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o，你什么都想试，总是给自己惹麻烦。”天天说。
“什么麻烦？至少他清理了一下地毯。”我吐了一口气，在书桌前坐下来。天天说我“什么都想试”，真不知道他指什么。
敲门声又响起来，我一把拉开门，这次是隔壁的邻居胖阿婆，她手里是一叠积留在楼下信箱里的水电煤电话账单，还有两封信。我记起来我们的信箱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去查看了，反正也没上锁。我向胖阿婆道了谢，她笑呵呵地走了。
这儿的街坊邻居都有种老上海人特有的热心肠。他们似乎都没什么钱，下了岗的主妇精打细算着安排日常生活，厨房的窗外挂着风干的小鱼，腌制的萝卜，不时有煤饼炉子的烟飘过来，穿绿色校服挂红领中的小孩子们玩着永不过时的枪战游戏。而老人们围在小公园的一角下象棋，打“大怪路子”，风不时吹起他们雪白的胡子。日夜交替的时光就在丑陋的工房和破败的马路上空无声无息飞过了，而对于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上海人来说，这种街区是他们最熟悉的带着种怀旧气息，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则是被排斥的，终将被取代的地方，是毫无希望的下只角，然而在这地方住久了，就能感受到一种朴素的气质，暗暗持续的活力。
那两封信其中之一是从西班牙来的，我把信递给天天，“是你妈来的信。”他正躺在床上，我把信丢在他手边，他拆开来，看了几行说，“她要结婚了……另外还提到了你。”
我好奇地凑过去，“我可以看吗？”他点点头，我跳上床，他从背后抱住我，双手把信纸举到我面前。
“我的儿子，最近怎么样？上一封信你提到你现在和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你没有仔细说一说她（你的信总是那么简单，让我失望），但我猜想你很爱她，我了解你，你不会随随便便地接近一个人。那样很好吧，你终于有个人做伴了。
……下个月的1号我要结婚了， 当然是胡安，我们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相信可以默契地长相厮守下去。这边的中餐馆依旧那么好，令人想不到的，我们正在考虑近期来上海开一家餐馆，那将是一家正宗的西班牙餐馆。我盼望和你相见的那一天。虽然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来西班牙，你对我似乎从不信任，某种不好的东西一直阻隔着我们，但时间过得那么快，10年过去了，你也已经长大了，不管怎样，你是我最心爱的儿子。”
“这么说，你和你母亲可以见面了。”我放下信，“10年里她居然一直没来上海看你，你也没去她那儿看她，真够奇怪的。”我看看他，他脸色不太好。“所以我不能想象你们母子见面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我不希望她来上海。”天天说着，身体向后一仰，倒在厚厚的枕头上。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是空无一物的白色， 可以引诱人坠入无尽的虚空里去。“母亲”这个称呼在天天曾经告诉过我的那个故事里变得蹊跷难辨，分明还带着他父亲意外死亡事件所烙上的阴影。
“我以前的妈妈长得像仙女，头发长长的，说话很温柔，身上总是有一股香气，手指很软很白，会织各种漂亮毛衣……这是我在10年前见到她的样子。后来，她也寄过一些照片给我，我都扔了。”天天眼睛对着天花板说。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我对那个远在西班牙的女人充满了好奇。
“我不认识照片上的人。”他在床上转了个身，背对着我。一种厌烦的情绪影响了他。他宁可用寄信或寄卡片的方式与她联系，不能想象有朝一日她会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那样不行，如果那样，他的某种受控着的精神防线就完蛋了，世上有千万对母子，像他们这样的不多，有一道关横在他们之间，本能的血缘之亲和温情克服不了那种猜忌，爱恨交织的这一场战争会一直延续到无法预知的故事尾声。
另一封信则是由马克寄给我的，信封里装了两张请柬和他的简短附言，“那次派对上你给我很深的印象，希望可以再次见到你。”
我对天天扬了扬请柬，“去看画展吧，那个德国人马克果然不食言。”
“我不去，你一个人去吧。”天天闭上眼睛，看上去并不高兴。
“咦，你一向很喜欢看展览的。”我置疑道。这是实情，他经常背着相机去看各类艺术展，画展、影展、书展、雕塑展、家具展、书法展、花展、汽车展，以及各种工业器械展，在一大堆令人吃惊的作品中流连忘返，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展览参观狂。那是他窥视外部世界真面目的窗口，按精神分析师吴大维的说法，一个幽闭症患者又往往是一个偷窥爱好者。
