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糟糕，毕竟他们至少比我大五十岁。对一个年轻人，他们至少能保持风度。”
他们喜欢乔舒亚，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样地喜欢我，特别是在我抢走了他们孙女的理想结婚对象之后，要倾入那种喜爱之情就更加艰难了。但由于我所受过的严苛家教，他们又很难挑出我性别以外的问题，他们对我的兴趣也就减退了。似乎到老年时，人们总是没什么精力执着与这些与自己无关的问题。
“其实我早该搬出去了。”
“如果你愿意可以一直住下去，那是你的家啊。”
“那么你呢？”
“你所在的地方就是我家。”
乔舒亚低头摸索着钥匙，但我看见了他的笑容。“我不是十八岁，已经不需要听这种话了。”
我伸手抚摸他的后颈，像抚摸一只猫，“那么开车吧。”
接近贝弗利山时，我接到了凯瑟琳的电话。因为“飞机晚点”，所以她觉得自己有时间来看看我在洛杉矶过得如何。于是乔舒亚继续向南行驶，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大门让我下车。“等下次她提到我的时候，我再去见她吧。”
凯瑟琳从来没有提起过乔舒亚，似乎是因为她并不乐意接受我是个同性恋这一点。她倒不是很古板，但平等对待同性恋和接受你哥是同性恋毕竟是两回事。
洛杉矶国际机场似乎每天都如此繁忙，世界各地的旅客从此处涌入这座城市。我们坐在候机大厅的沙发上，吵杂的环境似乎冲淡了谈话的念头。
凯瑟琳的行李箱放在一边，她还是往年那副模样，穿着白色的无袖衫和牛仔裤，以及一双高得吓人的防水台高跟鞋。她无聊地用手指在我胳膊上划来划去，突然问我，“这是你打橄榄球时弄伤的吗？”
我扫了一眼。她对橄榄球没有兴趣，没有看过我的比赛。打橄榄球不会弄出这种伤疤来，“不是，我在一间农场住过一阵子，被花园里的旧篱笆划出来的。”
“布法罗吗？其实我去过那儿。”
我有点惊讶地低下头看她，我并没有发现过她的到来。凯瑟琳飞快地补充了一句：“想看看你有没有搞死你自己。”
“不管怎么说，你的确不怎么会照顾自己不是吗。”没等我回答，她又说，“我发现你的防蚊方法就是把自己泡在浴缸里，但是，天啊，那儿的蚊子真的太多了。”
“还好，天气冷些，蚊子就消失不见了。也许我不擅长照顾自己，但我可以忍受自己的这些缺点。”
“那么相比之下，洛杉矶就不算太糟了。我原先以为，不管怎样，你都会一直住在纽约。”
“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很喜欢洛杉矶。”我朝她微笑了一下。
但她只是一直低着头，看着我的胳膊。“但这儿的气候和纽约不一样，冬天还会下雨。”
我还没有经历过洛杉矶的冬季，想到这里，我活动了一下自己受过伤的左腕。“充足的暖气大概会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可以一整天不出门。”
“哦，我相信你会习惯这里的。”凯瑟琳看了一眼手表，站起身。
我随之起身，她朝我伸出双臂，于是我配合地俯下‘身、让她环住了我的脖子。
“你至少抢走了我五寸的身高。”
“我已经用至少二十点智商还给你了。”
凯瑟琳终于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声，“我不知道我们父母对此有何看法，但是，尼尔……你一直是我的兄弟。就算你比我差得太多，但我不会觉得太丢脸就否认这点。”
她说完，松开我的脖子，一把抽起行李箱的拉杆，“我要误点了。”
我回过神来，她已经踩着她那双高得叫人心惊胆战的高跟鞋跑开了。她金色长发在
奔跑中摇晃，随之淹没在人群中。每天有数十万人到来此处，人来人往，而我也只是人群中的人。
*海因莱因：“一个人应该有能力换尿布、策划侵略、杀猪、给轮船掌舵、设计建筑物、写十四行诗、平衡收支、造墙、接骨、安慰临终之人、写菜单、发布命令、合作、独立工作、解方程、分析新问题、施肥、写电脑程序、做可口的饭菜、有效地战斗、英勇地死去。”
作者有话要说：
☆、14
14
在洛杉矶住了两年多，我还是不能习惯这里的秋冬。这里到了十一月还在下雨，那些碎过的断过的骨头都在疯狂地指责我当年对他们的疏忽。除了这样阴冷潮湿的日子，洛杉矶一直是个好地方，此时至少我还有除湿机和壁炉。
我坐在二楼起居室的沙发上，把包裹放在了膝盖上，维布寄来的。我把手腕放在壁炉边，过了很久，它终于停止与我作对，让我有气力打开包裹。
是一串木珠手链，吊着一副东正教风格的十字架。雕刻得非常精致。我将它从纸盒里取出来，借着火光细细欣赏起它的刀工。木制品在壁炉的温暖中逐渐泛出树木的香气，带有一种油脂般滑腻的香甜。
