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突然下起了雨，可太阳还在照耀着楼群，渐渐地，太阳隐去了光芒，风大起来。
我躲进一家路边的邮局，里面挤满了和我一样躲雨的人们，一股濡湿的蓊郁之气从头发、衣服和靴子上散发出来。我安慰自己，这气味尽管不好闻，可总比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边境上的难民帐篷强多了，战争是可怕的，我只要一想地球上的数不胜数的灾难就想得开了。像我这样年轻、好看，写过一本书的女孩该是多么的幸运、幸福。
我叹了口气，在报刊柜前翻阅了一会儿报纸，看到一则来自海南的消息，警方摧毁了一宗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外名车走私案，涉及雷州半岛主要的领导层。
我很快地从包里取出通讯录，得给天天打个电话。我记起我已有一星期没有跟他通话了，时间过得真快，他该回来了吧。
在柜台付押金然后领牌去4号的DDD电话亭。我拨通电话，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接。就在我要挂话筒的时候，天天的声音非常模糊地传过来，“嗨，我是CoCo……你怎么样？”我对他说。
他好像没有醒过来，半天才回答，“嗨，CoCo。”
“你病了？”我警觉起来，他的声音实在不对劲，仿佛从遥远的侏罗纪时代传来，没有热力，甚至没有意识的连接。他模糊而低沉地哼了一声。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想知道你到底怎么啦？”我着急起来，提高嗓门。他不说话，缓慢而细微地呼吸声。
“天天，请你说话吧，别让我着急。”长长的沉默，仿佛有半个世纪那么长，按捺住不安的躁动。
“我爱你。”天天的声音像梦魔。
“我也爱你。”我说，“你真的生病了吗？”
“我……挺好的。”
我咬着嘴唇，百思不得其解地盯着有机玻璃，玻璃上有不少灰色污垢，玻璃外的人群渐渐疏散了，看来雨已经停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声音很大，惟恐不这样就不能吸引他注意力，他随
时会睡去，会消失在话筒的那一端。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寄些钱过来。”他低声地说。
“什么， 信用卡上的钱，你都用完了？”我吃惊极了。信用卡上有3万多块钱呢，就算海南的物价再怎么高，他又不爱逛商店，也不会拿钱去勾女人，他就像个褪褓里的小孩一样无欲无求，不可能花钱如流水的，肯定是什么事发生了。我的直觉被一片阴影所笼罩住了。
“衣橱右边的抽屉里有存折，很容易找到的。”他提醒我，我突然变得非常生气，“你怎么啦？你得告诉我那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不用隐瞒，相信我就告诉我实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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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不说就不寄钱。”我用蛮横的语气恐吓他。
“CoCo，我很想你。”他嘟囔着。一般黑色的温柔捏住了我。“我也是。”我低声说。
“你不会离开我吧？”
“不会。”
“即使你有了别的男人，也不要离开。”他请求，此刻他显得意志薄弱，不祥的气息一分一秒都从手边的电话线源源不断地流出。
“怎么了，天天？”我低声喘息着。
他的声音很微弱，但他还是说出了一桩可怕的事，我确信我一点也没有听错，他在吸海洛因。
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他在某一个下午，坐在街上的快餐店里突然碰上了一个熟人，他在上海生殖健康医疗中心认识的叫李乐的人。他也来到了海南，住在这儿一个亲戚家，平时在亲戚家开的私人牙科诊所做小工。
他们聊得颇为投缘，天天可能也憋了一段时间，对突然有了一个谈话对象而感到高兴。李乐带他去了很多地方，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敢一个人去的地方。地下赌场，黑暗发廊，时常有群殴发生的废弃仓库，天天并不对这样一些场所着迷，但却被这样一个见多识广，诙谐而机智的朋友吸引住了。
他看上去很友好，热情的表层下浮动着无形的冷漠，而这正是天天所能接受的性格类型。他们都有一双忽冷忽热的黑眼睛，干什么都悄无声息的，说也好，听也好，笑也好，眼神总是忧郁的。
南方使人心情舒畅的风中，他们肩并肩散步，谈论着亨利·米勒和垮掉一代，坐在小小的露台上看夕阳，捧着新鲜的椰子吮吸洁白的汁液。不远处的马路上，一些肤色苍白的化着浓妆的姑娘开始出现了，她们怀着一颗毫无浪漫的婊子心寻寻觅觅，她们的脸上有虚情假意的笑容，她们的鼻于可怜兮兮地抽动着，她们的乳房看上去硬邦邦的，像沉重而绝望的史前化石，南方的空气里有无法言传的骚动、富丽、幻影。
