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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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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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笑着把耳环放在了我手心里。放下前,还往上提了一下,才放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父母出了门,去长城和几座皇陵看了看。出门的时候母亲问我许可佳怎么没来,我跟母亲瞎扯了几句。母亲皱起了眉头,没说话。路上,许可佳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们怎么提前出发了,我走到父母听不见的地方,跟许可佳瞎扯了几句。她问要不要她赶过来,我说不用。
  打完电话,我呆呆地望着长城,这么短的时间就说了这么多假话,不知道以后还要说多少假话才能补上,心里真是不爽。我不是故意矫情。如果把我过完22岁生日后我说的假话都收集起来,堆在一起,就会看清楚这一年我的人生态度到底有多大变化。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一条为假话辩护的名言:适当说一说假话是善良的表现,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接受真实的能力。从此以后,我觉得越来越不便反对这种说法。
  从长城和皇陵回来没几天,我和许可佳在海洋馆的水下餐厅里吃过一次海鲜。许可佳突然问我耳环修好了没有。我假装没听见,像是被鱼吸引住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鱼在许可佳的脑袋旁聚成一团。许可佳顺着我的目光瞧了瞧,用筷子敲了敲玻璃,那些鱼立刻像受惊的鸟群散开了,各自飞得远远的。许可佳回头又问了我一遍耳环的事。我只好又拿假话来抵挡了,我告诉她,耳环被我弄丢了。
  许可佳张着嘴望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在空气中弯成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很快,她笑了,问我是怎么弄丢了的。我脸上在发热,呼吸困难起来了,感觉很需要潜水员头上戴着的和背上背着的那一套东西。搓了一会儿脸,我很不情愿地编了一个故事,说耳环是在地铁里被人偷走的。
  许可佳笑出了声,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第一,丢了东西又不是丢了人了;第二,偷东西的人又不是你。”见我还在搓脸,许可佳讲了几个海底生物有趣的故事。我配合着笑了笑,很感激她没有继续说耳环的事。
  此后,我和许可佳还去冰封雪冻的什刹海吃了一次韩式烤鱼,去东方广场回转寿司吃了一次日式生鱼片。显然,许可佳每次挑餐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顺着我的嗜好和口味。我呢,宁愿顺着她的意思,跟她在外面吃吃饭,也不希望她常去我的住处跟我父母搅在一起。我想等父母走了,再跟许可佳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说清楚,否则她闹腾起来,我母亲定会帮她,那时候我可真是里外不得安神。当然,跟她左一顿右一顿的吃着喝着,理由不止这一条了。其实有时候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我还是有点开胃的。我很少见到像许可佳那样热爱食物的女孩,她有时候吃得稍嫌放肆,还偷偷松一松皮带什么的,脸上和衣服上沾着油渍,她那副吃相的确能让人感到生活是值得享受的。那一阵子,因为玲姐的事一直悬着,我心里很不踏实,跟许可佳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只要她不逼我太紧,我多少能感到一点放松和安定。好在大多数时候她有理有节,进退得度。
  见许可佳很少再来我的住处,有时候我母亲会在餐桌上问起来,问我和许可佳最近是不是在闹别扭。我总是跟母亲瞎扯几句,搪塞过去。每次跟母亲在一起,我都有点担心她会突然提起耳环的事,幸好,母亲好像忘掉了她给过我耳环。没说的,我又欠了许可佳一次情。如果许可佳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我母亲,接下来的麻烦我不愿意去想象了。
  这一天正吃着饭,母亲说:“有一件事我这几天一直想问问你,总是给忘掉了。”我的耳朵像给敲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我望着母亲。母亲说:“我听可佳讲,你在北京还有一个表姐,我怎么没听说过一样?”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什么表情。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我走开了,走进厨房里给父亲盛了一碗饭。我在桌子上扫了一眼,发现父亲的饭碗空了,就端起来走进了厨房里。我慢慢添着饭,脑子里迅速转开了。具体转了些什么,现在也没法子一条一条理顺拿出来。按理说,我首先要确定的是:说不说谎?但我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厌烦许可佳,觉得她不该这么东说西说的。接下来,我意识到此刻没有时间去厌烦许可佳,我应该决定是不是对母亲说实话。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应该说实话。可是,说假话的念头很快又占了上风。我觉得说假话省心。父母那一辈的表亲本来就多,我编一个故事并不困难。我可以在母亲和玲姐之间放上七大姑八大姨,把水搅浑。为了安全起见,我还可以往其中放一两个跟母亲关系不好的姑姑,再放一个死去多年的表姨,让母亲无从查证。一下子说不清为什么,编这么一个故事让我心里堵得慌。也许我实在是不愿意把春节前的这一周变成“谎话周”,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
  从厨房里走出来,我决定不说实话,也不说假话。我决定不把真相说完整。我告诉母亲:4年前我在棋院里认识了一个比较年长的女人,她今年40岁了,一直比较关心我,照顾我,帮我找工作,还帮我找女朋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关系时就省事说是表亲了。
  母亲轻轻拍了拍脑门子,笑了,“我说呢。我把头想痛了也没想出这门子表亲来。还以为记性不行了呢。”闲扯了几句,母亲问父亲:“人家这么照顾天儿,你看是不是该请她吃一顿饭呀什么的?”
