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提出，如果王亚樵的组织缺乏活动经费，他“愿意尽力帮忙，予以接济”，以为花点钱就可了事。但想不到王亚樵的回答大义凛然，漂亮之极：“我这么做，并不为钱，而是为国家民族大义。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国民，要对他加以制裁。”一口封死了任何花钱化解的可能。
随后，王亚樵通过杜月笙开出解决问题的条件，要其转达张学良：
“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人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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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惟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氏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会没有引信
了。”
杜月笙是上海社会最有实力的闻人大亨，但对王也有三分忌惮；而王自忖人手、势力远不如杜，双方“讲斤斗”的结果，是限其一月，请张学良离开上海。
于是，在宋子文、吴铁城、杜月笙等人的规劝下，张学良下定决心，趁此机会，首先戒毒，然后立即出洋考察、休养，并将此事呈报蒋介石。张学良戒毒之心由来已久。热河之战后期，内外艰难的处境使他无烟几乎无以生活。身心枯槁憔悴，不但严重影响了他引兵征战，而且留给外界一个活脱脱东亚病夫的模样。联想到他的不抵抗政策，国人无不对他厌恶顿增。他毕竟才30岁出头，国难家仇待他去雪，痛苦委屈他要去消。他要戒毒，从头再来。不久，张学良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为其请得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名医米勒替张戒毒。
戒毒生活开始后，痛苦折磨得张学良脱了形。几次烟瘾发作时，张学良口吐白沫，满地打滚。有几次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准备略作退让，延长戒毒期。但张学良狠下了心，他似乎把这几年来的痛苦、屈辱、仇恨都归结在毒瘾之上，发了誓要一次戒成。每次毒瘾将犯时，他便让副官长谭海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并当着众人的面把铮亮的手枪“啪”地拍在身边桌上，吼道：“难受时谁要是帮忙，到时可别怪我六亲不认，打死谁活该。”
男儿之耻莫过怯懦、屈辱，莫过杀父之仇不能报。张学良身为男儿，又是东北3000万父老的父母官，这沉重的压力终于征服了难以想象的苦痛。再说王亚樵1个月的期限并不长，到时即使王亚樵炸不死他，在中国再闹个满城风雨，张学良也丢不起这个人。
内外压力，终于促使他一次戒毒成功。4月初，张学良病情已稳定下来，枯黄的脸上终于有了红润，这不但令张本人大感振奋，更令张学良身边的人欢呼雀跃。
张学良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及卡尔佛医生，从上海登上了一艘意大利邮轮，远渡重洋，赴欧洲考察。此时，王亚樵限定的1月期限即将结束。
3年多后，当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时，不知王亚樵作何感想。如果3年前上海的一颗炸弹结束了张学良的生命，那中国全国抗日局面又不知要拖到何时，中国的历史也许就是别一个写法。
长城，古老的御术难御敌
1933年3月，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放洋出走西欧。
张学良前脚走，蒋介石后脚就委任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新委员长。刚从江西“剿共”前线大败而归的总指挥何应钦代理了张学良的职务，进驻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华北军事。
此时的华北，随着中国军热河战败，已是边关告急战云压顶。
危急时刻，蒋介石把曾留学日本、在国内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放在多事之秋的华北，完全体现了南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华北不似东北，蒋介石对东北可命令部队不放一枪而后退，东北毕竟易帜归入中央不算太久，对华北他却不敢。华北是中国北方的中心，有着象征着大中华的千年古都北平。放弃华北，无异于放弃半个中国。
何应钦赴华北前，蒋介石指示这位“位极人臣”的国民党军第2号人物：此去华北，应拒日军于长城各口外。军事上迫不得已时，可与日军交涉停战。
何应钦上任几天后，便向华北各部队颁下战斗命令：
命傅作义将军率所部第7军团防守独石口，傅作义可设军团部于张家口；
