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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果敢——金三角的华人聚居区（2）
特区成立以后，毒品问题始终是国际社会和缅甸中央政府关注的焦点。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特区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禁毒举措，到2003年向全世界宣布铲除了区内所有的罂粟田。然而，由于这里鸦片的种植和交易延续了100多年，鸦片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了当地居民的血液中，所以要成功实现经济的转型还尚需时日。过去当地人靠种鸦片能比较轻松地赚到钱，如果风调雨顺，一家人的年收入可以轻易达到5万块。禁种罂粟，等于彻底改变了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性。现在种植农作物的收入和以前种植罂粟时有天壤之别。他们说，以前“撒烟”（种鸦片）的时候，每天身上都能有三五百、千把块钱，可现在连十块钱也没有，经济很困难。由于绝大部分居民没有什么文化和技能，而一家老小全年的吃、穿、零用钱都习惯于依赖鸦片的收入，所以当年特区政府出动人力铲除罂粟田的时候，他们简直是泪流满面，痛不欲生。不过居民们也承认：禁毒对于他们的下一代是有好处的。那些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如果沾上毒品，一辈子身体就都完了。
果敢禁毒以后出现的经济困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协力基金从1997年开始针对这里高寒山区干旱缺水的情况，引进了在相同环境下适合生长的荞麦，在原来的罂粟田上进行替代种植试验。荞麦在日本的食品中有广泛应用，通常日本每年要从外国进口12万吨。几年来，虽然有些地方的替代种植已经成功，但是由于销售等方面的各种困难，果敢特区境内仍然存在数量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些贫困人群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口粮不足，其次还有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卫生保健服务的严重短缺。这些贫困人群的境况非常悲惨，有些人对未来的生活前景已经近乎绝望。
在大力禁毒的同时，特区政府宣布了吸引外来投资的开放政策，这使得大大小小的博彩厅和娱乐公司渐渐出现在果敢老街城里。也许只有靠这些办法，才能给这个失去鸦片经济的偏远山区注入一剂强心针。用特区主席彭家声的话说，这叫“你帮我发展，我帮你发财。”然而，在鸦片交易被彻底取缔之后，这里的博彩业也日渐萧条了。所以，特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是民生问题，是最令彭家声头疼的问题。
彭家声在果敢是不折不扣的无冕之王，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在少年时期就加入了果敢土司的地方武装，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1965年他发起成立了果敢人民军，加入缅共组织后曾经担任过缅共武装力量的副司令员，1989年又是他率部脱离了缅共，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谈起这一生的奋斗，他非常有感触：“年轻的时候打仗参加革命，那会儿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和平安定。现在这个理想实现了，但是能不能巩固就不知道了。现在大家还都拿着枪，这个后果是什么现在还不好说。如果处理不好，搞大缅族主义，政府说你是一群土匪，要剿灭你，那仗马上就又打起来了。到时候命令一下去到处都打响，根本没办法管。现在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处在和平建设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是受到种种约束的。”
彭家声所讲的“种种约束”，实际上是指缅甸政府对果敢特区的限制。果敢这几年连续干旱，禁毒后栽种的一些果树存活率很低，连居民吃水都成问题。这里搞农业没有理想的土地，搞工业又没有像样的产品和市场，民众出行也有一定的范围，所以要发展起来非常不容易。彭家声希望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来果敢实地看一看，不要光大讲禁毒，还要帮助果敢发展，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他说：“你美国人如果不吃饭，我看你能顶多长时间？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不吃饭的你说有没有？如果不穿衣服裤子，人家会说你是野人。所以，（保障温饱）这个东西是大家的事，大家的责任。”如果说，以往的武力纷争和毒品肆虐是果敢必然经历的一种磨难，那么也许在未来，果敢人民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起一个繁荣富强的新果敢。
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1）
