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她用一口美式英语说，舌头卷得老大的。
“为什么？”我用英语问。
“哦，”她耸耸肩，“我和我的丈夫就住在对面的楼房里，”她用手一指，我看到草地另一边用低矮的围墙隔开的一幢漂亮的法式三层楼房，高耸着美丽而无用的烟囱，还有彩色玻璃窗，两个用雕花栏杆围成的爬着藤蔓的阳台，“我们总是在阳台上看这片草地。”
“那又怎么了？”我的英语很不礼貌。我也不想表现得礼貌，这个美国老太到底想要干什么？
“可是你们破坏了这一片草地的宁静，你们太闹大乱了。”她眉头不皱一下地说，蓝眼珠里有股冷漠而不容违抗的神情，她有一头与我外婆相似的银发，一样的皱纹，可我实在不觉得她慈祥可亲。我用中文低声跟马当娜通报老太的意思。
“什么？”她居然想赶我们？马当娜一听就来劲了，显然这种无理要求使她兴奋，她正是遇强不弱的那种人，喜欢挑战和争斗。
“告诉她，这块草地并不属于她，所以她无权提出这个要求。”我把这意思跟老太说了。
老太笑起来，神情仿佛在说“粗鲁的中国女人”。马当娜点上一支烟，“我们不会走的，您老人家回去歇着吧。”
老太似乎明白她的话，依旧用不温不火的英语说，“我的先生是美菱银行总裁，我们租下了那整座房子就是看中了这块草地，我们年纪都大了，需要好的空气和干净的环境，在上海这个城市找块像样的草地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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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 “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也来这儿放松一下。”老太微笑着问我，“你也租房了吗？”我点头。“租金多少？”她问，我笑着说，“这是我的私事，与你无关。”
“我们的租金一个月25， 000美金，”她一字一句地说，“这个价钱与这片草地有关，你们中国人也懂好环境可以卖大价钱，所以我请你们能尽早离开这儿。”她微笑着，但口气很强硬。的确这个价钱吓了我们一跳，不知她和她那总裁老头来头到底有多大，与这家宾馆的老板又有没有什么私谊，马当娜不愧是江湖老手，她淡淡一笑，“OK，”她说，“我们会离开，see you later。”
一路上大家讲起以前法租界上的一块牌子的故事，那块牌于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现在各大跨国公司金融巨头大财阀又卷土重来，无疑那股强劲的经济冲力又会带来心理上的优越和文化霸权，于是这些新新人类第一次切肤体会到民族自尊心，在这个下午认真地思考起生活中的另外一些东西。
晚上，马克给我打电话时，天天正在浴室。我低声说，“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这不好。”
他表示同意，“但怎么与你联系？”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给你打电话。”
“你可以装电子信箱。”他认真地建议我。
“好的。”我说，然后又忍不住把下午发生的事讲给他听，“如果你住在那幢房里，你会不会赶我们走？”我严肃地问，这几乎是个外交考验，有关民族自尊心。
“当然不会，”他说，“那样我就可以一直盯着你看了。”
十三、12月，离开
我看见了他闪亮的眼睛，看见了他的双翼，
看见那辆破旧的汽车喷射出熊熊的火焰，
在路上不断燃烧，它穿过田野，横跨城市，
毁灭桥梁，烧干河流，疯狂地向西部奔驰。
——杰克·凯鲁亚克
12月，残忍的季节，没有丁香开在百年深深的庭院里，没有美女裸舞着舞过衡山路Takashi的“Le garconchimis”花园石阶和描彩游廊，没有鸽子，没有狂喜，没有爵士乐里蓝色的阴影。
冬雨在阴郁地飘着，舌尖上有股微苦的味道，空气里的潮湿会让人发烂，烂到心里去，上海的冬天就像一个女人来的例假又湿又令人厌恶。
天天决定出门旅行，每年这个时候他总是要离开上海一段日子，他受不了这种又冷又湿的天气，连偶尔的太阳光也是灰色的，照在身上会发毛，“我要逃走一段时间，”他说，“去哪儿？”南方，太阳厉害一点的地方，天空蓝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海口。“想一个人去吗？”他点点头。
“好吧，要照顾好自己，你有IC卡，可以随时打电话回来。我会留在屋子里继续写小说。”
永远无法完成这部小说的念头让我害怕，而天天走后我能享有更隐秘的空间，身体上的空间感。我不知道天天是否也意识到这一点，他选择出门旅行是否也想暂时脱避一下我们日日相处所带来的某种危险，他具有胜常人百倍的敏感，有时，那种不能解释的感情把两个人纠缠得太紧，到使人不能自由呼吸并失去创造力的时候，也许也是出门旅行的时候。
