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弄虚作假，死人就越来越多，情况也就越难封锁。反映安徽问题的信件有一部份送到了中央。1960年4月，中央监委派审查处处长刘力生和信访科长张珉去安徽潜山了解群众生活情况。8月，中央监委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群众生活情况。11月，中央监委派李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情况。这几次调查得到了一些真实情况，但由于从上到下封锁，他们没有得到安徽的全面情况。12月，中央根据中央监委反映的情况，派以中央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工作组去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参加工作组的有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监委、共青团中央、和农业部等部门的干部。不久，安徽省委书记、省监委书记曾庆梅和蚌埠地委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说工作组听信坏人的话。工作组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央监委会议，听取派往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安庆地区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生原因，以及有关当地领导封锁消息的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安徽省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反映情况不实。
由于安徽省委不让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的活动，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因此，在这次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之前，王从吾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接着，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批评了他们，把张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检举材料向他们谈了，他们表示认错。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央监委会常委会上说：昨天，我与曾庆梅、单敬之同志谈话，指出：第一，你们回去以后，一定彻底揭开盖子；第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也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央监委；第三，对张少柏应给予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老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对他不打击报复；第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说，他完全同意检查组的意见，他们准备检查处理。扣压人民来信问题他们有责任，向中央写信反映检查组的问题是错误的。
1961年4、5月间，中央监委又派农村处处长李坚、张珉等人去安徽进一步调查。李坚等先不到合肥，而直接到下面了解情况，他们得知蚌埠15个县、阜阳8个县、肥东、肥西宣城等28个县大量饿死人情况。蚌埠监委书记邓衍才告诉他们，蚌埠地区15个县就饿死了100万人。李坚等又到凤阳、定远，得知更多的情况才回到省里。他把省监委的人集中起来，要求他们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省委怕从监委打开缺口，对监委施加压力。曾希圣看到李坚的调查材料，拍桌子骂：“他们在安徽搞特务活动！”老红军翁可业（省监委副书记）调查了蚌埠15个县，曾把调查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置之不理。翁可业把调查汇报的底稿交给了李坚。李坚向王从吾作了《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王从吾将这个材料以调查组李坚的名义送给了中央书记处。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曾希圣辩解说，是下面向他封锁情况。中央监委王从吾拿出翁可业给省委的报告底稿，对曾希圣说，已经有人向你们报告了，怎能说下面封锁你们？曾希圣才无话可说。
安徽的盖子迟迟没有揭开，所以饿死的人很多。直到1962年1月7000人大会上，才彻底揭发了安徽的问题，中央批评了曾希圣的错误，曾希圣作了检讨。
2001年春，83岁的李坚对本书作者说：盖子揭开得早，死人就少一些，安徽盖子揭得晚，死人就多，四川盖子一直没有揭开，死人就更多了。
3，欺骗肚皮
在粮食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安徽省各地采取了欺骗肚子法。一种办法是让同样的粮食多出饭，营养价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显得更饱。
改进做饭的办法，同量的粮食多出饭。粮食严重不足，不少食堂创造了“先进的”做饭方法，1960年1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发文推广。文件说：“这些先进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饭率，最高达到一斤米出饭8斤，山芋干出饭达四斤四两，都较原来的出饭率提高了二三倍。”对此事“必须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教育，对各种右倾思想应给予坚决的反对和批判”。这个文件介绍的方法如下：
净米饭先进制作方法：
高温双蒸法。每碗放米1。25两，再兑入开水5两，然后将碗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用大火蒸到九成熟时，再兑入开水4两复蒸，前后约60分钟即成。每斤米可出饭8斤。
一炒三蒸法。先将米入锅炒10分钟，再用开水浸泡10分钟，泡透后再将水除去，入锅干蒸20分钟，再盛出摊凉后加水（每斤米放4斤7两水）复蒸10分钟后，再盛出凉干（10分钟），最后加水再蒸。每斤米可出6斤饭。
浸泡双蒸法。先把米用开水浸泡半小时，连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蒸，半小时后拿出摊凉（约10分钟），每斤米再加水4斤6两，再蒸40分钟，每斤米可出饭6斤2两。
双蒸法。每碗放米1。25两，参水6。6两，放在开水锅内蒸煮，30分钟后每碗再加水2。5两，复蒸20分钟后，每斤米可出饭7斤半。
泡米复蒸法。先把米用水泡10分钟，水除去摊凉以后，将米放入锅内蒸20分钟，再拿出摊凉并再进行复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饭6斤半。
蒸煮法。先用热水将米浸泡20分钟后，入锅煮，到米涨开时捞出复用笼蒸，每斤米可出饭5斤4两。
干、湿双蒸法。将米干蒸后，以1。7两米兑2。6两水的比例，加水复蒸，每斤米可出饭5斤6两。
山芋丁饭先进制作方法：
双泡双蒸法。先将山芋丁用水泡2小时再蒸，蒸后1小时取出，用凉水浸泡后，再放入笼内兑水复蒸，每斤可出饭4斤4两。
浸软复蒸法。先用温水洗淘山芋干，待浸软后，入锅干蒸，蒸熟取出摊凉，10分钟后再加水（每斤山芋加水1斤1两）复蒸，一个半小时后成饭，一斤山芋丁可出饭4斤4两。
山芋面饭先进制作方法：
炒烫法。先将山芋面干炒，炒后用开水烫，山芋面凉透后用水拌合，制成馒头，入笼蒸后，每斤山芋面可出饭4斤4两。
发酵蒸馍法。将山芋面进行发酵，制成山芋面包，一斤山芋面可蒸出馒头3斤。
小苏打拌制法。用混合面做饭时，先用水烫一烫后加小苏打拌合，做出馒头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馒头4斤。
豆粉面制饭法。先将豆粉面炒熟，冷凉，用开水烫后，用温水拌合制成馒头蒸出，每斤面可出馒头4斤4两。
很明显，上述“先进”制作方法，并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只是吸水多一些，膨胀得厉害些，而且反复蒸煮，破坏了营养。农民说，这是“欺骗肚皮的”的办法，但是，只要把肚皮装得满一些，农民还是愿意接受的。这种量不增多、营养下降，而显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为减肥食品。因为它可以满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营养。
大力寻找代食品。上述“先进”的制作方法，还是需要粮食（包括山芋）的，到后来粮食完全没有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只好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号召，当时的各级党报也大力宣传某些代食品的营养如何丰富。
