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他们的面前也只有那几张不知所云的照片，也根本无缘见过真实的“高迪”。值得庆幸的是，今天，这样的局面已被彻底改变，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注重精美插图的图书或杂志编辑，我们甚至可以在巴塞罗那的街头，邂逅那些年轻的来自遥远东方的建筑教师。他们神气地提着炮筒子一般的照相机，利落地像剥花生米一样地剥着幻灯片的胶卷，犀利的眼光透出专业。这不仅是他们的幸运，更是今天的中国学生们的幸运了。
高迪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成熟在世纪之交，只是比我们整整早了100年。1852年6月25日，他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只有23；000人口的叫做Reus的城市。6岁之前，他一直是个病病歪歪的孩子，被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困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幸好，在慢慢长大起来的时候，他也渐渐好起来，虽然他一生都没有彻底痊愈，都时不时地被病痛所困扰。人们说，小时候体弱的孩子比较敏感，人们也说，西班牙如画的景致孕育了一个艺术家。可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可能都是在高迪已经成为高迪以后，人们随意添加的注解。
我们只知道，他小时候是个普通的孩子，惟一表现出艺术倾向的，是他在一份和小朋友一起办的杂志上，负责画插图。高迪一家后来搬到巴塞罗那，他在那里读建筑，读得非常刻苦。在此期间，家里的重要经济支柱被折断——他当医生的哥哥去世了。家里5个兄弟姐妹，只活下了他和婚姻失败的姐姐。父亲老了。他必须刻苦。高迪读着书，体验着建筑的语言，甚至没有女友。相对他给后人留下的那些建筑作品，他自己本人似乎并不留给人们多少幻想的空间。
在我们周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是高度兴奋、妙语连珠的，本身就是一个散发着巨大热量的感染源。他们有能力即刻地就使周围的人被调动起来。然而，也有一些人，他们显得沉稳，有时甚至表现得有些木讷和走神。可是，他们将热情倾注在他们的创造物之中。你只能间接地通过一个作品，一个不能言语的物件，感受他们心中的汹涌波澜，甚至天真烂漫。当然，这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至于高迪，不是一个极端，可他大概是接近于后一类人的。
高迪不是一个超人。从他走过的路径，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常规痕迹。他们都是先开始学习，然后开始做专业化的、但是并不突出的早期作业。然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平庸者的区别，是在某一天，或是某一刻，他突然能够把自己的灵魂揉入自己的作品。这个作品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是灰暗的沉闷的，但是某种光亮，会在深不可测的地方突然闪现。打动那些能够感应的人们。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悟”。它可能来得早，也可能在很晚才出现，可是，没有它，一定不能算是艺术家。
而高迪开始发出光亮，不仅是在深处，他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亮丽的、精彩的、焕发着宗教热情的。高迪是一个充满宗教感情的人，这种宗教性是西班牙式的。西班牙是一块浸透了宗教的土壤。但是，西班牙人的宗教感情不走向抑郁的成熟，而是怀着热烈的献身的强烈向往。
第二部分 走路（二）寻访高迪（2）
巴塞罗那是高迪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有着高迪的主要作品。专家们分析他的作品是东方式的，但凭我的愚钝，很难看出这些理论的深层妙处，我只感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他设计的公寓们，不论放到哪一个都市的大街上，也许都会有突兀和破坏城市整体感的风险，可是，放在巴塞罗那，就是恰到好处。公寓，那是多么令建筑师们沮丧的枯燥题材，可是高迪却把它们处理得神采飞扬。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高迪的建筑是雕塑性的。可是，在外形非常大气的整体雕塑感后面，还隐藏着高迪对庭院和建筑内部的精心处理。这在他的米拉公寓中（Casa Mila，1906－1912）表现得很充分。他耐心地在这个交给他的空间里，一点也不肯马虎地，里里外外做着他迷恋的事情，把一团团泥土，捏成一个个精巧的作品。又用一串串铁花，舒服地把它们搭配连接在一起，一层又一层地盖上去。人们看高迪，不仅从外面看到里面，从下面看到上面，甚至要一直钻出顶层，看到屋顶。那里，本应该是烟囱是通风口的地方，竞有一片扭动着的精灵的塑像，精致却又粗犷，仿佛有白云飘过，它们就会吟唱，在乌云下面，它们就会嘶喊。