更何况马克像赘生物一样从我们感情生活最薄弱的一环生长出来，不能轻易摘除，它存在的理由即是我身体某个地方有病毒发作，这种病毒就叫“情欲”。
在很多人眼里，情欲与爱情不能混为一谈，在很多思想解放了的女人眼里，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和一个能给她性高潮的男人是私人生活最完美的格局。她们会说：爱与欲分开并不与追求纯洁人生的态度抵触，一天一天消耗着你生命的日常生活引导着女人的直觉与意愿，她们寻找任何一种能使她们具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她们把打开生活秘密的钥匙放在枕头底下，她们比50年前的女性多了自由，比30年前的女性多了美貌，比10年前的女性多了不同类别的性高潮。
电话里预约的大众公司出租车就停在楼下，我最后检查了一遍天天的行李箱，一条Tedlapidus牌香烟（似乎只有上海某些专柜才能买到），吉列剃须刀、漱口水，七条白色内裤七双黑色袜子，一个Discoman，狄兰·托马斯诗选，达利日记，《希区柯克故事集》，夹着我们一张合影的相框，另一只包里还装着他坚持要带着的猫咪线团，然后我们撑着雨伞一起坐上车子，因为带着猫他放弃了坐飞机而要睡着火车卧铺去海口了。
雨打在出租车挡风玻璃上，街道上灰蒙蒙的，商店和行人在雨中像涸散的一堆颜料，有种失真的线条。天天一直用手指划着窗玻璃上的水汽，划出奇形怪状的符号。出租车上的收音机放着甜腻腻的流行曲，三十好几的任贤齐还在扮淘气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车子离火车站越来越近，我的心有一股说不出的忐忑，天天抓着我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我们要分开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会突然地发现另一个不在枕边，也不会有人敲浴室的门，嚷着要一起洗澡，不用准备两份食物，洗两个人的衣服，也不用担心随时会有猜忌、眼泪，不用听到彼此的梦话了。
火车站广场上依然有不少外地民工在雨中徘徊，我提醒天天，放好身份证、牡丹卡、IC卡、车票。乘电梯上二层楼候车厅，已经开始检票了，天天冲我挥挥手，右肩背着装线团的袋袋，左肩提行李箱随人流涌向一扇门。
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坐巴士到了美美百货那儿的时候，我跳下来。这一段淮海路有种平民化的洋气，可以见到成群时髦的小孩子。华亭路一直是年轻孩子领会时尚走向接收最尖端流行信息的一条街，这条街如此之小，但上海人见缝插针善于利用方寸之地的本性就体现出来，满眼都是迷人而廉价的衣服还有皮包、鞋帽、手工艺品、玩具，这条被写进境外旅客游上海指导手册上的街紧跟着国外时尚，并且价格便宜了一大截。 有次我在上海展览中心的“香港博览会”上看到一只标价250元的缀珠丝面手袋， 下午在华亭路上看到同样的手袋，讨价150元。每逢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像别的女孩子一样就来这条路逛一圈恶买一气，买上一大堆漂亮得轻飘飘的东西回去，大部分衣服只穿过一两次，因为这些都是在狂暴心情下买来的，式样无一不夸张、色情，只适合独自一人在屋里照着镜子扮玛丽莲·梦露给自己看，自娱自乐。
在华亭路上有不少飞女烂仔打扮的中外青少年，一队日本男孩子穿着溜冰鞋，像蝴蝶标本一样展示他们的溜冰技巧和染得像鸡毛掸子的头发。一个上海女孩嘴唇黑黑地走在嘴唇银灰的同伴旁，她们在吃“珍宝果”牌棒棒糖（大小孩子们人手举一根棒棒糖，一度成为上海的时尚形象的一部分），总担心她们会因为吃下太多廉价的荧光唇膏而中毒死去，当然目前还没有一宗正式的报道说是本市有哪位小女生因为吃口红而吃死自己的。
人群中走来一队衣冠楚楚的办公室男人，其中的一个向我热情地招手，我想他肯定在向我身后的人招手吧，继续不理不睬地走。他还在招手，并且叫我的名字，我惊讶地盯着他看。
“我是蜘蛛呀。”我想今天是不是愚人节，这蜘蛛在我印象中是个有犯罪冲动的智商高得可怕的社会青年，这些日子不见他不是做电脑黑客抢了银行就是继续在白天半死不活地打着小工，到了晚上就守着电脑在网上神魂颠倒。
但眼前这个年轻男人架一副白领男性都喜欢的无框眼镜，牙齿很白，笑得挺健康，“要死了，你居然认不出我。”蜘蛛的口头禅就是“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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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笑起来，“看上去你挺漂亮的。”我说。
“你也挺漂亮的。”他说着，脸上没有一丝戏谑的表情，一举一动都有分寸。