“我不想去。”天天突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用一种抑制不住的讥讽说，“那个德国人总是对着别人的女朋友献殷勤吗？”
“哦，你这么认为吗？”我反唇相讥，这种情形真是少有，天天的眼睛一多疑就变得像蜗牛一样冰冷，让人不适，眼白多眼黑少。而我还报以粗鲁的态度可能缘于内心的虚弱，仿佛身上的某处暗疮让敏感的天天一下搔到了。
天天紧闭上嘴，一语不发地走进另一个房间。他的背影仿佛对我说，“别拿我当傻瓜看待，你们跳了一夜的贴面舞，接下来他又跟着我们走进过这房间。”我也闭上了嘴，一言不发。
十、把我带回你的家
健康性生活，
是最有益于女人声音的好东西。
——普赖斯
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
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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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尔维亚·普拉斯（诗人）
那一天，我独自去了画展。刘海粟美术馆里人头攒动，在灯光下各种人气蓊蓊郁郁，可以嗅得出有富人有穷人，有病人有健康的人，有艺术家有小混混，有中国人有洋人。
在一幅名为“U形转变” 的画前我看到了马克，他顶着一头金发，高高地站在我面前，“嗨，CoCo！”他把一只手放在我背上，做法国式亲吻，意大利式拥抱，看起来蛮高兴的，“你男朋友没来吗？”
我笑着摇摇头，然后我装出专心看画的样子。
他一直站在我身边，在我沿着画廊走动的时候形影不离，浑身散发异国的香味。在他随随便便的姿态里有一种让我不安的东西，似乎是种猎人面对心爱的猎物时不一般的矜持。我的大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眼前的一幅幅画突然成为一堆打乱的颜料和随意显动的线条。
人流在慢慢蠕动，我们被挤在一起，他的手不知在什么时候起就抓住了我的腰。
突然两张熟悉的面孔跳进我的眼帘，那儿，就在左边第三幅画前鹤立鸡群地站着马当娜与阿Dick，他们衣着漂亮惹眼，戴着窄框时装眼镜，一头靓发总是乱乱的，但乱得总是有章有法。我吓了一跳，连忙钻在人群里朝另一个方向走。马克照旧不安好心地紧跟不舍，那只放在我腰上的手像火钳一样烫而危险。
那对性感情侣无意中的出现，陡然刺激了我犯错的欲望。是的，也许从一开始我就准备好犯错了吧。“我看到马当娜和她男朋友了，”马克说着，脸上浮上暖昧但迷人的笑。
“我也看到了，所以，我们要逃走。”我明明白白地把那层意思说出来了。话音刚落，他就一伸手攫住我，几乎像银行抢劫犯那样不由分说，把我飞快地拎出美术馆，一把放进他的福特车里。然后在受虐的快乐中，我的脑子就变得不顶用了。
此时此刻我只要还有最后一丝控制力，我就该从他身边走开，从这辆锃亮气派的别克车里逃走，那么就不会有以后发生的一切了。可我一点也不谨慎，我也一点不想要谨慎，我长到25岁，从来就不想要那种什么都不去惹的安全。“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包括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伟大的达利好像说过这话。
在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向我一点点俯下身来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巨大的房间里此刻飘荡着的空气是黛青色的，宽敞寂静，充满陌生人和陌生家具的气味。
他吻我的嘴唇，突然抬起头笑了，“要不要喝点酒？”我孩子气地用力点点头，我的身体凉凉的，嘴唇也是冰的，可能喝点酒有好处。喝了酒就变成热女人了。
我看着他赤裸着身体下床，走向一只亮晶晶的酒柜。他拿出一瓶朗姆酒，分别倒在两只杯子里。
酒柜旁边是一架唱机，他往里面塞了一张唱片，我听到的音乐声居然是中国评弹，一个不知名的女声在咿咿呀呀地唱着什么，我听不清楚那种温软的苏州唱词，但感觉很特别。
他走过来，“你喜欢评弹？”我没话找话。他点点头，把西递给我，“那是最适合做爱的神秘音乐。”我喝着酒，咳嗽了几声。他拍着我的背，嘴角挂着淡郁而迷人的笑容。
