限的广延在多大程度上是所有客观事物的基础？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得到更加热忱的思考；就仿佛所有其他的世界问题都有赖于空间的本质这一个问题。在我们看来，事实上不就是这样吗？那么，整个古典世界从未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口舌，实际上，甚至都没有置一辞去确切地勾画过这个问题，这一点何以没有引起注意？为什么伟大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根本没有谈及这个问题？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忽视了在我们看来恰恰是所有问题中之问题吗？事实上，我们难道不应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