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他是讲民主了，可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纳税人吗！这样的谈话进行了好长时间，最后，童彦要他就群众反映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写个说明，限期交上来。徐树军心情十分沉重，怏怏不快地离开了这里。出了市委大楼，眼看快到中午了，他也没有回局里，直接回家了。
回到家里，他越想越不是滋味。时下流行几句顺口溜，说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闹的，闹的不如不要脸的，不要脸的不如不怕死的。他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这话说得入木三分，说到要害处了。
在这几年里，请客送礼的事是有的，他想了想，大体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与省厅的交往中；二是为了与本市有关部门搞好关系，求得这些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三是接待外地来客（近些年，本市的这项业务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所谓学习取经的外地同行来的很多）；四是和市上有关领导的交往中发生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干工作中逼出来的。现如今，要想干点事，干成点事，不想点歪点子，走点歪路子，成吗？在公务交往中请客送礼，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但话说回来，如果组织上认真了，或者领导层有人盯上你了，想给你点颜色看看，或找个岔子把你从现在的岗位上拿下来，就是鸡蛋里，也给你挑出几块骨头来。从严掌握的话，拿公款请客送礼，本身就是问题，不管你请的是哪里的客，送得是哪门子礼。想到这里，他叹口气，心想，自己老了，船到码头车到站了，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大不了这个局长不干了呗，还能怎么样呀！这么一想，他觉得轻松多了，可又为任之良捏一把汗，他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想，任之良就没有想着得罪谁，也没有得罪过谁，谁就这么对他过意不去，非要给他找点事不可呢！不就是在工作上和他密切配合，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或者让一些人看着不顺眼，故意给他找点难堪。因此，说到底是他连累了任之良。想起这些，他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想了很多，午饭也没有吃，倒头便睡了。一觉睡到下午三点钟，起床后，他给任之良打了个电话，问局里有没有什么事。任之良说没有什么事，只是省厅来电话，通知了个紧急会议，明天到省城报到，问他什么时候动身，带不带车。徐树军说，车就不带了，来回的过路费比火车票高出好多，还是晚上坐火车走吧，劳驾你给买张火车票吧。
徐树军被监察机关叫去谈话，下午没去上班，晚上又直接坐火车上了省城。这纯属偶然，可在冯晓仁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从暗处跳到了明处，逢人便说，看，怎么样呀，我没说错吧，是被双规了吧！接下来就有点神秘兮兮地说开了，说市委已经在酝酿局里新的领导班子了，骆垣坐第一把交椅，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他在别人面前讥讽任之良，说他在这个时候还不识风向，脑筋转不过弯来，还跟着徐树军跑，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局里多数人不明就里，平日里大家不会把冯晓仁的话当回事的，但看他神神秘秘的样子，平时又爱打听个小道消息什么的，且与骆垣关系又铁，大家又都知道，这骆垣是“上面”有人的，对冯晓仁的话也就有几分信了，心里有点小算盘的，还积极与冯晓仁套近乎，说不上还能捞点儿什么好处。
接着他就给你分析一番，然后就说：“事大事小先不说，就是这么一闹腾，这个局长也不好干了。再说这么大年龄了，何苦呢！”
骆垣对这件事的态度，他的这些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徐树军大势已去，这个局长的位子非他骆垣莫属。造成这样的舆论氛围，正是他所希望的。
调查还在继续，徐树军没有回来，任之良又被叫去谈话了。还在徐树军谈话的那个房间，还是那两个人。他坐下来后，童彦问：你办公室主任干几年了？任：六个年头了。
童：请你来是想核实一些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任：这没问题。童：你们局里的接待工作由你具体负责？
任：按照局里的接待制度，一般的接待是，局领导决定以后，由办公室负责落实。
童：也就是说，局里的接待情况你是清楚的，包括接待费的支出？任：大框子应该是清楚的。
童：一年接待费是多少？
任（心里默想一会儿）：大概三四万吧。童：包不包括下属单位？
任：不包括。