在李乐亲戚的诊疗所，天天第一次尝试了注射吗啡，是李乐先示范然后问天天想不想也试一下。屋子里没有别的人，已是深夜，不时有街上人用当地话说听不懂的话，有大型货车沉重地碾过地面的轰鸣声，和远处轮船拉响的汽笛声。
这一切就像在世界的另一个地域，不知名的沟壑山丘起伏连绵，形成巨大的立体的阴影，甜丝丝的风吹过利箭般的大型枝叶，无名的粉红色花朵开在沟壑最底谷，一朵接着一朵，连续不断地蔓延成一片粉色海洋，轻飘飘地，温暖如母亲的子宫，有毒的陶醉感影响了土地上每一寸空间，直接渗入心脏的红色簿膜。
月亮有盈有缺，意识时断时续。
事情变得不可控制。天天每晚都带着粉红色的梦入睡。粉红色的汁液自然而然地粘在他的皮肤上，毒汁像某种蛮荒时代的洪水赶着他往前跑。他的躯体软弱无力，他的神经也似乎一触即断。
我至今都还不愿正视这一幕，这一幕发生在整个故事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也许，这又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无法回避的，从年幼的天天在机场迎接他父亲的骨灰那一大起，从他患上失语症退学，从他在绿蒂遇到我，从他在第一夜俯在我身上大汗淋漓软弱无力，从我与另外一个男人上床，从那些时刻起，他就在持续不变的绝望与梦想里脱不开身。是的，他与这些东西难解难分，分不出界限，只是在无可名状的柔软的器官的阴影里生活一辈子、死一辈子。如此而已。
一想到这点，我就想尖叫，那种恐惧，那种迷狂，已超出了我的理解，超出了我的力量。在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天天天使般的面容轻轻一闪，我就要在门背后跌倒，心痛的时候是可以痛到死的。
一切跑腿的事都由李乐来做，天天的钱被换成一撮一撮白色的粉。两个人呆在宾馆的房间里，猫睡在电视机边，电视机成天开着，那上面每日有打劫案和市政工程的报道。几乎不吃饭，身体的新陈代谢几乎降至零，门开着，方便服务生送饭，连走动一步都懒，房间里散发出奇异的某种不真实的气味，像果冻放进尸体肚子里那种清新而腐烂的混合。
渐渐地，为了省钱，或者有时找不到做生意的熟人，他们去药店买很多咳嗽糖浆，储备在房间里以供不时之需。李乐会用一种土方法在一只小咖啡杯里把糖浆熬制成某种麻醉替代品，但味道实在很糟，可还是聊胜于无。
有一天，小猫线团从这个房间里出走了。它一连几天都没有食物可吃，它已经不再得到主人的关照，于是有一天它决定出走，走的时候肚子瘪瘪的，毛色暗淡，骨架嶙峋，似乎活不太长。
它走了以后一直没回来，它不是死了，就是成了一只专门在深夜垃圾堆里觅食，在街角某处叫春的野猫。
情况变成这样，我一时被惊呆了，脑子糊里糊涂的。而失眠更是使人全身发热发干，所有的影子都在四周飘移，记录下千万种的形状和绝境，在干燥而没有希望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把我和天天相识的日子没有秩序地重映了一遍，我的大脑像一片蒙着灰尘的屏幕，我和我的宝贝则是世上最蹩脚的男女主角。
可我们那么深地彼此相爱，谁也离不开谁，尤其是现在，天天随时会像天外浮尘一样以失重的速率飘远的恐惧使我的心痛成一团，我感觉我更爱他了。我盼着天快点亮，不然我就要疯了。
十九、去南方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我有那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
——艾伦·金斯堡
第二天我带着一只小小旅行包，直接坐车去了机场。在机场我买了下班去海口的飞机票。做完这些，我想起有一些电话要打。天天的房间没人接电话，他好像不在宾馆，于是我给宾馆前台留了言，说了我到海口的时间。翻着通讯本，我有些黯然神伤，在此时在我面临一个凶吉未卜的问题时，好像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打打电话，分担我的惊慌和焦虑。
马当娜的手机关着，朱砂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在占线，手机也占线，不知道她同时在跟几个人说话，蜘蛛因出差公干不在上海，他的同事问我有什么话可留下，我说谢谢，不用了。剩下的还有我的编辑邓，我的心理医师——大维，我的情人马克，我的父母，还有此前认识的几个男性的电话。
我把磁卡在话机里插进插出，情绪低落，转过脸隔着大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架麦道飞机正沿着跑道滑行，然后经过加速，它猛地一抬头，冲出了我的视线。那种瞬间飞升的姿态非常优美，像是银色大鸟。约翰·丹佛的歌《乘飞机远去》曾经打动了多少寂寞旅人的心。
