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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太阳已挣脱了云雾的缠绕露出脸来，扫清了有些发湿的雾气。这使得他的心境有些开朗起来。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形势对他来说还是较为满意的。尤其是他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各根据地所发起的第五次“围剿”，与前几次相比，进展要顺利得多。他感到十分振奋，信心十足。他甚至预感到多年来一直期待的那一美妙时刻已在向他遥遥招手了。此刻日本人在中国北方侵略、骚扰，国内要求抗日的怒潮在他心中有些淡漠了。想到多年来这最重的一块心病不久将彻底去除，他那瘦削、坚硬的脸上竟现出一丝笑容。矢志不移，终成大器啊！日本人也罢，英国、美国人也罢，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不能老是呆在中国，所以他们只能算作遥远的敌人，与他们相争不必着急。如果舍本求末，让中共坐大，将来党国必亡在他们手里，那才是可悲之事。而美国人、英国人也决不会看着日本人从他们手中夺去他们在中国的利益。
的确，当时蒋介石所以一心安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依赖国际社会压迫日本撤兵。早在“九？一八”事变前1个月，面对战争已无可避免的严峻形势，他曾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望饬遵照执行。”他虽然不愿因日本人而冲乱了他的“剿共”大业，但他同样不希望日本人当着中国人、全世界人的面抽他的耳光，他需要一种力量来支撑他，所以把眼光投向了国联，一个受英、美等国操纵的松散的国际组织。
起初，他对国联是那样的虔诚，那样充满幻想。他多次对外界公开说过：对国联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赖。他的这种观点当时感染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为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多的将领则是在战场上茫然困惑，无所适从。
“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全球瞩目。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国，落在了他的身上。是战？是和？外国人紧张地注视着这个中国的铁腕人物将采取何种对策，中国人则是眼巴巴地期待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杀向中国北方，但他却让中国人跌进了失望、痛苦的深渊。
9月22日，在南京全体国民党员抗日救国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历来刚愎自用，又深知日本人毫无信义的蒋这时竟也喊出了“忍痛含愤”、“逆来顺受”等语，令中国人惊讶，更令他们备感屈辱，愤恨难平。
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国联能否起到他所期待的那种作用也心存疑虑。经验告诉他，无论英、美等国，还是日本，他们毕竟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利用他，无非是通过他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他利用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如今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并没有他们太多的利益。日本人染指北方，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难道会为一个贫弱的中国，为一个蒋介石得罪对东方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日本帝国？况且日本人自战败帝俄，骄横已极，野心毕露，他们会轻易屈从于国联的压力，从中国撤兵？！但他又实在不愿抽出他的主力去与日本人争锋较力，他不会让占据地整个身心的“剿共”大业半途而废。虽然对国联存疑虑，但他还是宁愿相信国联能有所作为。
对这一切，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看得真切，骂得痛快：“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表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
蒋介石挨着骂，却也无可奈何，心中充满不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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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事实很快印证了他的这种感觉。日本人已被尝到的甜头冲昏了头，贪欲已使他们顾不得国联的约束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国联也正如蒋所预感的那样，对日本没能施以强硬的制裁。