童：这么大的数额，一般都接待些什么人呢？任：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对外交往中的接待，包括接待上级业务部门的有关人员和友邻地区的来人；二是因工作关系，接待有关业务门的人员；三是接待市上的有关领导人员。
童：下属单位的财务报销由谁签字？
任：由该单位的法人代表签字。童：有没有局领导签字报销的情况？
任：有。比如，为了协调解决下属单位的某一问题，由局领导出面宴请相关人员，或送点礼品什么的，一般情况下，单位法人代表要求局领导在发票上签字说明该费用的用途的，局领导就在发票上签字说明，这只起个证明作用，没有法律效力。最终是要法人代表签字才能合法地报销的。如果单位法人代表没有要求，局领导就不签字。
童：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徐局签字？任：也有分管局长签字的情况。
童：局里也好，下属单位也罢，送点礼品什么的，由谁去落实？
任：领导决定以后，一般由办公室落实。童：也就是说由你落实？
任：不，是办公室，大多数情况下是我和司机。也有其他同志落实的时候。
童：都是实物？任：也有“红包”。
童：有没有局长亲自落实的？
任：几乎没有。童：你们搞接待，除了吃饭，还安排哪些活动？
任：这要看接待什么人了。一般的接待也就吃吃饭、喝喝酒什么的。
童：这么说还有特殊接待？怎么个特殊法？任（略一思索）：别的部门怎么接待，我们也怎么接待。
童：什么意思？
任：这谁还不知道呀，社会上流行的，歌厅、舞厅、桑拿按摩、洗头洗脚，全都有过。说句不恭的话，你们纪委的人，我们也这么接待过。童：能说出是谁吗？
任：真的要我说出来吗？
童（稍微停顿了一下）：这种活动，徐局长都参加吗？任：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这要看需不需要。
童：没有接待任务的时候，他是不是经常光顾那些地方？
任：不敢肯定。但我没有专门为他安排过这种活动。童：问你一个涉及你个人生活的问题，你可要说实话。
任：今天给你们说的全是实话，后面的话也会是实话，因为我来这儿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说假话。
童：这样很好。有人反映，你经常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混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呀？任（惊讶地）：不三不四？这是无稽之谈。
童：请你不要激动。
任（愤怒地）：我没法不激动。说句不恭的话，就个人品质和才华而言，他们所谓的不三不四的女人，比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要高尚的多。如果连这样的人际交往都算作问题，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只希望组织就此问题调查清楚，我不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想让别人背这个黑锅。童（轻蔑地笑笑）：我们会查清楚的。好了，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你和徐局长的关系很不一般，是吧？
任：负责任地讲，我和徐局长的关系，就是上下级关系。在工作中，我全力配合他，他也全力支持我。我们在私下里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们的性格、爱好和志趣大相径庭，不会密切到那儿去。同时，在私生活领域，我也不喜欢跟任何领导人交往过密。
任：我说的全是实话，我老婆经常说我是老实疙瘩，教我说假话都学不会。说句负责任的话，只要是工作上的，组织需要的，我又知道的，你们想了解什么，我说什么，绝不隐瞒，也不会作假。但涉及到个人的事，该保留还得保留。
童：你对你们其他领导有什么看法？
任：不好评价。因为我是办公室主任，哪位我都得配合好，不然，我没法开展工作。童：比如领导班子内部存在什么问题？
任：你想知道哪方面的问题？
童：你的意思是，班子内部问题还不少？那么先说说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如何？任：我认为是比较好的。班子内部议事，出现分歧是正常的，在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一把手拍板定案也是允许的，因为我国的行政体制是首长负责制。至于个别领导，凡事都要以个人利益为标准，一旦自己的主张被否决，就认为是不民主，我认为这反倒有点不正常了。
童：有没有具体的实例？
任：这个问题涉及到个人，我保留。童：不信任组织？
任：不，是不信任组织里面的某些人。
童：你指的是谁？任：你想我能告诉你吗？
童：看来你对组织的成见还不小。
任：怎么理解，随你的便吧。童：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有什么情况要问，随时找你。
任：好的，谢谢。我随时恭候。
徐树军从省城回来，局里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他刚一进楼，楼内大厅一片狼藉，楼梯扶手和楼梯上积满尘土。他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东西已经被搬出，有两个民工正在刷墙。徐树军怒不可遏。大声喝道：“是谁叫你们干的？”两民工停下手中的活，怔了怔，互相望望，轻声说：“是我们老板叫干的。”
