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话后反而更不开心了，她想她“也许应该结束这一切”。 正好这时珊娣·威廉斯下班离开康硕产业，在停车场看见苏珊和淑·布朗说话。珊娣当时心里老大不痛快，她以为苏珊又在玩什么把戏，因为那天下午苏珊在办公室里一直说她非常不舒服，要提前回家。 苏珊先把淑·布朗送回山核桃酒吧，再和两个孩子一起开车回家，那时大约是6点钟。后来晚些时候，淑·布朗正和康硕产业的同事们在山核桃酒吧吃晚饭，汤姆·费利也在那里，一位男招待给她送过来一只无线电话。那是苏珊打来的。她在电话上问淑，汤姆·费利有没有提起过她，淑说没有。 到此为止，办案人员心里已有了六七分谱。如果苏珊确实和史密斯兄弟失踪的事件有关系，汤姆·费利的拒绝恐怕就是她的动机了。 大卫·A·卡卓尔则更进一步，一天盘查下来，他已认定作案者是苏珊无疑。他也想试试苏珊的反应。 在谈到汤姆·费利和她的关系时，他问苏珊：“这件事与孩子们的失踪有任何关系吗？”苏珊答曰：“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而伤害我的孩子们。”“他们是我的生命。”大卫·卡卓尔认为，苏珊的回答中所用的“伤害”和“生命”等字眼，意味着她知道两个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当苏珊讲到迈可和亚历克思吵吵嚷嚷不要吃饭，把她弄得很烦时，卡卓尔主任冷不丁又问一句：“这就是你杀了他们的原因吗？”苏珊一反常态，勃然大怒，她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你个狗娘养……”“你居然敢那么想！”苏珊站起身来，推门冲到过道里大喊：“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认为是我干的！” 说苏珊一反常态，是因为在与警方人员交谈的过程中，她一向温顺，安静，略带神经质，总在不停地祈祷：“上帝呵，请您好好照顾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顷刻之间变成一只母兽，着实令众人吃惊不小。看来苏珊不只是一个心痛欲裂的母亲，也是一个很难制服的对手，要她老老实实地讲出事情的真相恐非易事。 大卫·卡卓尔注意到，苏珊在谈话过程中虽然经常抽泣，但有时候并没有眼泪。有类似观察的另一个人是给苏珊做测谎实验的联邦调查局技术员达威·帕契，他在记录中写道：苏珊不时发出“假装的哭声，但眼里一滴泪也没有”。 其实在他俩以前，第一个对苏珊产生怀疑的是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人像绘画艺术家洛易·帕夏尔。当他为绘制劫匪的模拟画像找苏珊了解情况时，感觉苏珊对罪犯的描述非常模糊，似乎在她的心目中并没有此人的清晰明确的总体形象。但画像的初稿出来以后，苏珊却对不少细枝末节之处指指点点。凭他多年的经验，洛易·帕夏尔认为苏珊十有###是在编瞎话。 调查越深入，围绕苏珊的疑问就越多。豪德·韦尔士警官和州警署参与本案的特派员毕特·罗根与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行为学专家们联系，请他们提供有关谋杀亲生孩子的母亲的性格行为心理等特征。以下是专家们对这类罪犯共有特征的分析，不光指本案而言： 20岁至30岁，自幼生活比较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曾遭受肉体虐待或性虐待，或二者兼具。不知道如何向社会有关组织或政府有关部门寻求帮助，患忧郁症，有自杀倾向。通常在犯罪或作案前夕曾遭到异性的拒绝，或在爱情上受到挫折。她们通常不清楚自己与孩子之间的界线，觉得孩子成了她们的障碍，从而把受挫的原因归结为孩子的拖累，而不能面对自己的弱点，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强烈的孤独感，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这类母亲一般都曾经非常想要孩子，对孩子特别溺爱，或寄予很高的期望。她们大都饱尝过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使她们和孩子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但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关系又反过来加深了她们与外界社会的隔绝，进而加深了她们忧郁孤僻的性格弱点。在犯罪或作案的过程中，这类母亲通常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延伸或附加部分，而不是另一个独立的人。她们因此而认为或觉得，杀害孩子只不过是她们自杀行为中的一部分。
被亵渎的母爱（11）