9月22日，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东北事变”。会议虽然明确要求日本撤兵，但对日本的谴责却是软弱无力，致使久已对列强分赃不均而深为不满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窥透了国联的底牌。1931年秋冬，战火更加不可遏制地在中国东北扩大开来。
当时的国联并不像人们日后评论的那样，20、30年代在国际上还是叫得很响的，并不比今天的联合国逊色多少。一次大战结束后，人类突然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所震撼。为制止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为弱国主持公道，国际联盟诞生了。当时号称“万国联合”，参加国有60多个，日本是6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贫弱的中国当时虽是成员国，但影响相当有限。所以要靠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替中国来主持公道，的确有些近乎天方夜潭。连当时的武夫军阀韩复榘都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事实上，早在10年前他第三次亡命日本时，就十分清楚强、弱国之间的关系。他在他自己主办的《军声》杂志发刊词中曾写道：“……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强权；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
但有一点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蒋，那就是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巨人，英国和美国。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而且是国联的发起国，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美国，作为新兴的强国，是国联和世界争取的对象，在国联有着特殊的地位。这就使终日忧于自身地位较弱的蒋介石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直到几十年后逃到台湾，他的这种观点也没变，但唯利益为一切的美英却对他总是若即若离，仅仅是利用而已。
“九？一八”事变初期，美英等国的态度，决定了国联不可能对制止日本的入侵有太大的作为。当时两国在东北，甚至华北并没有太多的利益，日本进兵北方，对他们影响并不大。相反，他们倒一直企盼着日本在东北得手后，能与苏联发生战争，以日本来削弱他们所仇视的苏联。这与数年后他们绥靖德国，企图嫁战祸于苏联同出一辙。但无论当时的日本人，还是日后的德国人，都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捞足了便宜。
日本毕竟师出无名，资源的匮乏也使其一时离不开国际社会，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会与这些列强撕破面皮。于是精明的日本人便开始在外交、贸易上做一些细小的让步，以取悦美英。果然，尝到甜头的这些列强态度发生了变化，国联谴责日本的调子始终高不起来。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经过近1年的实地调查后，在南京、东京、日内瓦同时向世界公布了调查报告书。此前，国联在中国代表的一再敦促下，组成了国联调查团，由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包括美国将军麦考易、法国将军克劳德、德国博士希尼、意大利伯爵马柯迪等人。这一调查团在中国曾受到蒋介石及几乎整个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欢迎和款待，它曾给蒋带去过希望之光。
蒋介石越看报告书，脸色越是难看，阅毕，气得他抓起报告书大骂道：“这是主持公道？娘希匹！一年来，我国军人含愤忍痛，一再退让，打则任打，杀则任杀，如此大度之表现，还不足昭示人心于天下？良心丧尽，公理丧尽！”
他觉得满腹委屈，一腔愤恨。一年来，他顶着国内外狂风暴雨般的压力，一切依靠国联，一切听从国联，致使他丢土失地，军队威名扫地，国家不像国家，到头来却换来这纸既指明日本为侵略者，又要维持中国现状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报告书，他有种被耍弄、被出卖的感觉。
他早该有所醒悟。“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的外籍顾问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些有识之土曾多次提醒过他，国联仅仅是个连决议也无法强制实行的松散联盟，要靠它来最终解决中日争端，使日本遵守决议根本不可能。更何况日本历来言而无信，对中国野心勃勃，即使国联决议谴责，令日本撤兵，也未必会有什么结果。逼急了，日本退出国联，任你谴责、抗议，也只有徒自负气，于事无补。果然不幸而言中，日后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
1933年2月6日，国联19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不承认日本用刺刀扶殖起来的伪满洲国。日本政府于20日举行紧急内阁会议，表示在中国东北决不退缩，并决议“如国际联盟大会采取19国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即退出国联”。