路边的真锅咖啡店。我们对面而坐，咖啡的香香起来可以让人慢性地中毒。所以很多人都上了瘾来咖啡店闲坐一下午，即使一辈子的五分之一的时间丢在了咖啡店，只要有种脱离了工作重负的假象就好。还有不闹的音乐，长着舞男式脸蛋的侍者，我们聊到了绿蒂咖啡馆。“那真是个不错的地方，”蜘蛛说，“可惜当时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享受，心里只想着打工赚钱。”
“还有怎么撬保险柜。”我揶揄他说。
“要死了，这事可不能再提，我现在从良了。”他笑起来，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金苹果电脑公司，是一家由他和几个大学同学一起投钱搞起来的小公司，专门从事软件开发、网络安装兼卖电脑，现在刚刚有起色。“估计到年底会有可观的利润，”他赚钱的欲望还是膨胀着，只是多了些沉着。
“对了，那个媚儿怎么样了？还有联系吗？”我想起了他以前的网上女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咖啡、看电影、打网球。”
“谢天谢地，我以前的预感有误，这个媚儿好像和你蛮合得来的。会不会跟她结婚？”
“噢不，媚儿在网上是个女孩，在生活中却是个男人。”他连忙纠正我的说法。看我一脸惊奇的表情，又说，“当然我们只是朋友，没有其他的什么什么！”他笑起来，也不管我信不信。
“他在网上扮女生吸引男生，肯定有精神上的怪僻。”
“对，他一直想做变性手术，当然我跟他交往只是觉得他善良，热情。有想法，他知道我不是gay，但照样可以做朋友，是不是？”
“真想见见这个媚儿，听上去不同寻常。”
十四、情人的眼睛
那些温暖的身体
在一起闪光
肌肤抖颤
在快乐里，那灵魂
快乐地来到眼前
——艾伦·金斯堡
晚上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大脑一片苍茫，一只苍鹰在空中飞来飞去，伺机俯冲捕食，但却觅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灵感。
我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某种隐忧，我不知道如何把自己在读者面前最大程度地藏起来，换句话说，我不想把小说与自己的真实生活混为一谈，而事实上我更担心随着这部小说情节的发展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某种莫名其妙的影响。
我一直认为写作是类似于巫术的充满意外悬念的行为。女主人公是一个与我一样不想寻求平常生活的女孩，她有野心有两个男人，内心从未平静过。她相信一句话：像蚂蟥那样吸干生活的精髓，包括秘密的快乐，不为人知的伤害，即兴的激情，永久的向往。她像我一样害怕死了以后下地狱，看不到电影，穿不到舒适的睡衣，听不到MoNo的天籁之音，无聊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我抽烟，在地板上走，把唱机的音量放得很大，甚至还翻天天的抽屉，看他有没有留下一点令我惊喜的纸片。最后我在通讯录上翻到马克的电话，我犹豫着，是不是该给他打个电话，天天刚走，而我就想给另一个男人打电话，想到这儿，我皱皱眉头。
但接着我自己想了两条理由，第一，我不爱那男人，他代替不了天天在我心中的位置，他的脸上只写着欲望。第二，他不一定能收到我的电话，如果他关掉手机的话。
于是，我拨出一串数字，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拨号音。我吐着烟，心不在焉地打量着左手的指甲，指甲修剪得整洁柔媚，十指尖尖，一瞬间看到自己的双手爬在马克健美的后背上，就像两只蜘蛛一样在蠕动，挑拨，轻指、咝咝咝的气声，漫天飞旋的性激素的气味。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的一个女人声音打扰了我的幻觉，“Hello！”她说。
我吓了一跳，本能地应了声“Hello”，然后我问，“Is Mark there？”
“他在浴室，要留口讯吗？”她说一口德语腔很重的英语。
我礼貌地说不用了，我会再联络他。挂掉电话，一种沮丧的情绪影响了我，这个德国佬居然还有情人，当然也可能是他的太太。他从没说过他的私生活，我也没问过。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似乎还是“fuck来fuck去”的关系。
我消沉地躺在浴缸里，身边堆满了玫瑰浴露的香泡泡，一瓶红酒放在右手可以够得到的地方，这是我最虚弱的时刻，也是让我最自恋的时刻。我幻想在此时，有一个男人推开了浴室的门，走过来，撩开水面上的泡沫与花瓣，像挖掘珍宝一样挖掘我身体最隐秘地方的狂喜。看我像花瓣一样在他粗暴的掌心颤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