豪德·韦尔士和毕特·罗根及其他办案人员认为，这一分析结果与苏珊的情况非常吻合，但这还不是苏珊性格的全部。根据大卫·A·卡卓尔的观察和汤姆·费利所反映的，当他明确告诉苏珊准备与她断绝来往后，苏珊对汤姆无休止的纠缠，可以看出，苏珊也是一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女人。大卫·A·卡卓尔认为，苏珊还是一位工于心计，能很好地伪装自己，从而颇具欺骗性的聪明人。 10月28日，星期五，豪德·韦尔士警官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早间新闻节目《今天》，和中央新闻网络节目主持人拉瑞·肯的电视采访。他告诉媒体，警方的情报热线收到了上千个电话，但至今案情仍无突破性的进展。 这天一大早，州与地区两级警署人员会同50多名自愿参加的消防队员搜查了约翰·D·隆湖附近49号高速公路南北两侧的大片区域，结果一无所获。 同日下午，豪德·韦尔士警官答记者问说，他们目前还不能排除任何嫌疑人，包括苏珊和戴维。他还告诉记者，警方发现苏珊的证词中有几处与事实不符，但拒绝提供详情。然而第二天，星期六的《联盟每日时报》在头版登出一篇文章，说苏珊的证词中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是，一、米奇·圣克勒说案发当晚他根本不知道苏珊要去他家；二、那天晚上沃玛特的顾客和员工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苏珊和她的两个孩子。文章还说，苏珊告诉警方，在被劫持之前她开车在大街上转了一两个小时。 文章登出后，联盟镇的人们，特别是黑人社区的居民才说，其实他们心里早就怀疑上了。试想，警方的搜寻如此严密，一个黑人带着两个白人孩子怎么可能蒙混过关？从此，苏珊开始远离媒体，她尽量避免记者的采访，特别是提问，也尽可能少地在任何形式的公开场合发表谈话，她甚至不愿意与前来为他们提供帮助的社会团体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接触。不知就里的戴维也和她一起退避三舍。 10月31日，星期一，联盟地区警署接到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署的来电，称在他们的辖区里发现了一个生理特征与亚历克思相近的十四个月的男孩，孩子被人独自扔在西雅图郊区的一个汽车旅馆里。据旅馆工作人员讲，带孩子投宿的男人驾驶一辆有南卡罗来纳州牌照的车。这条消息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至少史密斯兄弟中的一个有下落了。联盟警署赶紧将有关材料发送到西雅图，不久，对方回电说，经查证，那个孩子不是亚历克思·史密斯。 11月1日，星期二，迈可和亚历克思被劫持或失踪后一星期，豪德·韦尔士警官、大卫·A·卡卓尔主任、南卡罗来纳州警署署长罗泊特·斯杜尔，及几位参与本案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分别得出了各自独立的结论，并综合为他们的集体结论：苏珊·史密斯就其涉嫌史密斯兄弟失踪一案向执法机关提供了伪证。警方下一步的行动将是证明这一结论，分内外两个部分进行。 外部行动简单地讲还是搜查，但范围将大大地缩小，强度则将增大。经过了一周大规模的搜寻，苏珊的那辆酒红色马自达轿车还是不见踪影。按说要藏个把人可能不难，但要藏起一辆车来却绝非易事。案发后苏珊徒步走到了麦克劳家，如果她是单独作案，那辆车也应该在可以步行到麦克劳家的范围以内。办案人员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深邃不见底的约翰·D·隆湖。然而，指导州警署潜水员搜查湖底的专家们在此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如果想要把车藏在湖里，作案人应该让车在入水之前高速行驶，这样才可能使车尽量远离湖岸，而且扎得更深。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模拟实验，并让潜水员们按照实验结果在圈定的湖岸附近水域进行搜查。警方同时也加强了地面上的行动，区域为距约翰·D·隆湖和麦克劳家半径两英里的范围。 至于内部工作，还是找苏珊谈话，但是侧重点将放在如何诱导她坦白招供。办案人员们通宵达旦地研究对策，大卫·A·卡卓尔甚至逐条逐款地设计并写下了提问的台词。他们还反复讨论和排练说话时的神态和语气等等，连谈话者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都考虑到了。他们的目的，既要一层一层地攻破苏珊的心理防线，使她最终讲出事实的真相，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苏珊的情形十分不稳定，施加过多过重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她从此缄口不语，以沉默封闭自己，甚至自杀。 大家一致认为，大卫·A·卡卓尔所扮演的“坏警察”的使命已经圆满结束，接下来应该由“好警察”豪德·韦尔士和毕特·罗根上场。毕特·罗根在司法界干了35年，其中有27年供职于联邦调查局。他与苏珊谈话，或“聊天”时，轻言细语，和风细雨，如同一位慈祥的长者。豪德·韦尔士则以兄长和朋友的身份，语重心长，循循善诱。两位“好警察”逐渐“骗取”了苏珊的信任。 他们还将谈话的地点移出警署，这样既能使苏珊“放松”，又可避开媒体的耳目。 