“什么老板不老板的，我问的是我们这里谁让你们刷这个墙来的？”徐树军稍稍缓和了一下语气，问道。
两民工摇摇头。徐树军看着民工木讷的样子，平静地说：“这不怪你们，把活停下来，你们出去吧！”说着，他就气呼呼地走了。
他推开局办公室的门，里面有几位正在打牌，见局长进来，且满脸怒气，都把牌收起来，不好意思地站起身来，连茶几上的钱也没有来得及收，任其散乱地堆在那儿。徐树军见状，自己先愣了。他把这几位瞅了一眼，强压住怒火，平和地问道：“你们任主任呢？”
“刚才还在这，刚刚出去不久。”其中一位回答。“把他给我找回来！”
刚才说话的那位“嗯”了一声，出去找任之良。其他人打个马虎眼，嬉皮笑脸地离开了这里。徐树军坐在任之良的椅子上，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进行分析、推理、判断。他把这事自然地与检举自己的事联系起来，肯定又是骆垣干的。
这个骆垣呀，徐树军想，在平常的日子里，他分管的科长们，从未把他放在眼里，他的话，他们从未当回事，因为他多半说的是外行话、废话、不着边际的话。有时在会议上，在公共场所说出这样的话，他分管的科长们当着大家的面反驳他，让他下不了台，还是我徐树军给他打圆场，给他个台阶下的。在工作中，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徐树军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让着他，人嘛，就那点水平，该让还得让啊！可如今，他倒露出了尖牙利齿，对准我徐树军的软肋狠狠地咬了一口，现在看来，不把我置于死地，骆垣自己就活不下去呀。他转过头，看着茶几上的钱，心想，这说明，他在省城的一个星期中，局里的职工已经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在办公场所公开地赌上了。
他想到粉刷办公室这件事，马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在这段时间内，组织已经对局里的班子进行了调整，抑或至少已经有了这样的动议？不然，是谁这样目中无人，擅自动用局里的资金粉刷用了还不到两年的办公楼呢？除了骆垣，还能有谁呢，这个人一拍脑门，什么事干不出来呀！过了一会儿，任之良回来了，他进门后在徐树军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一副甘心情愿接受批评的样子，在这方面，他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他不自然地笑笑，问：“你回来了？”徐树军没有说什么，他盯了任之良半天，才缓缓地说：“是骆局长叫你这么干的？”任之良点点头。
“这事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徐树军提高了嗓门，“我告诉你，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到任何撤职、免职或者停职的通知，我还是这个局的局长！”他稍缓了口气，说，“我徐某人就是坐牢，也得有个法律程序，这又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说抓就抓了，说消失就消失了？”“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都关机。”任之良说，“骆局长催得紧，我想刷刷办公室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安排干开了。”
徐树军这才想起，自己走得匆忙，忘了带手机的充电器，在省城的几天里，手机一直没电。他叹口气，说：“你说这是个什么事，就这么迫不及待了？既是他当局长了，等我回来给他腾也不迟嘛！”
“我也劝过，”任之良说，“劝他等你回来再说。他也没说什么，就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真是不可救药！’那意思很明白，不就是说我傻嘛，说我不识时务嘛！”徐树军沉默了半天，他情绪稳定了许多，对任之良说：“我也不怪你，人家是领导，你扭也扭不住的。好吧，你请一下骆局长吧。”
骆垣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几个铁哥们打牌，听说徐树军叫他，他对任之良说：“叫他稍等一会儿，等这圈牌打完再说。”
骆垣进了局办公室的门，脸上的笑还没有消失。他落落大方地坐在徐树军的对面，大大咧咧地问了句“回来了”、“路上平安”之类的话，便说：“我想把最近的工作给你汇报一下……”徐树军看他有长篇大论的意思，截住他的话说：“你先说说这粉刷房子的事吧。”
“哦，是这么回事。你走了没几天，甄书记来过，他说我们这么漂亮的办公楼，看上去不怎么整洁。我琢磨着，是不是该翻修翻修了。这不，先刷刷墙，再置办一些像样的办公用具，把咱们这地儿也武装武装。嘿，这不都是给你脸上贴金的事嘛！”
徐树军心里说，恐怕是你估摸着我徐某人败局已定，急不可耐地给自己做窝呢吧。他这么想着，嘴里却说：“我说你什么好呢，骆局长，这楼修起来才两三年时间，你说有这个必要吗？你哪是给我脸上贴金，是拿纳税人的钱往这墙上贴呀，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再说，眼下这笔经费从哪里来呀？”骆垣哑口无言。沉默了一会儿，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