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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活鱼上来了，是河豚。张仲平亲自到船边看着餐厅的大师傅从浸在江里的渔兜里挑的，整整四斤。河豚有巨毒，据说还是国家保护动物。媒体就有过吃河豚死人的报道，但河豚肉质细腻鲜美，很多人把吃河豚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种独特经历，好像敢于冒险一品美味的人，就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胡海洋尝了一口，说不错。唐雯接口说，好吃你就多吃一点。唐雯这句话是跟赵薇学的，赵薇打的那个食品广告目前正在不少电视台播放，顺口就用上了。唐雯对这则广告印像很深却跟小雨有关。小雨对过去崇拜的小燕子这时候由于军旗的事早已深恶痛绝，每次只要看到她一露面都要接上一句，说你吃了去死吧。张仲平也随声附和，请胡海洋放开了吃，不够再上一条。张仲平说：“说不定下次就轮到别人吃我们了。”胡海洋说：“这种事情确实很难说，真要有这样的机会，别人也不会客气，会吃得你只剩下一根干干净净的鱼骨头，不过，这鱼吃下去以后会怎么样？心里是不是直发虚？”唐雯说：“你们俩说什么呢？”两个男人相视一笑，说吃鱼吃鱼。
吃完饭把唐雯送回家以后，张仲平提出找个地方去喝茶，胡海洋说：“算了吧，你我就不要讲究那些形式了。在外面谈话还没有在房间里方便。”于是就回了胡海洋入住的鹏程酒店。
话题又回到了《周易》上。胡海洋说：“一般的人不知道《周易》，知道的也仅以为是一部占卜的书。连秦始皇都是这样的想法，对它很蔑视，这才使它在焚书坑儒中躲过一劫。至孔夫子起，历代儒学对它的评价却很高，把它排在四书五经之首。现代名人、学者对它的评价更高了，认为它无所不包。包括天文、历数、数学、音律、科学、哲学、艺术甚至医学、兵学、术数等等，许多中外学者对《周易》的作者西伯姬昌更是崇拜和敬仰得一蹋糊涂，将之奉为神人、圣人。比如蒋介石，他的两个名字都来源于周易中的‘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像》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又比如钱钟书的《围城》，男主人公叫方鸿渐。鸿渐二字源于‘渐’卦：初六，鸿渐于干。什么意思呢？是说大雁渐渐地飞到了水边的浅滩上，很有诗情画意吧。”
张仲平笑了一笑，没有接话，他也请人算过命，却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易》。
胡海洋说：“西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开始写周易的时候已经82岁了，身份是个阶下囚，他是从周族首领沦为阶下囚的，人生际遇的反差特别大。关他的人是谁？就是残暴的殷纣王。殷纣王为什么关押姬昌？原因荒唐透顶。据司马迁说，纣王时有个九侯，九侯有个很不错的女儿，不仅长相漂亮，而且还很贤惠。她被殷纣王召进宫之后不喜欢与殷纣王酒河肉林地淫乐，纣王一发怒就把她给杀了，还株连到她的老爸九侯，纣王把他也杀了。鄂侯为九侯辩护，殷纣王也把他杀了。那时候杀人多简单，像割韭菜一样。殷纣王把鄂侯杀了还不算，竟然下令让刽子手将他剁成肉酱做成肉饼让大臣们吃。西伯姬昌听闻此事之后仅仅长叹了一声，就被人告了密，就这样成了囚犯。昨天还贵为首领，侍者成群，今天却沦为阶下囚人下人，等于天上地下，一脚踏在阴间，一脚踩在阳间。可以想像，刚开始的时候，姬昌一定是惊魂未定的，九侯、鄂侯被杀的血腥味可闻可辨，自己时时刻刻都有被杀的危险。上午我们测的那个鱼字，说头上有把刀，这把刀跟姬昌头上的刀比就真的不算什么了。姬昌头上的刀会不会落下来？什么时候落下来？谁知道？不说姬昌不知道，就连殷纣王也不知道。照道理他是应该知道的，因为姬昌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里。但这种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殷纣王本身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他要动什么念头，常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一颗心不上不下的悬着是最难忍受的状态。很多人不怕死，却怕不死不活。姬昌要改变这种状态，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自己占卜。姬昌以前人们占卜用的都是伏羲八卦，需要用龟甲。坐在牢里的姬昌哪里来的龟甲？只好就地取材用蓍草来代替。姬昌将八卦图用蓍草节摆在地上，不用演算，光是方位就已经让姬昌不寒而栗。纣王贵为天子，处离位，属火，西伯姬昌处地位，属水，两相相克，势大为上，姬昌斗不过纣王，看起来只有死路一条。谁想死呢？姬昌虽然已经82岁了，仍然不想死。不想死怎么办？只有求变一条出路，置于死地而后生。怎么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换位。比如可以让河流改道，河北面一些属阳的地方就到了河的南面，反而属阴。后来的风水先生为什么总是建议起屋时座北朝南？为什么朝向已定的建筑为了改变阴阳变化而设立一些机关、玄关？无非是通过人的行动改变自然天成的原始状态。”