  父亲说:“那是应该,那是应该。”
  母亲说:“天儿,你爸爸也说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呢,你看哪家馆子像个样子,价格也合适?也别太便宜了,省得人家说我们小地方来的人小气。”
  父亲点点头,说:“第一次大方些,那是应该,以后熟了,就在家里吃点什么都不要紧的。”
  我心里一阵感动,说:“她也不是那种讲排场的人,要聚一聚,就家里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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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说:“那不行。妈也不是一定要讲排场,妈的手艺你是知道的。嗯,这回妈跟爸出钱请,是妈跟爸的一点心意。这回你就不要管了。你只负责约人。”
  饭后,我走到另一个房间去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饭桌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玲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近怕是没什么时间啊。”
  我说:“我妈这个人你还不清楚,你要是不来,她肯定要亲自找你去的。”
  玲姐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这一顿我来请。我也应该尽一尽地主之谊。”
  我说:“我觉得谁请谁是次要的,聚一聚再说好不好?”
  玲姐笑了,说:“我现在要说不好,怕是也不行了。”
  春节前的那一阵子,玲姐所在的单位酒宴不断,我听见玲姐在电话里算日子。末了,她定在了腊月二十七号中午。地点在前门烤鸭店,那儿是在北京工作的人请外地亲戚朋友吃点上档次的饭时,一般会首选的地方。我没什么意见。挂断电话前,我本来想说点别的,后来又觉得这会儿没什么更多的话好说,就挂断了。挂断后,还冲着电话笑了笑,望着窗外舒了口气。窗外,大雪静静飘落,一派祥瑞。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所在的销售部也有一些应酬。除非请的是跟我有直接关系的客户,一般我能推的就推掉了。许可佳几次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她家吃年饭,我告诉她节前忙得要命,她似乎有点生气,我也只好由她了。得着空子,我就去玲姐那边看一看。玲姐肯答应跟我父母在一起吃饭,我就像提前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心态平和多了。但我有时候还是担心中途有什么变故。每次去她那边,四处看看,看见没什么异常迹象,我才会觉得又平安地过了一天或两天。有一次在她那边住了一夜,回来母亲盘问了半天。后来因为不愿意说谎,再晚也回家了。
  腊月二十七号一大早,粘糊小妹打电话来跟我借钱,说她想把阿伍保出来过年。我这才知道阿伍被关进了局子里。我很久没跟阿伍联系过了。见着粘糊小妹后,听她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原来,我让粘糊小妹在家休息的那段日子,她闲得发慌,就想跟阿伍一起出去做几单。一家私营企业有个中年女老板有下单的意向,阿伍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床上。阿伍就是在床上赤条条地给警方逮住的,原因是女老板的丈夫十几个小时前被勒死在汽车里,阿伍成了嫌疑犯,现在已经给关了半个多月了。女老板托人带口信,说只要阿伍承认她丈夫死的前后个把小时,阿伍跟她在床上,她就出钱保他出来。可阿伍觉得人命关天,没有答应。粘糊小妹讲这些事时,笑嘻嘻的,让我弄不清真假。我问她为什么不找阿伍的弟弟要钱,她说,阿伍的弟弟不肯管他。阿伍跟女老板来往的那一阵子,阿伍的弟弟就发过脾气骂他胡闹,要他跟女老板分手,正正经经跟粘糊小妹谈恋爱。有一天,阿伍的弟弟找到阿伍,要他立刻打电话给女老板说分手的事。阿伍说:“你说分手就分手啦?那我成什么啦?我本来今天要分手的,你这么一说,我就不分手了。就算是搞包办婚姻,又哪有弟弟来包办的?”就这样,两兄弟不来往了。
  取出钱,见时间还早,我决定跟粘糊小妹一起去接阿伍。进了局子大门,粘糊小妹一路跟警察打着招呼。我对她说:“看来你在这里下了不少工夫,但愿阿伍没事后,你们能好好的在一起。”粘糊小妹眼睛红了红,说:“以后的事儿可说不准,我只是觉得他有难,我不帮一把,心里过不去一样。”她这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这次一共交了八万,粘糊小妹出了五万,剩下的我出。粘糊小妹那五万里也有一些是阿伍的,阿伍被拘留期间,跟局子做了一单50部大功率对讲机的生意,还卖给几个看守几部手机,粘糊小妹只是负责跑跑腿。隔着铁栅栏,我看见阿伍正踱着方步,脸色红润,气度雍容,看起来在里面没受什么罪。看见了我,他朝我笑了笑,还双手抓着铁栅栏使劲摇了摇。
  从局子里出来,阿伍对我说,他以后一定会回报我的。我笑了笑。8个月后,他跟袁大头联手发动技术部的员工签名,抵抗我回技术部任经理。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他从局子里出来的那天,他说过什么。他马上把签名簿掏出来,当着我的面撕得粉碎,说:“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了,这一单两清了。”我朝他点头微笑,觉得这位学兄又给我上了一课。
  跟阿伍和粘糊小妹分手后,我打车直接去前门烤鸭店。路上给母亲和玲姐各打了一个电话,父母正要出门,玲姐已经出了门。母亲说:“上午可佳打电话来,我顺便让她也去前门烤鸭店了,一起请了省事。”
  “妈呀!”