我接到了维布的电话。那是个复古造型的电话，像是在一百年前的洛杉矶，被握在那些为了逃避爱迪生而来到洛杉矶的电影商人们的手中。
“真巧，我刚好打开了你的包裹。”
“噢，太好了。那是我按照娜迪亚的手链雕刻的。”
维布的声音变得更低更柔和。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有六年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了。“这真不可思议，你做的？你会操作那些机器吗？”
“不会，我只会用刀片。我有二十多把用来雕刻木头的刀。”
我重新举起那串手链，放远一些，我注意到木珠的大小均匀，很难相信它们没有经过机器的度量和打磨。“噢，我真不敢相信。”
维布笑了起来，“两千年前的马车轮子都是用刀片刮出来的。”
这是我做不到的。上个周日乔舒亚给全家烤了纸杯蛋糕做早餐，我打算帮他裱花。我做得糟透了，混合了烤核桃碎的咸奶油滑出了纸杯外。乔舒亚试图挽救这块蛋糕，他扶着我的手将奶油螺旋地覆盖在蛋糕上。它在那些拥有玫瑰型、树叶型或者贝壳型裱花的蛋糕间非常尴尬。“这个给我吧，我学做蛋糕就是为了给自己挤最多的奶油。”乔舒亚这么说，让那个快被奶油压垮的蛋糕看上去又可爱了一些。
“我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它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放下别的问题。”维布说道。“你听起来不太好，那边很冷吗？我从来没去过洛杉矶。”
“还好，我现在坐在壁炉边上。”
“你不需要……事实上，我这些天也疼得要命，你不用担心会把痛苦传染给我。”
我才意识到，和他说谎是非常愚蠢的事。但比起被拆穿的恼怒，我更感到轻松。“老天，我不好说我们究竟谁更严重，反正我是快把自己的皮肤都烤干了。以前打比赛时被人撞到了伤处，我还会坚持下去，但现在没什么能把我从壁炉边拉开了。”
这并不滑稽，但我们怪异地大笑起来。
“埃迪叫我吃点布洛芬，我在厨房里把它们全倒进了水槽里。说真的，我非常害怕再失去一点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我不想自己依赖那些可悲的小药片。”
“我大学时吃过一点，但没什么用，不如喝威士忌。但我真的戒了。我以前早上会把威士忌兑进热咖啡里喝掉。——当然，那样粗暴的做法让我无法称之为爱尔兰咖啡。”每次我都无法控制地将威士忌注满整个咖啡杯。
在我的大学橄榄球队里，除了我以外所有同学都是依靠橄榄球奖学金才能支付得起大学学费的。他们中有些是真的热爱橄榄球、将来打算做职业运动员，而有些仅仅是明白家庭和兼职不能付得起昂贵的学费，所以从初中起就刻苦训练，为了成为高中明星球员，被大学教练选中。
“有些和我一起打橄榄球的同学，对止痛药上瘾。运动员对疼痛的忍耐力比一般人好得多，但吃起止痛药来就更厉害了。那真是非常可悲。我很高兴你不会向止痛药求助。”我有些感伤地说。“但除了一位在去年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的荣誉以外，我没听说过他们其他人的消息了。”
维布沉默了片刻，“我明白。军队里有些人会私下贩卖吗啡，甚至海洛因。我试图告发过一些人，但似乎不能起到什么效果。”
“好吧，别太伤感了，至少我们都不属于那一类人。”
“啊，抱歉，我不知道该谈些什么好。这几年我非常害怕和别人说话，我总是担心……天知道我在担心什么。”
“放心，伙计，等你开始控制不住地揭露我内心阴暗面时，我就会把我们两个都当做难得的特殊交流案例来研究。”
“我不认为你有兴趣研究。我一开始就确信你不在乎，我对此感到不可置信。一直以来，要隐藏这种能力都是十分麻烦的，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会有人对此一点都不在乎。”
“是啊，你可以从柜子里出来了，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
维布听了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才收敛了笑意，“我在乎一位朋友，但我不在乎超自然的天赋。”
“谢谢。我想说……天啊，谢谢。”
他又沉默了下去。我不喜欢把气氛弄得这么低沉，尽管我明白维持那种社交晚会式的交流气氛是需要才能的，这是我们都没有的。“我更有兴趣研究你的俄国菜式。你总是写，我却一次都没尝过。”
“如果你愿意，等天气好点的时候，你可以来新罕布什尔。我可以邀请来做客了，我想我的情况不会那么糟——我已经超过三十五岁了。”