张仲平说：“等等，我上次去你公司，看到墙上挂了一幅八卦图，是不是跟你刚才讲的有关系？”
胡海洋笑笑，说：“算是吧。易，变也。易的含义因蜥蜴而生，蜥蜴是冷血动物，是变色龙，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身体的颜色。可是，当我们对所谓的变色龙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时，是不是更应该对它天生的应变能力赋予一种由衷的尊重呢？”
张仲平说：“难怪你办公室另外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蜥蜴图。当时我觉得怪怪的，想开口问，又怕唐突。行，你接着把姬昌的故事讲完。”
胡海洋说：“姬昌坐了几年牢？七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呀。一开始的担惊受怕慢慢地钝化了，总得找点事来打发时光。再说了，如果他整天担惊受怕，吃饭睡觉都想着悬在头上的那把看不见的刀，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抑郁而死呜呼哀哉。姬昌于是决定研究伏羲八卦，丰富伏羲八卦。郭沫若说过一段话，意思是说八卦的根柢，与古代生殖器崇拜有关，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并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在姬昌眼里也是这样，慢慢地，一个宇宙摆在他面前了，人的各种状态一一在他眼前呈现，原来刻板的、呆滞的东西变得生动起来鲜活起来。父子君臣，不再是上尊下卑，而是相互依存。一年四季循环往复，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天道为阴阳，地道为刚柔，人道为仁义。三道包罗万像，互动制掣，变化无穷。原来伏羲的八卦远远不够了，将其重叠组合，就有了64卦，384爻。先卦像，后卦辞，卦卦递进，相辅相成。宇宙万像，社会丝缕，一切玄机都襄括其中了。”
张仲平说：“胡总这些说法太专业太深奥了。一般人也就关心昌姬的命运，怎么样？他头上的那把刀落下来没有？”
胡海洋说：“没有。后来纣王放了姬昌。姬昌次子灭纣而立周朝，并封姬昌为文王。怎么样，够张艺谋拿出拍一部电影了吧？”
张仲平说：“张艺谋的电影越来越臭，他最近的那部片子非常弱智，简直就叫风光儿童片。我刚才在想，姬昌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世界上的事情还真是很难说。我一边听你讲一边在想，纣王完全可以杀姬昌为什么没有杀他呢？他难道不懂斩草除根的道理？姬昌是不是在冥冥之中调动了神灵的力量以自救？姬昌被囚禁，无疑是一种灾难，但是如果姬昌没有这一出，是不是也就没有了《周易》呢？”
胡海洋说：“张总你这几个问题提得都很好，你再仔细想一想，社会上的哪一个人不都是孤独无援的？谁能够真正控制得了自已的命运？姬昌做到了吗？纣王做到了吗？纣王以骄奢淫逸、拒揀饰非、残暴无道闻名于世，可是，他并非一开始就是庸碌之辈。为帝之初，也是很有作为的，曾推动中原文化向长江流域发展。人有命运吗？人的命运是先天注定的并能预知吗？其实，鬼神的力量与其说是一种超自然的现像，还不如说是人的一种心理需求与慰藉。所以古寺大庙才会成为芸芸众生寄托梦想、寻求庇护的福地。最底层的老百姓是这样，达官显贵政要巨贾更是这样，因为即使是后面一种人，生活中不可预知的因素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很多的。沿用我们下午的比喻，他们是真正的大鱼。而鱼越大，目标也就越大，盯着他们的眼睛也就越多，谁也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渔网渔钩现代捕鱼器在等待着他们。”
张仲平说：“胡总，我听着听着怎么觉得你好像有一种消极宿命的味儿？”
胡海洋说：“不对，不仅不对，而且正相反，对限制的认识与洞察是自由的开始，你不是也说了吗？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在社会中生活。按照拟鱼化的说法，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既然我们逃脱不了成为鱼的命运，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成为一条大鱼。小鱼有小鱼的快乐，大鱼有大鱼的风险，但是，毕竟大鱼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要大得多。海纳百川，鱼游大海。在我们的比喻中，大海是没有工业污染的童话世界，是梦幻的乐园，总是令鱼心向往之，不管有多少暗道机关，鱼总是要向大海游去的，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张仲平笑了笑，说：“看不出胡总还是一个诗人，要转回去十几二十年，我们可能不是像现在这样坐而论道，而是一边豪饮发酒疯，一边高声朗诵普希金惠特曼了。”
