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玲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玲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玲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玲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玲姐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玲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玲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玲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玲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玲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玲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院。我只是摇头，摇头，摇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摇头摇到了半夜，终于把头摇晕乎了。
我对玲姐说：“好吧，我喝醋，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又惊又怒地望了我一眼，坐到沙发那儿生闷气去了。我绕着餐桌转了两圈，一口气把那大半瓶醋全喝了下去。
玲姐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舔了舔嘴唇，舌头好像灵活多了。又扭了扭舌头，真的灵活多了。这才相信它掉下去了，那根鱼刺。
我说：“你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啦。”
玲姐说：“你这是成心要跟谁过不去啊？！”
我说：“跟鱼刺，”过了一会儿，又说，“鱼刺掉下去啦。”
玲姐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了：“你，你，你越来越孩子气了！总是这样由着性子闹，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人！”
我说：“分明是你不讲理嘛。”我声音也大起来了：“你刚才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了，鱼刺也掉下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知道鱼刺真的掉下了去，玲姐竟吵得更厉害了。她开始数落一些人们通常所说的陈谷子烂芝麻那一类旧事，然后恨恨地说她瞎了眼，才认识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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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压下去了一点的火，又上来了，我说：“好，好，好，从今天起，谁也不认识谁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能听到腹中的肠鸣和楼外的风声。走到了一楼，午夜的世界正在和我的内心一起狂乱，我目睹这年第一场沙尘暴横空而至，轰隆隆地掠过北京。
门洞口蹲着一只小猫，尾巴扭来扭去的，好像在犹豫着要不要冒险出去。我陪着猫站了一会，直到玲姐来牵我上楼。
现在，我坐在春天里继续回想往事，在一场沙尘暴里回想另一场沙尘暴，在一段人生里回想另一段人生。几分钟前，我写完了我和玲姐第一次吵架的情景，交往史上留下的第一道伤痕——那也许并不是第一道伤痕，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些小小的不快，只不过像水滴落进了水里，留不下伤痕而已。
这次不一样了。互相用最柔软的一面相待对方的惯例，已经改变了。在我们共同绘制的壁画上，她钉了一棵钉子，我钉了一棵钉子。虽然后来和解了，钉子拔掉了，但那些小洞眼还在。它不会像以前的小小不快一样很快过去，过去了的倒像是另一些东西——它仿佛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以后每次发生不快；我都会想起这个转折点。
这天晚上，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我洗脚、上床。她在床边的黑暗里坐了一会，问我：“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她说没有，只是难受了一会，没想到会这样。我说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从来都不想跟她吵架的。她笑出了声：“这还算不上是吵架吧？”我说：“实际上你已经和我吵架了，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吵架竟然是因为……”我哼哼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她又笑出了声，说：“好好好，你说是就是吧，我算怕了你了。”
外面沙尘暴一直在刮着。玲姐走后，我几乎一夜没睡。有一阵子，心里有点后悔跟她吵架，但这点悔意，随后又被生气的余波一点一点冲掉了。她不应该这样。她不应该那样。我睁眼躺着，听着细小的沙砾打击窗玻璃的声音，又把吵架的过程和许可佳出现的情景放在一起，仔细回想了一遍。用不着尘埃落定，我能看得见玲姐正在堆积沙丘，在她和我之间。我越想越荒凉、烦躁，觉得夜空下的沙尘暴正在展开我的内心世界。
几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看看这事，她当然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倒是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和那样。我好像是太孩子气了，在对自己温暖柔软的人面前，我太放纵自己。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行动再次崭露头角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做到不用鱼刺的事情去刺激她生气——可是，当时到底该怎么做，我又怎么搞得清呢？
那场沙尘暴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突然停止，像一台巨大的鼓风机一下子断了电一样，外面一丝风也没有。我走出玲姐家，朝桔红色的天空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塑料袋、破报纸、树叶和尘土失去了在高空飞翔的力气，正接连不断地缓缓落下。巷子里几乎没有行人，偶尔碰到一两个戴口罩的，还没有看清眉目，一闪即逝。天空没有往常的鸽鸣，树上的鸟一声不吭，连在垃圾堆旁互相撕咬的猫也不叫上一叫，能听到的动静，只有大街上传来的汽车的声音。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别人的梦中。