命已与敌在热河交过手的王以哲第7军先防守古北口，待中央军徐庭瑶第17军到达后再换下整补；
命宋哲元率29军防守喜峰口，将日军顶在长城防线的突出部外；
冷口方面的防务由商震率第32军担任。
此外，由长城撤下来整补的东北军也得到命令：整补完毕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布防。驻节察省多伦的孙殿英41军须坚守多伦以东地区，威胁敌后，使日军不能不顾及身后。
长城，2000年前秦始皇抵御外敌人侵的古老工事，想不到又成了2000年后中国抗击外敌人侵的唯一工事，中国人，该为中国数千年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而骄傲，但也不能不为今日武备的废驰而痛心。秦皇时代，毕竟没有飞机大炮，但今天，中国军队必须面对这些。
3月9日，喜峰口要隘首先告急。
当时，防守喜峰口的是万福麟东北军第53军，该军虽有5师另1旅的庞大编制，但自热河之战兵败凌源、平泉后，士气低落、无心再战。29军王治邦旅下午说好当晚29军便可接防喜峰口，请万福麟部再维持半日，待旅前卫抵达。但就在王治邦的111旅接近喜峰口时，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的前卫队开始进攻喜峰口。万福麟军扼守喜峰口天险的1个旅竟在日军一阵炮击后望风而逃，丢了喜峰口高地。
29军援兵眼睁睁地看着喜峰口落入日军之手，又是气愤又是焦急。王旅气愤不过，当即令最先赶到的师特务营投入战斗，夺回喜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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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峰口，是长城诸口隘仅次于古北口的第二大险关。关口高地，对口内、口外都是居高临下。万福麟部轻易失关，给接防的29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务营虽为全师主力，但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和关口高地上泼来的雨点般的枪弹，打碍十分艰苦。黄昏时分，营长王宝良率部争夺高地时中弹身亡，全营攻势受挫。恰在此时，增援的王长海团到达，迅即投入战斗。山上山下，一片混战，王团虽无力夺回喜峰口，但至少压住日军，使其不敢出击。
3月1日，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3个旅的主力一夜奔跑，按时赶到了前线，迎头击退了向下冲击的敌军。一整天，喜峰口前线枪炮隆隆、硝烟弥漫。几座小高地上，双方反复争夺，谁都不肯退缩一步，但谁也无力打垮对方。
11日，双方冲上杀下，又是一天激战，战况仍然胶着。日军兵力有限，几次反击都被击退；29军向山上仰攻，携枪不易。营、连长一声令下，士兵们身背大刀片，腰别手榴弹向上硬攻，无奈火力不足仍无法突破敌防线。
当晚，29军改变策略，决定以王治邦旅正面抗击，而以赵登禹旅2个团、佟泽光旅2个团出潘家口、董家口，绕袭敌左、右侧背。两日来尝到装备劣势苦头的29军在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想到了这么个以长击短的大胆办法。
夜半，两支连日苦战的疲惫之师出发了。几天来，长城内外连降大雪，雪到地上结成冰。赵、佟旅官兵虽然疲劳，但雪夜行军，奔袭敌后，士气十分高涨。拂晓前，赵登禹旅按计划到达敌特种兵宿营区；佟泽光旅亦快马疾进插向敌右侧后。
突袭前，旅长赵登禹把第一线突击任务交给了董升堂团。董升堂是赵登禹手下的一员虎将，膀大腰圆，有一身好武功。夜袭日军，大刀、武功将是隐蔽行动的好办法，赵登禹关键时刻又想到了董团。董升堂欣然受命，背插两柄鬼头刀，率全团扑向三家子、小喜峰口；与此同时，王长海团也悄悄地乘夜暗摸向狼洞子及白台子敌炮兵阵地。白天，鬼子的炮打得邪乎，晚上大炮不能上刺刀，王团绝不会放过这些厉害的铁家伙。
雪夜，天冷得厉害。苦战数日的敌军人困马乏，正拥被熟睡。
尤其小喜峰方向的三家子、前仗子日军骑兵驻地，满街是马，敌军在屋里酣睡。整条街竟是死一般沉寂。日本人作梦也想不到白天硬顶着飞机、大炮压力的中国军会在雪夜采取偷袭战术，因而毫无戒备。许多日军被砍下脑袋或腹部被大刀刺穿时还在梦中。
29军夜袭战极其成功。
喜峰口内外高地日军不但被斩杀众多，坦克、大炮也大多落入中国军手中。一场干脆利落的夜袭战！
29军夺回喜峰口，痛歼日军，击毙联队长植田大佐，并在日后的防御战中，挫败日军无数次进攻，将日军拒在口外。
同时，罗文峪方面也发生激战，29军另一部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军大战数十天，击溃了进攻之敌，使日军难越雷池一步。
日军长城前线指挥官板本中将见29军正面无隙可乘，只能转兵冷口、古北口等其它方向。
喜峰口、罗文峪战役大获全胜，毙敌甚众，一时引来各方强烈的反应。