胡海洋也笑了，说：“张总你也不要嫌我老夫聊发少年狂了。人们为了说清楚一个道理，总是忍不住打比喻，但任何比喻又总是蹩足的，很容易被人找出漏洞。所以，沟通的最高境界是不说话，所谓的此处无声胜有声。次高境界是少说话，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张仲平不住地点头，说：“对对对。我还想知道，胡总是怎么迷上《易经》的？”胡海洋说：“我们公司有个皮顾问，我对《周易》感兴趣，完全是受他的影响。”张仲平说：“皮顾问是谁？是不是世外高人？”胡海洋说：“不是高人，也不是怪人，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曾经是共产党的厅级干部。”张仲平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优秀人才都在各级党政机关里面。胡总能网罗到这样一条大鱼为你所用，不简单呀。”胡海洋说：“你错了。他早就不是什么厅级干部了，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像周文王一样，曾为阶下之囚。”张仲平说：“怎么回事？”
胡海洋说：“这个皮顾问其实是我的亲舅舅。我跟他的关系挺奇怪的，他在台上那会儿，我还没有下海，想换个工作，求到他头上，他死活不肯帮忙，还跟我说了一番大道理。后来我下海赚钱了，表妹上大学，我送了五万，既是真心感谢他当初没有帮我解决调动问题才促使我出来自己干，也多少有点显摆的意思。你猜他怎么着？不仅分文不收，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没有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哪里来你们这些暴发户？我舅舅是个清贫的人，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他家里也实在太寒碜了。人造革的沙发，水泥地面，上个世纪80年代的简陋家具，连我这个做侄儿的都看不过去。我舅舅可不是做秀，也并非天生的怪人，就是因为没有钱。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够受人尊敬的了，试问现在的干部有几个纯粹是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反过来说你如果只靠那一份奉禄，你就只能安于清贫，你刚才说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精英都集中在党政干部队伍里，这话没错，却不一定是一种好现像。我认为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去直接创造财富，做企业或经商，这样，他的付出和获得才能对等。否则，老在官场上混，混得出来还好，混不出来，就会心里不平衡，要么变成庸才，要么就会想歪点子捞钱。这话扯远了，还是说我舅舅吧，他在仕途上倒是一帆风顺。当过中学校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他事事处处都以焦裕禄为楷模，在他所有工作过的地方都树立了清正廉洁的良好形像，群众口碑甚佳，他从县里往地区调时，数千百姓含泪相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还以为是拍电视剧。任地委书记期间更是掀起了廉政风暴，开会或接待上级来人时严格实现‘四菜一汤’，收缴机关公车、清退干部违规住房。行署专员收了别人一台冰箱，他召开民主生活会三番五次劝其退回。他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相反，工资中的一部分还用在上访群众住宿和交通上。炎炎暑日，他不开空调，摇着蒲扇办公，他说企业和农村用电紧张，能省一度是一度……他的事迹在中国最高级别的所有媒体上作过报道，他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他绝对不是台上讲廉政，台下搞腐败的人。这样一个人，最后却沦为了囚犯，而且，罪名是受贿。这样一个人会搞腐败？我真的不敢相信。心想他肯定是权利之争的牺牲品，原因很复杂可能也很简单，就是他搞廉政建设时得罪了人，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迫害，或者说有小人加害于他。那时我压根没想到，那个”小人“竟然是我。舅舅防范拉拢腐蚀的警惕性一向很高，把自己的清白看得比生命还重。那时我大学一位同学在城市信用社工作，赶上一个晋升主任的机会，候选人有三个，我那同学各种考评成绩都是排名第一，可心里总不踏实，求到我头上，希望我跟舅舅说说，打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