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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实际上不足万人，可我20余万东北军却受“不得抵抗”命令之束缚，这究竟是为什么？他越想越感到茫然，而茫然又更加重了他的痛苦。
想当初张少帅决定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赵镇藩是打心眼里拥护的。归顺中央，全国抗敌。我东北有了全国作后盾，还怕日本人再来染指？！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归顺，到头来却归来个“不得抵抗”，那还有什么归顺之理，这道命令使他在愤懑中备感压抑，更令他焦急。眼下日本人战刀磨得雪亮，可我们都在干什么？
近两个月来，日本人从东北军眼皮底下频频向奉天调入军火，一车车用蓬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从奉天南站卸下，运进日本兵营。而且白天、黑夜不停进行攻击演习，矛头直指奉天城和北大营，使奉天四围充满剑拔弩张、大战在即的火药昧。赵镇藩心里很清楚，这决不是日本人在向东北军示什么威。日本人早已认为他们够威风的了。那么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这么细细地一想，他那颗空落落的心就更不踏实了。随之而来的焦灼忧虑之情常使他彻夜难眠。
8月，7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局势和可能对策。一天会议下来，结果令人堪忧：奉天事变必定发生。为此，旅长王以哲带上材料，亲赴北平，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请授应对之策。王以哲心急火燎，一下火车就直奔少帅养病之处，协和医院一间宽畅奢华的地下室。
张学良一语不发，静静地听着，又像是在思考着，“……少帅，综合来看，奉天事变指日可发。现在关外兵力空虚，关内各军却拥兵自重。一旦事变发生，日本由朝鲜、日本海运兵力，恐我东北军各部难以抵抗，甚至有兵败之虞。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有负国家、有负东北父老？所以请少帅考虑，是否可由关内调回一部分部队，以解燃眉之急。”
沉吟良久，病容满面的张学良才开口道：
“以目前时局看，日本人尚不敢如此。现在中央的意思是力避冲突，调兵恐怕不妥。还是那句话，万事不得抵抗，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一瓢冷水把王以哲浇个透心凉。他原以为千里之外跑来陈情，少帅起码能给个灵活的应对之策。谁知少帅不但不发一兵一卒，扔给他的还是那避之唯恐不及的紧箍咒。一阵绝望、怨艾从心头升起。
王以哲弄不明白，自进驻北平后，少帅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东北基业可是大帅几十年风风雨雨创下的啊！难道你少帅愿意看着它沦入日本人之手？更何况你少帅当初归服南京国民政府，不就为抵抗日本人插手东北事务吗？而且大帅死于日本人之手，东北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王以哲虽不能说草莽出身，但毕竟身在关外，尚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军事与政治那种互相缠绕、互相挚肘、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也不可能了解到，攻于心计的蒋介石为迫使张学良俯首听命而采取的种种政治权谋和外交手腕，自然也就难以真正理解张学良当时的苦境。
张学良似乎看穿了王以哲的心事，轻轻地叹了口气，解释道：“既然我东北已归顺南京，我又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学良就得听老蒋的。我虽为一人之下，可这一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该清楚，迈过他能行吗？眼下我已派人把情况报告给了总司令，老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先从外交解决。”
其实张学良当时对蒋的俯首听命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的。5年后他能在西安发动兵谏，难道眼下就不能迈过蒋介石，给东北军一个灵活应对的权限？更何况他当初归服南京，主要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并不愿把东三省的实际权力真正交还中央。而且就他本人性格而言，如果不是什么力量打动他的心，他是决不会拿东北，拿东北军，也拿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么大的赌注来冒这么一场风险的。