沙尘暴又刮了两天，才算是过去了。附近公园里晨练的人又多了起来，天还没怎么亮，就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吼叫声。这天早晨，我醒来，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些吼叫声是从我的梦里发出来的，毫无道理地坚信，这一天会出点什么事。
起床，洗刷了好一阵子，想不起做过一个什么梦，却忽然想起了电话铃的声音。我刚上班的那几个星期，还住在学生宿舍里，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玲姐打电话来叫我起床。搬到南城后，才没有把电话铃声当闹钟。
我在东直门那一带上班，在一家通信系统公司。大学毕业后，玲姐陪我到这家公司应聘过两次。第三次，她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里有一位姓韩的老总喜欢下围棋，于是考试我的场地和内容都变了。棋具是现成的，就在韩总办公室的书柜里；我跟韩总下了一局，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我皮包里经常夹着李昌镐的新棋谱去上班。有时候，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能看见等着进公司工作的博士和硕士在门外排着长队。
我从小喜欢下围棋，很钦佩天才棋手李昌镐以著名的安静震动世界。上大学二年级的那一年，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棋院打李昌镐的棋谱。那时候我对学校里的课程安排非常失望。通信专业这个行当，每天都在涌现新知识，我们在教室和实验室里还没来得及消化的内容，每天都有几页可以撕下来扔进垃圾桶里。我想，反正我的大学时代注定要给糟蹋掉的，不如我自己来把它掰碎，搁到围棋盘上去糟蹋更好一些。
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竟然会因为不务正业下围棋，而得到这份不错的工作，并且，认识了玲姐。
我跟玲姐就是在中国棋院认识的。
一天下午，我看见一大堆人拥着一个业余四段，在大太阳底下朝棋院背后的教室里走，一个女人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无袖衫，露膝裙，身上粘着阳光。业余四段不时回过头招呼她一下，她笑一笑，点点头，也不加快脚步，还是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
那个业余四段，曾经指导过我打谱，姓常，经常义务帮棋院办围棋训练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棋院门口，当时我正坐公交车去上班，冲他喊了一嗓子，他四处望望，才朝公交车挥了挥干柴棒一样的手臂。后来听说他老婆闹离婚，他吞下了１９枚围棋子，自杀了。他是我见过的对围棋最痴迷的业余棋手，他叫常宽，一个不应该被湮没的名字。我希望以后有机会专门写他的故事。
去上班的路上，我只要倒一次３９路车，就会经过中国棋院。有好几年，只要中国棋院门口那一段路不让我觉得太难过，我就不会不坐３９路。
起初是刻意的，后来就成了习惯。关于习惯，克格勃训练手册中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习惯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你不能养成任何习惯。车过棋院，有时候我会感到心脏紧缩，这时候就会想起克格勃训练手册。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傻笑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玲姐的那个下午。
那个下午的情景在以后的回忆中经常出现。39路车一上玉蜓桥，我就能看见棋院的四方形大楼，那个下午就会出现在车窗外面，那个下午阳光晃眼。
现在追溯起来，假设当时不是因为教材或教育体制那么陈腐，假设不是常四段的讲解那么吸引我，假设没有李昌镐——还是不假设了吧。事实上整个世界无限复杂永不停息地运行着，我和玲姐认识，就是运行的一个结果。我能进这家公司，是运行的另一个结果。我想起了两行诗：“ 在人生所有的细节里 /都晃过了命运不可捉摸的影子。”
这天我依然坐３９路车去上班，跟往常不同的是，这天我很容易就有了过多的感概。棋院的大门一闪而过，往事在回忆中不可避免地变形，一个下午被压缩在几秒钟内：一个女人修长的、没穿袜子的双腿在阳光中走动着，空气在她周围一圈一圈荡开。她朝我走过来。她从我身边走过去。那天我们还算不上认识，还没说过话，但离正式认识的那一天已经不远。
在办公室里呆了一上午，不知不觉已过了公司食堂开午饭的时间。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我想到了我和玲姐之间很多尚未攻克的难题，我想到了很多解决方案……正借着椅背的弹性一晃一晃的，办公桌上突然响起来的电话铃声让我差点摔下来。
电话是许可佳打来的。许可佳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脆动听，有几秒钟我没听出是许可佳的声音，直到她说起了“周末在你表姐家里”，我眼前才浮现出一个清爽结实的女孩朝我微笑的情景：她先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接着撩开挡住脸的头发，好像要认出我是谁，才决定是否微笑。这真有点特别，跟那种见人就笑的女孩子有点不一样。
许可佳没容我多说话，就劈劈啪啪地告诉我突然找我的原因。她打车走到我们公司这一带，才发现钱包里没带够钱，司机不肯往前开，也不肯倒回去。“你一定要帮忙喔，”许可佳说。
我走下楼，差点没认出许可佳来。这次她化了很浓的妆，跟上一次素面完全不同，紫色嘴唇，蓝色眼睛，有点像玲姐说过的那种韩国妆。
我问许可佳需要多少钱。
许可佳说：“付够车费就行了，”她笑了笑，又说，“肚子饿啦，你做好事做到底行不行？”
我当然不能说不行，问她想吃什么。许可佳说：“随便随便。”
随便这道菜最难点了。我想起同事阿伍过生日时，我们在仙踪林聚过一次，那儿好像有一种炸土豆条叫随便。我带许可佳去了街对面的仙踪林。
一路上这个爱说笑的女孩不停地解释着，说她来这边办点事，幸好在我们公司旁边，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真是没想到会没带够钱，还说她每个月底都会有好几天带不够钱，说完格格地笑起来。
我这才想起又到月底了，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该去韩总的办公室下棋的日子，立刻有些胸闷。那个韩总的日程表上，每个月底都有一天画上了一黑一白两个圈圈，到了时间，秘书就会四处打电话找我。一年以后，韩总退了下来，棋瘾犯了，四处打电话找人下棋，有时候我还会去跟他下两局。
在仙踪林的秋千椅上坐下来，我和许可佳一人点了一个套餐，另外给许可佳加了一个“随便”。许可佳问我“随便”是什么，我没告诉她。等餐的时间，许可佳又一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