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对1票，通过报告书，谴责日本为侵略者。日本政府随即向世界宣布，日本从此退出国联。蒋介石眼看着日本在中国争得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后，甩手退出了国联，真是有苦说不出，企图不战而使日本退兵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他成了国联的牺牲品，中国也没能逃脱厄运。
1年多里，日本确确实实耍了国联，更耍了蒋介石。国联和英美干涉初期，日本人投其所好，在外交、贸易上抛出诱饵，并顺应英美期望日苏开战的心理，大造反共反苏舆论，大军北上中苏边境。西方舆论立时喧嚣沸腾，兴奋不已。当时一位美国政论家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诸列强的心态：“全世界都紧张地注视着远东事变，大家都焦急地期待着（日本）与苏联的冲突得以爆发。”11月13日，美联社驻巴黎记者更露骨地宣称：“全世界都应该感激日本在远东进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这时他们的眼中哪里还有中国？！
但诡洁的日本人岂会那么听话。他们向中苏边境虚晃一枪，拿下黑龙江，在英美等国眼巴巴地盼着他继续北上进攻苏联时，却突然南下占领锦州，攻克山海关，威逼华北。这时西方列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人的眼光盯住的是中国。
日本人的这一招可坑苦了蒋介石。他的决策不但使他在国际上大丢脸面，也使他失去了中国民心。当然受害最大的还是中国，中国人民。曾任他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日后说：“中国方面因对条约与国际法的信念，与对国联势力及美国等信誉之依赖过深，卒为最大的牺牲。”
这以后的一年，蒋介石开始重新审视国联和日本，开始慢慢走出了他的梦幻。美英等国也从这次外交惨败中吸取了教训。为了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也开始逐步打破过去的所谓中立，以政治、经济对日本施加压力。他们对中国作用开始有所醒悟，意识到要真正解决中日战争，究竟要靠谁。从这一天起，中国对日本有限度的抵抗开始得到各国舆论一定的支持，蒋介石手中的美钞也多了起来。
蒋介石畏畏缩缩地向前迈出了一步，开始了一边抵抗，一边谈判的策略。这一步虽然有些深重缓慢，徘徊曲折，但毕竟还是前进了一步。3年后，一向以自强不息而骄傲的蒋在日记中写道：“国联正各自扩张军备，而一面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易作依赖任何一国之幻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一个痛苦的挫折，一个沉重的代价所换来的寥寥数言。
“二？二六”，军刀舔血向战争
1936年2月26日凌晨，一片银色的东京还在鹅毛大雪中静静地睡着，整座城市一片宁静。
凌晨5时，东京市麻布区第1师团驻地，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余名官兵，在安藤、河野2名大尉及8名中尉的指挥下，分成数路，杀气腾腾地扑向沉睡的市区。
震惊日本和全世界的东京“二？二六”兵变，在一些日军少壮军官的长期酝酿下，终于爆发了。可此刻，大祸临头的日本军政大员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却浑然不知，毫无戒备。
攻击首相官邸的，是粟原中尉指挥的第1师团步兵第1联队的300名士兵。他们装备有重机枪7挺、轻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和手枪20支，子弹1万余发。这是一支完全按实战要求装备的部队。这股部队分成两路，在首相官邸枪杀警卫警官4人后，冲进内宅。在走廊上遇到了冈田首相的内弟、陆军预备役大佐松尾。叛军误认为松尾就是冈田首相，一阵乱枪将其击毙。在松尾身上费了点周折，就给了惊魂未定的首相喘息之机。在1名女佣的帮助下，冈田在女佣狭小的衣柜中呆了数小时才被人救出，在叛军哨兵的眼皮底下化装后逃出官邸，幸免于难。刺杀首相之后，粟原中尉又分兵一部，袭击了日本久负盛名的《朝日新闻》社。
与首相相比，内大臣斋藤就远没这么幸运。步兵第3联队的坂井中尉指挥15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内臣官邸围了个严严实实。当叛军嚷着冲进院时，斋藤早已被军靴踩在雪地上的“嘁嘁嚓嚓”的声响和吵嚷声惊醒。但他刚冲出屋子，便迎面撞上了叛军。一阵乱枪过后，坂井带着几个士兵走上前去，又挥起了军刀和刺刀。斋藤可算是最惨的一个，共遭受弹伤47处，刀砍和刺伤几十处，当即死亡。为杀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竟然采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日本陆军的残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何况被斩杀者还是日本国的重臣。如果日军士兵对自己的上司都能采取如此丧失人道的作法，人们对1年多后南京城里那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暴行自然也就不会觉得奇怪。斋藤的死不仅令西方社会看到了日本军人的兽性，就连天皇日后得知时也不禁倒吸凉气。
袭击斋藤私邸的另一股部队，携带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