那么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他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呢？首先是他对时局判断的错误。当时的少帅年轻气盛，如日当空，正处在事业的顶峰，这虽对他巩固自己的东北大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掩饰了他的一个极大弱点，即对外交、政治上的复杂、艰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观点显得稚嫩。尤其当他看到日本国内的政局出现动荡，而关东军兵力又显得单薄时，总是一厢情愿地拿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作比较，因而也更轻信日本人还不至于在整个东北大动刀兵，实行全面的武装占领。此时尽管已有人向他指出，日军有可能以占领奉天为开端，逐步实现对东北的占领，但他已完全听不进去了。其次，他感受到了蒋介石这颗巨树的荫庇。
想当初东北易帜，南京在道义上和舆论上都大力支持了他。再加上他的果敢专断，及时处决了历来不把他小六子放在眼里、图谋倒戈的杨宇霆和常荫槐，终使一度飘摇动荡的东三省稳稳地掌握在了他的手中。对这些，蒋没有一句责难之辞，仍旧一如既往支持着他。到了蒋、阎、冯中原大战，他慧眼观时局，巧辨利弊，在三方打得精疲力竭时，及时进兵关内，把东北军的砝码重重地压在了蒋介石的一边，不出2个月，中原大战以蒋的最后胜利而告终。正是由于他的入关，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使蒋介石对这位刚入而立之年的少帅除了敬重、感激外，甚至有再生父母之感。于是南京政府的高官任命、赞誉褒奖、特邀赴京等等荣誉都接踵而至。并在北平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委任他为代理委员长。这样，东北军的实力范围就不再囿于白山黑水之间，而是囊括了河北、热河、察哈尔及北平、天津六省、两市，使他独霸北方这半壁河山，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风云人物。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真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当初改旗易帜，投靠蒋介石这步棋走得太对了。
此外，蒋在官场上所施展的各种手腕，也使他对自己当初的易帜决定深信不疑。
1930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三届四中全会。张学良尽管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凭他挥兵入关，助蒋胜阎、冯，平叛石友三，实现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多年夙愿这一丰功伟绩，蒋介石竟派出专列，特邀他进京赴会。
沿津浦线南下，而立之年的少帅不但被秀美的中华大地所吸引，更使他难以忘怀的，是蒋总司令对他此行的重视和厚待。蒋除派国民政府要员张群等人亲往济南车站迎接外，铁路沿线各站，都有地方政府官员主持欢迎的场面，大标语“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赫然在目，令张学良激动不已。而这仅仅是个序幕。车到南京，张学良更陷入了赞美、恭维、令人倾慕的欢乐海洋中，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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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车到下关，蒋介石早已派来了专车迎候在那里。张学良在十几辆小车的簇拥下驰上了通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的道路。
一路上警车开道，众车相随，好不威风。沿途彩旗招展，人海如潮，南京市万人空巷，都来一睹少帅风采，这更令张学良陶醉，神往。当晚，蒋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张学良自然再次成了中心人物。人人争相与他握手、碰杯，祝福、恭维，鲜花、美酒令他应接不暇，那一刻，他可真是春风得意，容光焕发。此外，会议期间，蒋介石主动与他换了帖子，义结金兰。而他的夫人于凤至不但成了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太太的干女儿，也与宋美龄成了异姓姐妹。讲义气、重感情的张学良对这些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第二天蒋介石亲率南京众大员陪同张学良拜谒中山陵。其间，蒋介石十分自然地把话拐到了两人的关系上。蒋十分动情地对张学良说：“咱们是兄弟，今后要患难与共，不分彼此。从今起我的卫队就是你的卫队。”这不但让众人对张学良更为刮目相看，也使为人仗义的张学良认识到：蒋公有恩就报，够义气，是个领袖人物。因而他对蒋介石的信赖感也更加重了几分，这种观点一直持续了5年。1933年他代蒋受过、通电下野，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直至西安事变后他在软禁中静下心来反复思索，这才真正发现在蒋介石眼中只有永久的利益而根本就没有永久的朋友。蒋这几年真是实实在在地利用了他，使自己的军事、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但那时的他对一切已无能为力了，只是在冤屈难平中感叹蒋政治手腕的高明。
