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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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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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八页。

4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十二页。

5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三十六页。

6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一十页。

7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九页;并《研究》,一百零四至一百零五页。

8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鲁迅信,《研究》,一百二十六页至一百二十九页。

9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八十七页。

10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三十六页。

11鲁迅:《厦门通信》,《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九页。

12同10。

13许广平:《鲁迅与三·一八惨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三百六十八页。

14鲁迅:《黄花节的杂感》,《而已集》,四页。

15鲁迅:《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集外集拾遗》,二百十五页。

16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17清水:《我怀念到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七十五页。

18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四十五页。

19周伯超: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致鲁迅信,引自《研究》,二百七十页。

20许钦文:《鲁迅在杭州》,钟敬文编:《鲁迅在杭州》,杭州,《西湖文艺》编辑

21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三十八页;并《研究》,一百八十九页。

22鲁迅: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五页。

23许广平: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七十页;并《研究》,二百二十页。

24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四十八页;并《研究》,一百九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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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爱情并不能使鲁迅摆脱困境。就拿他到广州这件事说吧,他所以愿意去,除了与许广平会面,也还有另外的意图,他自己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致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1可他人还未到广州,郁达夫和郭沫若已经离开中山大学,不能建造联合战线了。他却仍不泄气,将眼光转向中山大学:“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了。”2这所谓“还像样”,就是指像北京大学的样。他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对蔡元培创立的那一种崇尚自由的大学风气,对这风气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始终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确,在现代中国,只要存在这样的大学,那就无论遇上怎样的专制和高压,思想的火炬都不会熄灭。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要想对社会施加影响,恐怕也只能从发扬北大凤气这样的事情人手。所以,鲁迅一到中山大学,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一头扎进教务堆中,忙得不可开交。他公开以“五四”时候的风气作为标准,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就特地举出北京大学作为榜样。直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大举“清党”,从中山大学抓走几十个学生,他还以“五四”为例,在他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据理力争:“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借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3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无沦说话做事,他的态度都那样积极,和在厦门时候是大不同了。

但是,迎面就有一连串壁在等着他碰。首先是广州的激进青年对他不满了。他初到广州时,这些青年曾经热烈地欢迎他,蜂拥去听他演讲,有的还直接去找他。可是,鲁迅毕竟看多了黑暗,即使极力振作,在演讲会高呼口号,话一说长了,还是会流露出阴郁的意思。他说广州是一个红皮白心的萝卜,说广州的青年把革命游戏化,甚至说广州有大叫,却无思索,无悲哀,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和文学,4你想想,整日沉浸在狂热情绪中的激进青年怎么听得进这些话?他到广州才一个月,就有人以“鲁迅先生往哪里躲”的标题,在报纸上批评他。“鲁迅先生!你莫尽自在大学教授室里编你的讲义。……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往哪里去躲!”5接着,更有人用近于无理的态度责问他:“你不愿意从事文学革命;你又不去做武装者的革命;那么你处在今日的中国,更拿着一种什么革命的东西在领导着一般青年?”6与此阿时,广州的文学界也开始有人批评他“落伍”,认为在北伐的形势下,《阿Q正传》那样的作品已经没有资格再自称是革命的文学,7面对这样的不满,鲁迅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当然不愿意青年人误解他,读了那篇《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他立即清许广平以她的名义,写了《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的解释文章,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但是,他又很知道,他其实无法向这些青年解释清楚,以他们的天真和幼稚,怎么可能理解他那“无话可说”的深刻的迷惘?他只有暗自苦笑了。

接着是中山大学内部的人事纠纷。鲁迅虽是教务长,学校的实权却操在教务委员会手中。这委员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哗等人,都是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老字,他们绝不愿意将中山大学办成北大那样的学校,鲁迅和他们自然不会有多好的交情。文科主任傅斯年,本是鲁迅在北京时的旧识,却那样热衷权力,也使鲁迅很失望。二九二七年三月,傅斯年更将顾颔刚请到中山大学来当教授,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可傅斯年还是将顾请来了,鲁迅立刻就辞了职占他写信对朋友忿忿他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指顾颉刚'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口头路的。”8他原是一介书生,不习惯做行政事务,性情又梗直,不会拐弯抹角,就很容易与刁钻的同事发生矛盾。全是为了自己的那一点“野心”,才勉力挑起教务长这副担子,现在竟弄得连势不两立的对头也跑到身边来当教授,这岂不是又落入厦门大学的覆辙了吗?依他向来的脾气,自然是一走了之。

当然,他更震惊的还是“四·一五”大搜捕。自到广州以后,他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好感,也为北伐的节节胜利感到高兴,他那样无保留地赞扬孙中山,除了受风气传染,也因为他大体上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可是,一直举着孙中山的旗帜的国民党,竟会这样大规模地搜捕前一天还是同盟者的共产党员,抓去那么多无辜的人,还要那样残酷地杀戮被捕者,还要得意地形诸笔墨,什么“用斧劈死”,什么“乱枪刺死”……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在北京,是段棋瑞的卫队屠杀请愿学生,到广州,却又看见国民党更大规模地杀戮昔日的盟友,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逃不脱这样的惨剧?他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这些青年似乎还格外起劲。在北京时,青年学生的冷漠和健忘,已经使他深受刺激,现在这更可怕的情形,会给他怎样沉重的打击?他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9在南方的温暖、生机和光亮当中,竟看见了更为严重的寒冷、死地和黑暗,他简直目瞪口呆了。