再一次的亲吻，舒缓而长久，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做爱之前的亲吻也可以这般舒服，稳定、不急不躁，它使随后的欲望变得更加撩人起来。他身上的那无数金色的小细毛像太阳射出的亿万道微光一样，热烈而亲呢地啃啮着我的全身。他用蘸着酒的舌尖挑逗我的乳头，然后慢慢向下……酒精凉丝丝的感觉和他温热的舌混在一起，使我要昏厥，能感觉到一股股汁液从子宫里流出来，然后他就进入了，大得吓人的器官使我觉得微微的胀痛，“不行，”我叫起来，“不行。”
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象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象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
他躺在我的旁边，脑袋枕着我的几缕头发，我们用床单裹着裸体抽烟，烟雾适时地填补了眼前的空白，也可以趁机不说话。有的时候人们没有一点点发声音的欲望。只是为了陷入一种无声的屏障里去，那令人安慰。
“你好吗？”他的声音像从烟雾升起来，淡淡的，轻轻的，他从背后搂住我，我们相叠着侧卧，像两把相亲相爱的银匙，闪着冷冷的金属的光。他的一双大手就放在我的乳房上。
“我要回去了，”我无力地说。他吻着我的耳后。
“好的，我送你。”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好了。”我的语气虚弱但不容置疑。
坐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被严重的沮丧感笼罩住了，激情和高潮已经过去，电影结束后观众纷纷离场听到的只是一片椅垫翻转的扑扑声和脚步声、咳嗽声，屏幕上的人物故事音乐统统消失了，天天的脸在我脑子里左移右晃怎么也不能静止下来。
我穿得很快，对身边的男人看都不看一眼，所有男人在穿衣服的时候总比脱衣服的时候丑陋。相信很多女性会有同感。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这种想法暂时起了作用，我振作精神大步走出这座漂亮得使人无所适从的公寓。坐进出租车里，他隔着车玻璃对我示意，他会给我打电话的。我模糊地笑了笑，“谁知道呢？”车子逃也似的开离了他。
我的包里没有带镜子，我只好对着窗玻璃看，看到自己的只是一张五官不清的幻影般的脸。我想我见到天天说的第一句话该是什么呢。“画展不错，碰到不少熟人，当然马克也在……”女人天生会说谎，尤其当她们周旋于几个男人中间时，越是复杂的场合越显机智，从会说话开始她们就会说假话了。小时候我曾在打破家里一只名贵古董花瓶后说，那是家里的猫打破的。
可我不习惯对着天天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说谎。但不说谎又怎么行呢？
我走在昏暗的楼道上，楼道上一股葱油和烤肉的味道，邻居们已在准备晚餐了，我开了门，拧亮灯，出乎意料的是，天天不在屋里，桌上也没有任何留言的纸条。
我在沙发上坐了会儿，看着裹在瘦长双腿上的黑色紧身裤，左边的膝盖上粘着一根短短的金色鬃发，是马克的，它在灯光下闪着淡色的光，我想着马克的脑袋沿着我的胸慢慢移下去的情形……把那根头发用烟头烫化了，成为极小的一撮灰，接着一股无法遏制的倦意像潮汐席卷过地球表面那样凶狠地席卷了我，我变得无忧无虑无知无觉了，身体放平在沙发上，把双手放在胸前，像祈祷的修女或是安详的死人那样，很快就睡着了。
十一、我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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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假装自己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
——伊丽莎白·泰勒
每到一处，总会有人问我：是否认为大学教育扼杀了作家？我的看法是：他们扼杀的还不够——很多畅销书，都出自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家伙的手。
——弗·奥康纳
富于古典情怀的小说家总是这样写道：“此生只愿长眠不愿醒”，而不停息的梦，又是精神分析家从枕头底下发掘出来的另一个世界。当妈妈每天清晨把我从床上叫起来，给我摆好早餐，递给我书包的时候，我的早熟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一堆梦的泡沫，从小我就是个爱做梦的小孩子。现在的生活最令我感到解放的一点是，我可以爱睡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有时被邻居家的争吵声或过大的电视机音量或骤响的电话铃惊醒后，我还可以把头蒙进被子里，继续那暂停的梦境。有时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