迪梅克·格雷格说过，他们这些人三十几岁就会彻底疯掉。我当然为他感到高兴，继续听他说新罕布什尔的森林和其中的动物。他说他不敢奢望能去打猎，因为他不确信他拿到一把猎枪后会做出什么事来。于是他在天气好时去林间散步，到林场以外、森林的更深处，看着那些藏在树林灌木中、他叫不出名字来的动物，它们好像温热了他心灵中僵化掉的那部分。
“好像是只土拔鼠还是貂，我用三明治里的鸡肉把它从洞里引了出来——它吃掉了，我简直高兴坏了。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军队里不允许养宠物。有个伙计在巴格达捡到一只雉鸡——它还活着真是神奇。他想养它，结果还是被长官送去厨房做感恩节烤火鸡了。”
说起来感恩节也快到了。最后维布建议我，“试试做红菜汤，除了牛肉再放点牛椎骨，会让你感觉好很多。”
我挂了电话，又想起他说他超过了三十五岁。在许多人的人生计划中，在三十五岁时取得一定的事业成就和稳定的地位已经算是非常理想了，然后他们才开始考虑要个孩子。青年时的迷茫和辛劳才过去，生活终于在他们面前铺展开一幅更明朗开阔的画面。但对于维布来说，平稳地度过这个年龄，好像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壮举。
突然门被打开了，道格拉斯走进来，一只手握着两个马克杯。我想接过他手上的瓷杯，他说：“这是热巧克力，我们一人一杯。”
说完，他捧着马克杯在壁炉边的沙发上坐下，“你以前打球受过的伤会疼吧，洛杉矶的冬天的确不好过。”
“还好，去到哪里都会疼的。”
“我以前被日本人打过几枪，来到洛杉矶之后冬天总是会肩膀疼。”
我喝了一口热巧克力，味道非常浓郁。“我还不知道热巧克力能过缓解旧伤。”
“不能啊，只是很好喝而已。”
我不禁莞尔，“是啊，的确很好喝。”
“噢，这木珠链子很漂亮。”
它绕在我的左手腕上，似乎这样会保护我骨折过得手腕不受疼痛侵扰。“这是维布·格雷格送给我的。”
“维布，是我认识的那个维布吗？”
“我想是的，他有时会提到你。”
道格拉斯看着那串手链，沉默了半饷，叹息道：“是吗……他过得不算太坏吧？”
“比预期中的好很多，这是他亲手做的。”我脱下手链，递给道格拉斯，“刚才我们通了电话，他大概比他的父辈们情况好得多。”
他举起手链，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他很用心。”
“我很抱歉，道格拉斯，但我的确非常好奇，为什么你会帮助他？”
“你不用道歉，这不是什么秘密。”道格拉斯把它还给我，“我不知道你认识他，所以我以为你不感兴趣。在珍珠港遇袭时，我在大学读二年级，那时我非常讨厌家里的环境——他们只关心怎么在这场战争里赚钱。于是我休学去参军了，我起初是在航空母舰上做后勤，在那儿我认识了比尔·格雷格。
我点点头。他就是迪梅克·格雷格所说的那位死在二战中的士兵，那个“最正当”的发疯理由。
道格拉斯继续说了下去：“后来去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作战，他发现了好几次日本人的埋伏——真是不可思议，第一次我们的长官差点因为他违纪而枪毙了他。然后有天晚上，他跟我说，他快要发疯了，他眼里都是血，他家里每个人都会发疯。然后——如果你和维布是朋友，你会明白和比尔做朋友的感觉，我知道他能洞察人心、洞察一切，但我选择去相信他。于是他向我说出了他们家族的故事。是的，我相信他，但我无法拯救他，第二天我们和日本人作战时，他突然丢下了枪。”
“他救过我几次，但我根本没有想过去帮助他。我只觉得，我们睡在潮湿的帐篷里、随时可能遇袭，每天都在行军、作战，准备好去死，那样的环境当然会让每个人都感到快要发疯。我没有严肃地对他的问题，我本来可以救他，送他去做个精神检查……但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想要安慰道格拉斯，但我发觉他脸上一片平静。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是个智者，自己懂得开导自己。“我现在已经不会觉得愧疚了，我放下了这些。我回到美国后，读完了大学。在我父亲死去之后，我得到了我的那笔遗产，我把它全给了格雷格家人。然后我离开纽约，来到了洛杉矶。我知道那笔钱不可能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我选择不去想它。直到一九七零年，阿尔伯特·莱特来向我求助，我才知道我实在低估了格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