  “你叫唤什么,主客是你们的介绍人,请可佳作陪也是正该的。成不成是以后的事,谢不谢是今天的事。”
  “好好好。回头再说吧。”
  我挂断了电话,觉得好好的一顿饭叫我母亲弄变了味儿。可已经这样了,跟她多说无益。我赶紧给玲姐打电话,解释许可佳要来吃饭的事。
  玲姐笑了,说:“我怎么觉得跟鸿门宴似的?到头来还得我埋单,我可真会做冤大头!”
  我说:“你放心。”
  “我倒没什么不放心的,冤大头就冤大头吧,做到家好了。”
  “嗯,没人吃得了你。有我在呢。”  
  玲姐又笑了,说:“你啊,你只要老老实实呆着,不胡闹我就谢天谢地了。”
  “好吧,反正我是怎么回事,你是知道的。”
  “知道归知道,唉,不说这个了。”
  到了前门烤鸭店,进了包间,我看见玲姐正跟许可佳坐在一起研究菜单,脑袋挨着脑袋。听见脚步响,她俩抬起脸朝我笑了笑,几乎同时说你来啦。看见两个脑袋挨得那么近,像一张合影照片似的朝我微笑,这一幕真的如同幻觉。我仿佛看见火柴跟炸药搁在了一起。跟玲姐的眼光一碰,心里颤动了一下。再跟许可佳的眼光一碰,脑袋里嗡嗡的。我迅速冷却,收拾着自己纷乱的思绪。勉强笑了笑后,我说我去门口接我父母,就退出来了。
  站在烤鸭店的门廊里,望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静静飘落,我感到浑身燥热。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炮竹爆炸的响动,眼前不时有人嘴角挂着油光和新春祝辞出出进进。穿旗袍的礼仪小姐睃了我两眼,瞅着没别人的时候就不停地搓手,呵气,蹦跳。我朝她笑了笑,她问我是不是在等什么人,要我把包间号和来人的特征告诉她,然后要我进去,“外面太冷了。”我说不冷不冷。她的脸马上冷下来了,站得直直的不再搭理我。我走开了几步,走进了雪地里,本来只是想在行走中张开身体透透气,没料到走上了瘾似的,越走越快。后来干脆往地铁口走过去,真想坐进地铁一走了之。
  手机响的时候,我快到地铁口了。是父亲打来的。父亲问我哪里去了,说他正站在烤鸭店门口等我。见到了父亲,我说我以为他们会坐地铁来的。父亲说:“我本来是要坐地铁的,你母亲非要坐出租车。也好。”看见他手上拿着的是许可佳的手机,我问是不是许可佳接着了他们,父亲说是许可佳和玲姐一起接着的。上楼的时候,父亲拉了拉我的袖子,说:“儿子啊,你妈妈要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吃年饭,你要是乖乖的不闹脾气,她就封个大大的红包给你压岁。”
  我哈哈一笑,走进了包间,三个女人六只眼睛齐刷刷地瞄准了我,我顿时感觉如同置身前沿阵地。我坐下来,玲姐率先开始取笑我,说我真的还是个孩子,一到过年就高兴得昏了头,到处乱跑,也不怕跑丢了。许可佳附和着笑。母亲也笑,说:“我才不担心他会跑丢呢,这年头的孩子,自己跑是跑不丢的。”看见三个女人都在笑,空气中隐约有炮竹爆炸之后的那种淡淡的火药味,我多少放松了点,如果她们过份其乐融融的,我会感到恐惧。
  我最担心的是我母亲或许可佳会说什么让玲姐不高兴的话,玲姐拂袖而去,从此一去不回头了。对我来说,春节前的这几天本来就是让我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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