中国的友好邻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地处中亚要地，有人口约1700万，国土面积达272万平方公里，是前苏联解体之前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自从在1991年宣布独立后，这个年轻的国家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尝试着崭新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命运与机会的抗争，每天都在哈萨克斯坦交替上演着。而在这个国家的边境地区，却有一个不管风吹浪打，依旧泰然自若过日子的“少数”民族，他们好像生活在120多年以前——这就是被当地称为“东干人”的族群，他们的先人来自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都是炎黄子孙。
从哈萨克斯坦靠近中国的阿拉木图市出发，向西驱车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天山脚下东干人聚居的楚河平原。在这片方圆将近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营盘和新渠两个大村落为核心，生活着大约10万名说着一口地道中国陕西方言的回民，形成了中亚地区最大的华人移民群落。这些回民的前辈是如何来到这里，又是怎样繁衍至今的呢？要揭开这个迷，就必须回顾清朝同治年间那场震动京畿的西北回民大起义。
1862年，即清朝同治元年，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直接推动下，为了反抗满清政府的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西北回族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起义首先从陕西开始，很快席卷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给满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清朝政府派遣左宗棠等干将率重兵对起义群众进行了历时15年的极其残酷的杀戮，终于在1877年把这次大起义镇压下去。这年严冬，陕西回民起义军领袖白彦虎带领部下万余人经由新疆向中亚方向逃亡。队伍抵达中俄边境时，白彦虎决定用重金向俄国人买路，然后一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以防绝后，其余人马连夜从天山山脉的一个山口进入俄罗斯。那一夜，风雪肆虐，严寒彻骨，上万人的起义军一路倒毙过半，最后只有3314人到达了当时俄罗斯七河省境内的托克马克镇。看到这一带人烟稀少，地势平坦，又有一条水质良好的楚河，于是起义军便安营扎寨——这第一个落脚点就逐渐演变为今日的营盘村。营盘靠山面水，土地肥沃。逃亡路上携带的菜籽，成了回民们新生计的开始。他们在这里种上了当地人不会栽培的中国白菜、茄子、辣椒等蔬菜，盖了房子，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定居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统治俄罗斯帝国的沙皇政府对这批逃亡的陕西回民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政策，赐给他们7万亩土地，并免征10年的赋税。因为语言不通，这些黄皮肤，小眼睛的来客后来被当地人称作“东干人”（陕西方言“东岸子人”的对音）。除了营盘之外，楚河平原上还有建有新渠、江尔泊克、米梁坊、哨葫芦、红旗、坎布隆等10多个东干人的村落，而营盘和新渠一直是东干人的大本营。1924年前苏联进行民族识别与划界的时候，把东干人正式确定为“东干族”，成为前苏联100多个少数民族之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东干人与华夏大地彻底丧失了联系，只是到了20世纪末叶，他们的存在才引起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第一代东干人扎根楚河平原后，120多年来东干人一直专心种地务农。这期间俄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东干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两次战争而改写。第一次战争是19181921年的内战，它给东干人带来的是荣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大批外国武装干涉军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的敌对势力不断发动暴乱，制造流血和饥饿。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来平息这场内战，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地区就曾成立了一支完全由东干人组成的红军骑兵团。这个团由参加过十月革命、当过工人赤卫队长的马三成率领，全团官兵作战勇敢，屡建奇功。1975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为了纪念这位东干人的英雄，特地将营盘村改名为马三成乡，沿用至今。
第二次战争是19411945年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它给东干人带来的是伤痛。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人口损失超过3000万，作为少数民族的东干人也无法躲避这场灾难。陕西村的老人们回忆说，为了补充前线急需的兵员，政府动用了非常手段抓壮丁，甚至KGB的人也参与进来。抓住壮丁后就直接塞进火车拉走，许多人从此杳无音信。当时总人口不到三万的东干族，战死沙场的就将近2000人。万幸的是，法西斯的铁蹄没有踏进中亚地区，东干人的村落在战争中完好无损。