北平、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喜峰口大捷，把29军的大刀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抵御巳军现代化装备的，该是这种古老的兵器。接踵而来的各界慰劳团体也几乎毫无选择地往29军跑，反而冷落了几天后在长城沿线战斗更激烈的数个其他中国军，其中包括徐庭瑶的中央军第17军。
当时，全国各界人士只能从报纸、电台上了解到前线战况，而新闻记者只认打胜仗的中国军队。
29军虽为西北军，一支杂牌部队，但喜峰口的胜利却使其得到了极大的荣誉和声威。
30年代中国著名作曲家田汉蘸着兴奋和激动的泪水，谱成了一首享誉全国的《大刀进行曲》，并且一唱就是几十年。
喜峰口一战也使日本国内大哗。日本战地记者壮着胆把喜峰口惨败的消息发回国内，日本各报相继转载，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
最气愤的恐怕是关东军司令官、铁硬的武藤信义大将，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板本中将电报中，他不留情面地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喜峰口、罗文峪使日本关东军意外受挫，主攻方向的调整使长城一线战局一时形成对峙。
前方战事的紧张并没有影响北平城内坐镇居仁堂的军分会委员长坷应钦上将的豪兴。一日，他邀请参谋长黄绍垃外出打猎游玩，当下，两人带上卫兵驱车直奔西郊颐和园。
阳春三月，昆明湖冰水初解，绿水浮冰间，成百上千的野天鹅纵情值鸣，这少有的一幅公园美景竟勾起了两人猎兴。黄绍命卫兵找来了管园的人。
面对一个军政部长、一个内政部长，管园的老者心里有些打鼓，尤其看到两人手上的猎枪。当黄绍问这园中的野天鹅能打不能打时，管园人策略地回答道：“还从没有人打过。天鹅一到冬天就飞来，一过春天就又飞回去，是颐和园的天然美景。也许是没人打，它们才敢年年飞来。”
何应钦猎兴大发，手痒痒的，急急忙忙地打发走管园的，操起了猎枪……
权威、显贵，使几只无辜的天鹅遭了殃。这以后，天鹅便告别了美丽的昆明湖，再没来过。
打猎完毕，何应钦与黄绍散步闲聊。谈话间，何应钦提起了远在赤峰的孙殿英第41军。看得出，何应钦对孙殿英不但大为不满，甚至有些怀疑。
“孙部3万余人，3日前就已抵赤峰、围场一带。我让他们固守多伦以东山地，吸引日军，可他那里没怎么打就向回退。一路上拉夫扰民、四处骚扰，已有很多人到我这里告状，有的人甚至说他接受了伪满的委任状。我已停了他们的军饷、给养。”
黄绍听罢，当下问询道：“敬之兄，说孙部通日，可有证据？”
“没有，不过该部非但没能吸引日军兵力，反弄得怨声载道，总该让他们反省反省。这些地方土顽，真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我相信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何应钦贵为军政部长，对孙殿英这种军不像军、匪不像匪的部队最是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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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有必要派个人去看看。眼下用人之时，万不可把他们逼急了，如果没人可去，我可以走一趟。”黄绍听出了何应钦的弦外音，当下自告奋勇道。
“季宽兄如能前往，自然最好不过。不过快去快回，长城战事的平静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还会打起来。到那边一切事你可全权处理。”
4月，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在沽源以北的平地脑保见到了41军军长孙殿英。孙殿英一脸的麻子，给人的印象粗鲁愚昧，但此人憨愚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一颗精明狡诈的心。10年前东陵盗宝，他成了全国的靶子，但他拿出盗来的一部分财宝四处打点，甚至捅到了蒋介石、宋美龄那里，最后事情竟不了了之，相反是得了财宝又出了名。今日见内政部长兼参谋长亲自到来，联想到两月来停扣的军饷、给养，自然知道眼前这位“钦差”的份量，不待黄绍把话说完便忙不迭地表白道：“部长有所不知，多伦地方虽大但人烟稀少，给养自然困难。别说鬼子来，就是鬼子不来，我这3万来人呆在那儿吃什么。这儿虽有些山，可这能叫山吗？寸草不生不说，地势也平缓，让我拿什么去挡日本人的坦克？！部队开来后，既无兵站，又无存粮。部队不自己解决怎么办，怎么作战？军纪太坏我承认，可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我不想让自己的队伍走到哪儿都受人欢迎？”
孙殿英仗没打好，嘴皮子倒很是利落。黄绍对实情不了解，也懒得跟他磨嘴皮，当下又暗示道：“现在外面有很多闲话，你知道吗？”
孙殿英是个明白人，一听这话来了气，骂道：“他妈的，我知道外面有人造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