1960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采集代食品。以蚌埠为例，1960年11月29日，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全市小秋收会议上作了《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的专题报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为中心的小秋收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过好生活搞好生产的一个关键性措施，我们必须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以发出了《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 ＇61＇52号），文件一开头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来，我市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采集野菜的高潮。”报告进一步强调野菜的好处，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住清明前后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掀起一个采集野菜的新高潮。
1960年11月29日，蚌埠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的报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的营养价值：
表43一些代食品的营养价值
品种（公斤） 蛋白质（克）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 热量（卡）
玉米芯（粗粉） 66 25 68 812
红芋叶（粗粉） 185 58 128 1900
红芋藤（粗粉） 168 59 116 1785
红芋茆（粗粉） 90 70 113 2273
黄豆荚（粗粉） 100 47 113 1356
榆树叶（干粉） 185 47 101 1663
桑树叶（干粉） 163 92 40 1853
化生桔（粗粉） 122 32 91 1221
红芋叶（淀粉） 92 66 294 2260
红芋藤（淀粉） 101 49 470 2727
黄豆荚（淀粉） 103 27 394 2227
资料来源：程光华：《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1960年11月29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与庄稼有关的，或一般荒年吃的榆树叶、桑树叶之类。几个月之后，这些代食品吃光了，就把一般荒年不吃的野草当代食品了。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发出的《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这些代食品的营养。
表44 每1市斤各种代食品的营养成份
代食品名称 脂肪（克） 蛋白质（克） 糖分（克） 热量（卡）
地豆子 3。75 27。9 32。4 275
猪牙菜 1。5 17。9 2。5 95。5
荠菜 0。5 36 35 288。5
香荠菜 1。5 24。9 22。5 203
豆瓣菜 1。75 23。8 19。6 180
芙莉苗根 1。25 12。4 95。7 443。5
拉拉藤 1 21。9 24。6 195
野辣菜 4。25 18。6 17。9 157
蒿兰菜 1。75 18 27。3 197
草鞋底 1 20。6 16 155
双叶苗 2 23。2 35。5 253
剪子股 2。45 22。6 13。9 168
面条菜 1。15 25。7 19。5 191
羊蹄棵 0。2 31。1 20。7 209
资料来源：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年3月26日。
蚌埠市留下来的上述两个文件中，都提到一个月有数十万人次上山、下田采集代食品。然而，野菜、树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树皮没有了，野菜也没有了，代食品也很难采集了，人们只好坐以待毙了。
我在凤阳看到一份文件：《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60。10。1）》，粮菜混吃，是节约粮食、保证吃饱吃好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产、大种萝卜的同时，还应大搞各种代食品，以弥补当前蔬菜之不足。每亩约计可采集豆叶100 ─150斤。采后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挤出绿水，变成豆叶块，煎、炒、熬菜或兑粮食做饭都可以。
4，“救命田”救了农民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共产主义倒退回来。1958年各地搞“一大二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乐观其成的。“一大二公”引起的“五风”造成了很大破坏，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来，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是指公社、大队、生产队，即人民公社的财产由这三级共同所有，而生产队是基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遏制“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没有改变“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的状况。生产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责任田酝酿于1960年秋，试点于1960年底，形成于1961年春，结束于1962年底。对于安徽的责任田，毛泽东态度暧昧，他前后四次表态值得玩味。
1960年8月28日，曾希圣提出了在生产队下划份三个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10月，他进一步提出：“生产队下面均设生产组，避免生产大呼隆。”这年10月，曾希圣接替舒同，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1月，安徽省委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曾希圣从山东赶回安徽，在会上他强调：“我们是三级半所有制，小组是半级所有，以加强生产责任制。包产仍实行双包制，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此后，这个办法在安徽省得到全面推广。但以生产小组为单位还是没改变“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问题，只不过是“大锅”变得小了一点。
1961年元旦后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长张祚荫和郑锐到山东向曾希圣汇报情况。曾希圣听完汇报后向他们讲了几件事：第一，关于恢复农村经济问题，他说可以走包产到户的路子，并说已给黄岩同志打过电话，请他亲自去金寨县搞包产到户的试点。第二，已经向毛主席请示，农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让社员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问题，主要责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请示，拟不再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回安徽纠正自己的错误，把安徽生产搞起来。
看来，曾希圣深知安徽问题的严重，他捂盖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问题之前，自己把问题先解决掉，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
1961年2月，曾希圣从山东卸职回安徽，路经蚌埠时，在此地驻点的省委常委张祚荫向他谈了一件事：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73岁的农民刘庆兰带着有肺病的儿子上山开荒，没有牛，没有犁，只靠一把锹，第二年收了粮食3300斤，除了口粮种子外，还卖给国家1800斤粮食，向公社交了60元钱。可见，包产到户不仅是农民的要求，而且的确能解决问题。
一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办法。“劳动底分”就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10分，妇女为6分，少年为5分，是事先评出来的。按底分包地就是按劳动能力包地。这样，就把土地分包给劳动力了，只要上交承包的粮食就行了。曾希圣强调，这不是单干，因为土地和大型农具还是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