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2）
今天，东干人已经繁衍到第五代，总数超过12万人，其中陕西籍的人口占60％以上。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界河——楚河两岸和伊塞克湖畔，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富裕的生活和独距特色的精神文明。
步入营盘村，人们可以立即感受到十足的陕西韵味：所有建筑都沿袭了关中地区的风格，待客的正房里垒着大炕，房檐上还挂着一串串老玉米。最香的饭是“婆姨”们拉出的面条，最受欢迎的娱乐是悠长的秦腔。陕西人特有的“十大怪”习俗在这里被原样保持，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节令等仍保持着明清时代的古风。这个大村落的男女老少共一万多人，都靠种菜为生，每个家庭最少也有一公顷（一万平方米）的土地。在前苏联时期，实行集体农庄制度，土地和各种农业机械都属于国家。大家一块干活，一起吃饭。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实行了私有化政策，国家把这片土地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了，每平方米才卖18坚戈（合不到人民币一块钱）。所以现在的营盘村每家都是个体经营。
营盘村里唯一能识汉字、讲普通话的人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白伟华。这个中国名字是2001年开始在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才起的，在此之前他的“洋名”叫谢尔巴耶维奇。他说，我是哈萨克斯坦人，但哈萨克斯坦的人都把我们村的人叫东干人。我们这儿的人跟老毛子讲俄语，跟自己人讲的都是一辈辈传下来的陕西话。我们把跳舞叫“踏”，闲逛叫“浪”，上班叫“活”，面叫“饭”；把阿姨叫“丫丫”，照片叫“影头”，哥们叫“连手”，南瓜叫“倭瓜”，嫁妆叫“陪房”。还有，他们把政府机关称作“衙门”，把官员称作“大人”，管警察叫“衙役”，店铺老板叫“掌柜的”。实际上，由于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俄语是接受教育和对外交往的正式语言，所以这种带有明清时期味道的陕西方言仅仅是一种家庭成员或同村邻里之间的口头交流工具。在表达像“电话”、“导弹”、“电脑”等方言中没有的新词汇时，还是要用俄语或者哈萨克语代替。
营盘村里的人家几乎都是人丁兴旺的大户，现在一家有几个孩子都不算多。早辈的东干人怕人口少，家家都鼓励多生多养，一家有十几个孩子的情况很常见。白伟华在家有一个弟弟马立克和妹妹莎西达。小妹妹莎西达非常聪明可爱，已经上小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一名。她有很好的音乐天赋，会用俄语、哈萨克语和回语唱歌，2004年春节时还作为嘉宾参加了西安电视台的迎春晚会。弟弟马立克今年20岁，已经在附近比什凯克市内的人文大学攻读了几年法律，他的业余爱好是打台球。白伟华的妻子叫罗莎，她的妈妈是学校老师，与白伟华的妈妈是亲姐妹，所以这门亲事是亲上加亲。罗莎说，哈萨克斯坦这边鼓励婆娘们生娃、养娃，每生一个娃政府就发些补贴。所以很多人都是早结婚、早生娃，有的时候，当爸爸妈妈的还是娃呢。不过，这边的年轻人念书也早。营盘村有30％的年轻人都读完了大学。罗莎也在家念大学的函授课程，一年只需要到学校去两次。
陕西村的后代从哈萨克斯坦实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中受益无穷。这里的孩子6岁上学，从第一年级一直念到第十一年级，所有的费用都由国家负担。上课时使用的语言可以是哈萨克语或俄语，但是在课堂上不能讲回语。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教学语言是东干文，它是一种用俄语拼写出来的陕西话。这种东干文使用了40多年，但由于拼写规律性不强，不规范，表达的意思也相对有限，所以现在除了40岁以上的人能懂外，年轻人对它没有兴趣。老一代东干人担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自己的母语以及它所代表的传统和文化标志会慢慢地丧失。
陕西村里最有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是乒乓球。这项在中国有“国球”美誉的运动在这里简直可以称为“村球”，这恐怕也是某种天然的联系吧！白伟华介绍说，营盘的马三成学校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乒乓球比赛，比赛要邀请吉尔吉斯斯坦的乒乓球运动员们。届时在阿拉木图、托克马克等市镇和其他陕西村居住的人也都会来。有一些托克马克的东干族老人，非常喜欢到这里打乒乓球，他们往往是星期五在营盘的清真寺做完礼拜后就来学校打球。为什么他们要到这里打球呢？因为他们从小也是在营盘长大的，后来才住到别处去。
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3）
对于回民来说，封斋和开斋是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在斋月里，所有信奉穆斯林教的村民白天都不能开火进食，各人要精心反省，多做善事，以励练信仰、净化心灵。斋月结束的日子，往往是一年中的农闲时节。这期间陕西村的村民便按照代代相传的习俗，纷纷张罗婚嫁喜事。媒妁之约，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名词，而在营盘和新渠，所有少男少女的终身大事仍然必须通过父母的筛选。从托媒到娶亲，男女双方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