我走进抽烟室，与一个男人对面而坐。他略略侧着身，看得见他留着漂亮的阿加西式的小胡子，穿长长的喇叭形皮裙。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留这种式样的胡子也可以留得这么有型，他也是惟一一个让我遇见穿皮裙上飞机的男人。他抽的牌子是“三五”，我能嗅出那种烟雾里特有的粗糙气味，像粗皮面粉粘在舌尖上的感觉。热的烟夹在冷的手指间。
然后他转过脸正面对着我，他的眼圈微微发黑，眼睛却特别亮，看上去威武又柔美，阴阳颠倒正负相和的一种形象。
我们都瞪着眼睛彼此看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微笑着向我张开手臂，“CoCo，是你吗？”此人正是我曾在北京遇到过的造型师飞苹果。
我们拥抱，然后并排坐下来抽烟。交谈了几句，原来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去同一个地方。我的头一直在隐隐作痛，抽烟室里的光线也令人不适。
“你看上去不太好，有什么问题吗？”他低头仔细地察看我的脸，用一只手臂拥住我。
“是不太好。……不过说来话长，我是去接我的男朋友，他在那儿快要崩溃了。……而我，也没什么力气。”我喃喃地说着，扔掉烟蒂，站起来，“这儿空气真差。”我说着，朝门口走去。
他跟了上来。 “等等， 咦， 这地上是什么？ ”我昏头胀脑地只顾朝外走，“CoCo，你的耳环掉了吗？”
我摸摸耳朵，叹口气，从飞苹果手里接过这粒像米一样大的钻钻耳插，它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有不同的光彩和形状，是我目前一身黑扑扑颜色中惟一的亮点。我谢了他，一边走一边心想，“真是人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就样样都作怪，连好端端地抽一根烟都会有耳环掉下来。”
在人登机口前， 我还是给马克打了个电话，他听上去正在忙碌。“Hello。”他的声音心不在焉的。我的声音也随之变得冷冰冰，冷面孔贴冷面孔才是公平的，以此自我保护。
“我在机场呢，”我说，“周末的晚餐就不能赴席了，请跟你太大说一声，我很抱歉。”
“你要去哪里？”他的注意力终于吸引过来了。
“我男朋友那里。”
“会很长时间吗？”他的声音开始渗入了严重的不安，也许手里的笔放下了，文件夹也合上了。
“如果那样，你会伤心吗？”我还是冷冰冰的声音。我现在的确高兴不起来，我看上去苍自坚硬，像20世纪末的怨女。我对什么都不满意，真是问题多多。
“CoCo！”他呻吟了一声，“你知道我会怎么样的，哦，不要开玩笑了，你很快就会回来的，是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当然，他说得对，我会把天天带回来的，一切都应该好起来。可还能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吗？我还能以拥有两个男人（而其中一个男人因苦闷而吸毒）而心安理得地写小说吗？
我哭起来，马克着急的声音：“出了什么事，宝贝你说话吧。”
“没什么，等我回来后再跟你联系吧。”我说着挂了电话。我想我用恶劣情绪污染了其他的人，马克会心神不宁地在办公室里转，可怜的人，还有可怜的我。
吴大维曾经对我说：可怜自己是一种最应鄙弃的行为，他说这话时脸上有种上帝般威风凛然的表情，脸上一片亮光。而我从来听不进他的这句话，我从来都比较容易可怜自己，自恋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气质。
飞机在云层里穿越，飞苹果坐在我的邻座。他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则在看杂志，脱外套，拿外套，再看杂志，闭眼睛，左手支在下已上，右手抱在胸前，咳嗽睁眼，调座椅背的位置。
机上小姐送饮料和点心来，在放小搁板的时候，我手里的可乐不小心泼到了飞苹果的膝盖上，我连忙说“对不起”。于是我开始跟他说话，这个漂亮男人的眼神如暗火摇曳，如无形的网，如发电机，能电倒一批女性，只是除了像我这样悲伤的女性。
他说他现在吸取了日本的流行元素，主张用粉红，粉蓝和银色来打理顾客形象。后面几排就坐着他的同行者，这其中有一位影视女明星，两位摄影师，三位造型助理，三位身体健康的男性随员。他们正去海南为女明星拍一套写真。那女明星我似乎在一出戏里见过，长相一般，既非玉女也非艳后，除了美妙的胸其余乏善可陈。
飞苹果坐在我的身边，不停地说话赶跑了我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我一直在听他说，我想穿皮裙的男人不是很可恶就是很可爱，他从他上个月拔掉的一颗坏牙说到他的父母总在吵架他的女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