在欧洲，那也是一个早期印象派和新艺术运动的时代。高迪和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是一个独立的探索者。但是新艺术运动在室内设计上的效果，几乎是高迪建筑的最佳配合。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迸发的光彩，流动的曲线连着梦幻的走向。在那个时候，艺术家用的还是相当传统的手段，可是，他们的开放的精神，却使他们的能力挣脱和超越了他们手中能够掌握的材料。
高迪也做园林。他做的盖尔公园（Parc Guell，1900－1904）也在巴塞罗那。那是用马赛克镶嵌成的一个幻想世界。从那个门口的小教堂，你似乎可以感受到高迪的巨手，在轻重恰如其分地捏塑着墙面。然后，在几乎是带着指纹痕迹的曲线里，高迪顽童般地，用他对色彩的特殊感觉，一小块一小块地，向柔性的泥里，摁进那些闪闪发亮、五彩缤纷的马赛克。登上公园的大平台，人们决不会转一圈就舍得下去，平台的边缘，是游动着的马赛克座椅，舒展着作为建筑作品的力度和气势，而每一段细细看去，又都是一幅小小的印象派美术作品。从那里向下看去，你会看到公园“趴”着那只著名的彩色大蜥蜴的台阶，通向教堂，通向出口，通向外面的世界，这个时候你会问自己，人长大了为什么就不可以依然天真？
巴塞罗那最叫人服气的，是正在建造中的“萨格拉达家族教堂”（Expiatory Temple of the Sagrada Familia）。它始建于19世纪末，而我们站在它的面前的时候，已经是21世纪之初了。是的，没有算错，它已经建造了100多年。然而，它还正在被建造之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创了现代建筑的记录。但是，这确实是现代社会罕见的对艺术的坚韧追求。在这100多年里，许多著名的西班牙艺术家怀着对宗教和艺术的双重热忱，投入了它的设计和制作。大家也都承认，对它倾注了十几年心血，把自己最后的岁月完全交给它的高迪，使这个教堂获得了灵魂。
望着大教堂的照片，我又回想起在巴塞罗那的日子，想起在一个又一个教堂中的流连和静默，想起在巴塞罗那有过的心情。西班牙并不是哥特式教堂的发源地，它的发源地是法国。正因为如此，当这里开始修建哥特教堂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建筑形式的成熟期了，它们不论大小，都近乎完美，都非常适合呼唤一颗敏感的心。今天回想巴塞罗那，我都有一种近乎是尖利的痛苦感觉： 在那些日子里，曾经有过的纯净和朴素，竞如此轻易地就被自己完全丢失了。现在，是我最应该闭上眼睛，重新感受巴塞罗那教堂中一片烛火中的气味，遥望那消失在夜空中的高迪的教堂尖顶的时候。
高迪不是一个在生前就倍受赞誉的人。人们并不理解这样一种奇异的思路。可是高迪已经不再环顾四周。在建造“萨格拉达家族教堂”的时候，已是高迪的晚年。他完全沉浸在宗教精神之中。这个教堂对于他，首先是一个宗教圣殿，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品，更不是一个冰冷的建筑物。在这时，他已经有足够的智慧面对世界也面对自己。一个仰慕他的年轻的德国建筑系的学生，向人们打听，怎样才能见到老年的高迪。人们指着巴塞罗那主教堂对他说，每天清晨5点，当这里响起弥撒的钟声，你一定可以看到高迪。果然，在那个时候，在主教堂第一排的凳子前，他找到了跪在上帝面前的高迪。高迪不再寻找什么，他只寻找上帝的指引。没有人知道他那颗跳动的心在感受什么。人们只看见那高迪在全力营建的大教堂，那“基督诞生”正立面的钟楼，在一年又一年地缓缓升起。
它们是浑厚的，有着千年的宗教根基；它们又是现代的，有着最奇特的造型，顶尖缀着高迪式的马赛克，色彩斑斓，在阳光和月光之下，一闪一亮。它们升起来，在晨曦中，像是尚未苏醒的生长着的巨木，也像是上帝指引下的高迪那难解的心灵。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不同的位置和能力，高迪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却不是一个有能力和这个世界纠缠的人。他只能希望这个世界忘记他，留给他创作和思考的清静。多少年后，人们打开一篇论述高迪的文章，前面以这样一句引言，使人们想起了当时真实的高迪，那句话是：
“请远离我的生活和我的思想。”
第二部分 走路（二）斯密森的神秘礼物
每个大国都有自己顶尖的博物馆。到法国，不可不去罗浮宫；到英国，不可不去大英博物馆；到俄国，不可不去冬宫。到我们中国来的老外，没有一个不去故宫博物院。这些博物馆，无一例外地是当年的王室遗产，那里面是几百年上千年的精华积淀，不是光花钱就能建得起来的。就像法国人说的，“世界上有哪个拍卖行，胆敢给《蒙娜·丽莎》估价的”？美国只有200年历史，没有王室遗产这一说，在艺术收藏上就先短一口气。可是，你要是跟美国人这么说，他们在点头承认的同时，或许会悠悠地回你一句：“不过，我们有斯密松宁，他们有吗？”