11月3日，星期四，迈可和亚历克思失踪后的第九天。史密斯夫妇从一大早就忙碌开了，他们要接受全美三大电视台早间新闻的连轴采访。苏珊和戴维坐在卢索家客厅的沙发上，肩并着肩，手握着手，这正是广大电视观众所希望看到的在患难之中相互支撑的夫妻形象。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今晨》节目中，记者问苏珊是否与她孩子们的失踪有什么关系，苏珊答曰：“我和我两个儿子被劫持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谁干下的这桩恶事，那人一定是有病而且神经不正常。”虽然史密斯夫妇正在办理离婚，当记者问戴维是否相信苏珊的故事时，戴维说：“是的，我毫无保留地相信我的妻子。”
被亵渎的母爱（12）
午饭后，12点30分，苏珊告诉戴维她出去寄几封信。戴维记得她临走时穿着带帽子的绒衫和牛仔裤。 实际上，是办案人员再次找苏珊谈话。苏珊随身带去了一份警方文书根据她头天的谈话内容整理的证词，和往常一样，苏珊可以带回家来阅读修改，第二天再交还给警方。这一次，苏珊只改了一个词，将她等红灯遭劫持的地点由“莫那科磨坊”改为另一个通往黑人社区的十字路口“卡里梭”。 毕特·罗根当着苏珊面念了一遍她带来的证词，问她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修改的地方，苏珊说没有。 1点40分，豪德·韦尔士警官与苏珊一起来到和联盟地区法院大楼坐落于同一条街的第一基督教浸礼会教堂，在教堂家庭中心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对面地坐下。 韦尔士警官开始慢条斯理地说，他看了苏珊修改后的证词，苏珊把“莫那科磨坊”改为“卡里梭”是因为警方告诉她，莫那科路口的其他方向如果没有车，她不可能在那里等红灯。但是卡里梭也不能使苏珊自圆其说，因为10月25日前后，联盟地区警署为侦破一起毒品案而在那个路口安插了一个全天候的监视岗哨。豪德·韦尔士刚才再次查阅了当时的值班记录，并与值班警员核对过，那天晚上卡里梭路口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情况。 韦尔士警官又说，他知道苏珊讲的黑人劫车者是子虚乌有的事，但由此而引起的黑人社区与联盟镇官方及其他居民的紧张关系却日甚一日。警方正在考虑将苏珊证词中的不实之处向媒体公布。 苏珊沉默半晌，然后对韦尔士警官说：“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吗？” “愿意。” “你愿意念祷告词吗？”苏珊握住韦尔士警官的双手。 豪德·韦尔士在祈祷中告诉上帝，这九天来，无论是当事人及其家人，警方，还是其他与本案有任何关系的人，大家都像是生活在一场噩梦之中。人们急切地想知道迈可和亚历克思在什么地方，他们是否平安无事。韦尔士警官的最后一句祷告词是：“上帝呵，我们知道，时候一到，所有的真相都将大白于天下。阿门。” 他抬眼看着苏珊，很诚恳地说：“苏珊，是时候了。” 苏珊垂下头，她开始哭泣：“我说不出口，我没脸再见人了。”苏珊要韦尔士警官把他的枪给她，她想结果了自己。韦尔士警官问为什么，苏珊哽咽着说：“你不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 豪德·韦尔士耐心地等待着下文。 1994年10月25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与南卡罗来纳州联盟镇的任何一个深秋之夜没有什么两样。 苏珊开着车，她已经在大街上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力图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先是准备去琳达那里，但她不愿意让母亲看到自己一脸的泪痕。她又开车到了卡里梭，打算从那里的宽河桥上跳下去。最后不知怎么的，苏珊来到了莫那科磨坊。她沿着49号高速公路，按照路牌所指示的方向驶到约翰·D·隆湖。这是她第一次来这儿。平时如果迈可想要喂鸭子，苏珊总是带上一袋面包渣，领着小哥儿俩去弗士特公园的池塘，那儿离家很近。 车道的尽头是一段通往湖水的倾斜砾石路面。周末到约翰·D·隆湖玩游艇的人们会把拖挂着游艇的车小心翼翼地顺着斜坡倒到水边，等游艇进到了湖里，再松开挂钩。斜坡长75英尺，约合23米。苏珊把车停在斜坡的顶端，她静静地坐在黑暗里，聆听着两个孩子的呼吸声。迈可和亚历克思正在他们的婴儿车座里酣睡。 苏珊坐在那里想了很久。她觉得她的生活就像眼前的约翰·D·隆湖，孤独而黑暗，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暗。 她在想自杀。她不愿意让迈可和亚历克思遭罪，只要想一想让他们和一个不知什么样的继母生活在一起，或被民政部门送到陌生人家里，苏珊心里就刀绞似地难受。她相信让两个孩子和自己一起去死，这对他们娘儿仨都是最好的结局。 她在想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在想自己生活中一个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