如果仅把张学良当初听命中央完全归结为从蒋介石手中获益甚丰及对蒋的信赖，似乎还缺少些什么。对坐镇六省二市，统兵数10万的实力人物张学良来说，他对他自己的故乡，也是自己实力范围的东北，不会没有自己的观点。当时的张学良认为：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如要挑起争端，则可能导致大的战争。而日军虽然在东北兵力不多，但其国内兵力源源而至，则绝非东北一隅之力所能抵抗。当初改旗易帜，他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如今东北既已听命于中央，则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应有个整体考虑。而且日本人的不可一世、恃强骄横，更使怀有杀父之仇的张怒不可遏。他觉得，东北军如与中央和为一体，则更能增强力量与日本人抗衡，彻底打破日本人图谋东北的野心，所以遇事应听候中央指示。此外，当时的张学良对国联也抱有较大幻想，认为国联绝不会听任日本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国联放纵日本使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则世界各国会怎样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是不能坐视这则公约成为废纸的。这些，都使拥有重兵犹豫未定的张学良被捆住了手脚，造成了令他终身难以挽回的遗憾。
对这些，王以哲当然无从知晓，他只觉得这种事靠外交解决简直是天方夜谭。何况他是一个军人、一个领兵打仗的将领，他所需要的，只是军队力量的强盛和命令的合理、可行。
“印度的事业你知道吗？”望着沉默无言的王以哲，少帅言犹未尽地问道。
“知道一点儿。”王以哲心中不免有些纳闷。
“蒋要我多研究研究印度，效法圣雄甘地。对日本人就像甘地对英国人一样，采取不合作的办法。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办法。争取公理，留待国联裁决。”
张学良一时又有些神情黯然，“我原想回关外一趟，可有些事又使我未便成行。你还是快回奉天吧。遇事多和张辅帅、藏主席商量。”
王以哲退出协和医院后，一阵失望、凄然之感涌上心头。东北军坐镇一方，几十年征战，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今天却要外国人来保护。大帅要是地下有灵，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唉，让我回去怎么向弟兄们交待。
果然，军官会上，王以哲话没说完众人就先炸了锅：“遭受日本人攻击，不抵抗怎么能成呢？这不让我们睁着眼等死吗？”
“军人打仗就是要尽用手中武器。不还击，不抵抗，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见众人群情激奋，王以哲站起来摆了摆手，重复道：“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法子？我们要绝对服从，不要再为难副司令了。”
年轻气盛的旅部朱参谋站起来说道：“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可敌人来了，我们还走得了吗？走不了只有起来应战，应战又哪有不抵抗之理呢？”
……
王以哲认为众人说的有理，一时颇感为难。沉思良久，咬着牙说道：“不行的话，我们就来个见机行事。敌人来了我们就跑，实在不行也可以开枪迎击。但要保证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必要时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
众人一时相对无言，表情复杂。既然旅长已经担了责任，做了退让，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命令总归是命令，军人对命令是没什么价钱可讲的。
会就这样有些沉闷地散了。
可赵镇藩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眼下，奉天城的日本人不但急运军火，大搞演习，还给在乡军人及日侨发放武器，大事训练，颇有些蠢蠢欲动之势。而7旅却被这道命令捆得死死的，连个整体计划都搞不出来。战事在即，何谈动员战备、筹措物资，更别说进入戒备状态了。看着周围的日本人像憋足了劲轰然鸣叫的坦克，再看看7旅和东北军各部队太平无事的样子，看看奉天城一片祥和、毫无大战在即的气氛，赵镇藩心中是千般焦急，万缕悲哀。
越想越烦，赵镇藩索性出了屋子，信步来到了大营院里。
脚还没站稳，大营西南方“轰”的一声巨响使他一惊，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
听声音像是在铁路方向，怎么这么响？凭着他多年的战场经验，他立刻辨别出这不是炮声。旅长不在，今天可大意不得。
自上次会议之后，赵镇藩时刻都有种惴惴不安之感，担心着哪一天一场横祸会突然降临到7旅头上。他心里非常清楚，一旦事情发生，7旅必然首当其冲。尤其是今晚，他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了。现在关外兵力空虚，东北的军、政、财根基在奉天城，奉天城几十万东北父老和7旅上万将士的身家性命今天可都攒在我赵镇藩的手中，他感到了自己肩头的份量。想到这，他转身快步进了屋里，抓起了桌上的电话：“值星官，我是赵镇藩。派人出去查一下，外面的爆炸是怎么回事。”
放下电话，赵镇藩轻轻吁了口气，暗自思忖道：想来日本人还不会这么快就动手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