斯密松宁就在首都华盛顿。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是著名的国家广场，广场的南北两边，有一栋一栋壮观的大厦，北边是美国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南边有佛利尔美术馆、沙可乐美术馆、非洲艺术博物馆、艺术工业大厦、赫尚博物馆、雕塑园、国家航空宇航博物馆等等。这些博物馆和位于别的地方的威尔逊国际中心、国家动物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以及在纽约的库伯惠特博物馆，等等，就组成所谓斯密松宁学会。而华盛顿市国家广场两侧的这些博物馆，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体系。
在国家广场北侧，有一栋欧洲中世纪复兴风格的大楼，有着高高的塔楼。和附近的宇航博物馆相比，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古典的风格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斯密松宁大厦。从南大门进去，在进入正厅以前，有一段不长的走廊。走廊左侧是一个大理石的房间，正中的高台上，放着一个花坛形状的大理石棺。洋洋大观的美国斯密松宁学会就是从这个石棺开始的。
200多年前，大致在美国刚建国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叫詹姆斯·斯密森（James Smithson）。他的生父是诺森伯兰公爵，母亲有皇室血统，可以说他身上流着英国最高贵的血。可惜，他是一个私生子。按照当时的法律和习俗，他不能继承父亲的名位，而且一辈子受到歧视。他天赋极好，聪明过人，而且由于受歧视而极其用功。21岁自牛津大学毕业，一年后就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科学上卓有成就，有一种锌矿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由于是私生子而遭受的歧视，使他始终耿耿于怀。据说他曾经对他的父亲说，我会让自己青史留名，即使是将来的人们把诺森伯兰这个名字忘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也还会永远记得我的名字。
1829年6月29日，64岁的斯密森死于意大利。他在遗嘱中把自己的遗产留给了他的侄子。奇怪的是，在遗嘱最后，他附加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侄子死的时候没有子嗣，那么这笔遗产就捐赠给美利坚合众国，“用于增进和传播人类的知识”。
这样的遗嘱，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欧洲和美国的报纸上都披露了这个新闻，对斯密森的动机猜测纷纷。斯密森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他为什么要把遗产留给这个从未谋面的新兴国家呢？
6年后，斯密森的侄子去世，死时果然没有子嗣。1836年，美国的第一个出身平民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宣布，在欧洲，有这样一笔私人遗赠有待美国领取。谁知道，这一消息在国会引起了一场政治辩论。反对美国接受这笔遗赠的主要是州权的维护者，他们的理由是，宪法没有授予联邦政府代表整个国家接受这种遗赠的权力，这样做会在事实上缩减州的权力。参议员约翰·卡尔洪说：接受任何个人的礼物，美国就丧失了它的尊严。
当时有一位众议员是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他看到，这笔遗赠对于年轻的美国意义非常深远，因为这会是一个良好的重要开端，他主张拿这笔钱用于科学研究。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是主张接受这笔遗赠的，他认为美国人民可以将这笔遗赠用于有益的事业，但是他也拿不准自己是不是有权这样做，所以他要求国会立法允许他派人去领取。
1836年7月1日，国会同意接受斯密森的遗赠。杰克逊总统立即派出外交官理查德·腊思前往英国。这个时候，斯密森的侄子的家人，已经向英国法庭提出申请，要把这笔遗产留在英国。
腊思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本人也是律师。这一场遗产官司整整打了2年，腊思也在英国待了2年，为这场诉讼熬得精力交瘁。1838年5月9日，英国法庭宣布，价值50万美元的斯密森遗赠属于美国。腊思代表美国领取这笔巨款的时候，特地将自己在美国的所有财产折合美元作为抵押，以保证这笔国家财产的安全。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国际金融和信用制度，没有航空邮汇，没有电汇。腊思将斯密森的遗产换成金币，金币的正面刻有女王的头像，反面刻有英国的王冠。斯密森的遗产总共是104；960枚这样的金币，再加8先令7便士。腊思将它们装在11个箱子里，再带上斯密森从事科学考察生涯中收藏的矿石标本、藏书、科学笔记，以及其他私人物品，于1838年7月17日搭船启程，前往斯密森从没到过的新大陆。这一航程持续了6个星期。到达纽约以后，腊思将金币转交联邦财政部。金币重新熔化成金子，价值508；318。46美元。
这笔遗赠该怎样利用呢？怎样是最好的“增进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