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14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35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60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售价的一半。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随着是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到15世纪，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决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六、信仰的时代
西方中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到约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在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确，修道院的修土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教会是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
11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其管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这是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此外，它们不象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建立了一些大学。
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这一培养重点是自然的、适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但是，12世纪，当有人将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的著作和其他古典名著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后来直接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这一限制受到了挑战。这些著作的翻译使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唯理论的自然哲学，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大动荡。如今，他们的问题是要使这一哲学同传统的基督教的设想和教义相一致。
实质上，早些时候，穆斯林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加扎利和阿威罗伊就已遇到相同的问题（见第十四章第七节）。他们的方法出自二难推理，是“双重真理”论，即较高的神学的真理和较低的理性的真理。在寻求亚里土多德和基督教神学相一致的方面，著名的人物是巴黎大学杰出的多明我会修道上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年）。在其主要著作《神学大全》中，他阐述道，亚里士多德详述了理性的真理，教会的箴言详述了宗教的真理；这两个真理虽在信仰的基础上被争论不休，但最终必须相一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真理必须支持和赞同最高的、基督教信条的真理。这也是他在《反异教大全》中着手论证的观点；《反异教大全》是一部经院哲学综合思想的名著。他用论述每一论点的正反引证和最终总是支持正式教义的观点，构成了一个综合结构：“……人们临终时自然想知道第一推动力。上帝就是第一推动力。因此，人类最终是要知道上帝。……”于是，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存在不可知论者，因为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在人民的脑海中萦绕。
这一神学展示出中世纪世界的等级性。社会、自然界和宇宙以相似的等级关系表示出来。土在下，水在上，空气再上，最贵重的元素火在顶层。教皇和主教、皇帝和国王、贵族和普通百姓在自然界中都能找到各自的位置。宇宙也是如此，月球和太阳在下，行星在上，恒星更上，万星之上是天堂，出于神学的需要，与天堂相反的是地狱。这幅世界图画一直流行到科学革命时期；16世纪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17世纪牛顿的世界机器论推翻了地球中心的宇宙观。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4至10世纪，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金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从10世纪到14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各个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国。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随之，德意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反对异教徒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东侵。他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15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有个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侵实际上对促进中世纪后期的各项富有建设性的发展，其中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侵基本上是这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军南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14世纪大萧条后加快了速度，结果，使扩张主义的征战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地，希望他们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美洲偶尔发现了新的、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归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
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了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显然比中世纪观点更有助于对外扩张。关于人类本身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观念，一种对其高贵和创造力的新的信任。人们无需再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需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首先发展他的思考能力。德西迪里·伊拉斯谟在其名声达到顶峰时，表达了他的信任和欢乐。他大声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见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现！我为什么不能再变得年轻呢？”
西方思想的活跃和丰富，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所投有的。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继续统治着社会（见第十六章第五节）。它尊老鄙少，厚古薄分注重既成极力，忽略革新发明，成为在各方面维持现状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样，在穆斯林国家，学校忽略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着重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见第十四章第七节）。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同儒家学者一样，对西方的事情既一无所知，又不感兴趣。因此，突厥人仍处于宗教蒙昧主义的深渊，并象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以其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他们所发现的美洲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的主人。
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对外扩张。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1200至1500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600吨到800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150吨到200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13世纪开始使用的船尾舷，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14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明，这时的船只综合了北欧、地中海和中东早期船只各自的特点。其结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100到200个划手及其食物和装备，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尤其同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携手并进的；这些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明显重要的领先地位。过去，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战。16世纪的前20年，佛兰德和德意志治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300码内的船只。海战发生了变化，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从此，欧洲人占领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达四个世纪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全歼俄罗斯人，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
伴随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军装备的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经营方面的重要的新技术。意大利复式簿记的发明使随时确定商业上的财务情况成为可能。另外，货币的日益广泛的使用和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硬币的铸造，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的发展，商业证券的出现，中世纪基督教逐渐放弃对贷款利息的谴责和排斥，也有利于商业经营。最后，欧洲人开始对外扩张后，合股公司的兴起极大地加强和促进了商业经营。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能与几个东印度公司和东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现存的哈得逊湾公司相竞争而最终获得成功。
最后，上述诸因素使欧洲富有激励人的、独特的活力。这一活力究竟如何独特，在欧亚大陆对15世纪穆斯林世界的扩张的各种反应中显而易见。如第十四章第六节所述，当时的伊斯兰教以扇形从中东向四面八方扩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随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匈牙利，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样，在东方，富有魅力的巴布尔率领突厥人，正从阿富汗问南推进，开始建立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直到19世纪英国人接管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兰教正从东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稳步传播。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
由于伊斯兰教的军人、商人、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它占领了这片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无止境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理视界和商业野心，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给他们以沉重打击，留下了深深怀念。同样，十字军失去地中海东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国在波斯实行伊斯兰教统治，突厥人征服巴尔干诸国，所有这些都使欧洲人无法到达黑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因此，他们实际上被困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诚然，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继续同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交往，将货物转船运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仍很繁荣。这使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作为经纪人获得厚利，他们为此非常满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并非如此幸运，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法，到达东方，分享财富。
只要给他们专门技术、经济实力和允许他们政治上自主发展，他们的寻找必定成功。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狂热的竞争。另外，欧洲确实需要并强烈要求外国产品，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