国民党的“清党”不但在精神上给他严重的打击,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对他造成威胁。他和广州的共产党人本没有多深的交往,但他曾列名于成仿吾等人的一个颇具赤色意味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又恰在“清党”后的第六天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有些人就难免要推测,他这是在表示抗议。知情者如傅斯年,又故意含糊其辞,更助长了这种推测,以至香港的一家报纸公开登出消息,说他因为“亲共”而躲避起来了。鲁迅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不会太担心。但是,在当时那种满街军车急驶,人人风声鹤腴的情况下,有了那样的传闻,实在也难保不会出什么意外,所以,他又不敢放松警惕。他在广州已经无事,却宁愿忍受酷热继续逗留,这除了一时决不定何去何从,是不是也为了不愿授人以柄呢?10“清党”给了他刃晰大的震惊,先前那不惮以恶意去揣测世事的习惯自然会膨胀起来,倘若他不自觉地夸大种种可能的危险,一时神经过敏,也是十分自然的吧。直到五月底,他的担心才开始消减,有朋友听到传闻,写信来问,他国复潞:“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11口气已经轻松了许多。到了七月,他更公开露面,到一所中学和广州市教育局作了两场演讲。人既露了面,那些流言自然就消散了。

流言消散了,他也就可以走了。九月二十七日,他和许广平一同登船,离开了广州这块险恶的是非之地。可是,还没容他们喘口气,新的麻烦又来了。当时广州往上海的船,都要经过香港,香港的海关人员,也就要上船检查。鲁迅这一回自不例外,遇上两位身穿绿制服,如狼似虎的检查员,把他的书籍和皮箱翻了个底朝天,甚至撕碎装鱼肝油的纸匣,捅穿饼于坛子的封口,最后是收了他二十块钱的贿赂,才放过了他。鲁迅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检查他,船上的茶房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这真使他愕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连生得太瘦,也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在这一刹那间,从归国时家乡人对他的胡子的指摘,到北京时有关他的门牙的流言,种种不愉快的记忆,都一齐涌上心头。那天晚上,他便在船舱里铺开稿纸,愤激地写道:“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儿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怅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12我不禁想,倘是二个向来就活得自在的人,遇上这样的事情,也许会哈哈一笑,自认倒霉罢,但鲁迅却生发出那样强烈的悲愤,他显然是想到了自己不断碰壁的一生。他正要到上海去,到那同样有着洋主子,而同胞的奴气恐怕比香港更为炽盛的洋场去,轮船上的这一场屈辱遭遇,会给他心头蒙上一层怎样的暗影呢?

果然,到上海才一个多月,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了:“应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静,殊苦。”13三个月之后又说:”我在上海……心也静不下来,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14他去上海的本意,是想静静地休养一阵,既是缓减身体的疲惫,也是澄清思想的混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躲进草丛中,舔净自己的伤口。可哪里想到,他一踏上上海的码头,就又成为许多人包围的目标,纷纷上门拜访,还要约他写文章,拉他去作演讲。他到上海的第一个月内,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敲门,有时一天要来好几班;他搬进景云里的寓所才半个月,就已经有人笑嘻嘻地找来了,一定要请他去演讲。他当然要发牢骚了。

不过,应酬虽然麻烦,毕竟也还热闹,朋友和慕名者的笑脸的簇拥,多少也可以拂去一些类似在船上遭人检查的不快。何况又有许广平陪伴在旁,楼上楼下都充盈着新的家庭温暖,单是应酬多一些,鲁迅大概也不过就是发几句牢骚,并不会真觉得大苦。但是,事情却远没有这样轻省。上海不比广州,与北京更不相同,这是一座混杂着精明和浅薄的现代城市,一个不断滋生出机敏、势利、浅薄和赤裸裸的利害之心的大温床。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脚,上海的文坛和学界,也就格外显出五花八门的斑驳的色彩来。既有徐志摩、胡适那样的绅士派,也有蒋光慈、成仿吾那样的激进党,既有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更有数量多得多的只知道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你想想,鲁迅这样一个人,骤然跨进这样一个世界。他将遭遇到的,哪里会只是那些应酬?

比方说,他到上海才二十夭,地处江湾的一所劳动大学的校长易培基;就上门来请他去授课。他是鲁迅在北京时的熟人,态度又非常殷切,说是每次用汽车来接他,鲁迅就答应了。可是,才上第二次课、那汽车就奶奶来退,害得他焦急地等了老半天,第三次干脆就不来了,”此后也没有下文,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事情,他还是头一回遇到。”再比如,也是他刚到上海不久,郭沫若托郑伯奇和蒋光慈来找他,说是要联合起来:还在厦门的时候,他就有过这个打算,听了自然高兴,于是联名在报纸上登出启示,宣布要诙复《创造周报》。可这事又没有下文了,他等到一九二八年初,《创造周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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