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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敬礼
张家义八月六日于郑州市
从这两信中还可以看出，张家义是一个善良而真诚的人，他的组织观念还是很强的。然而，就是这两封信，使这位团政委成为四川省八个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一。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当时的政治斗争逻辑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会议，除了揭露出来了61个各种“分子”、批判了8个重点人物之外，还通过了两个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泸州地区以邓自力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告》十分重视。1959年10月13日批转全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9＇807号），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在我们队伍里只是少数，但是他们不仅会在他们所主管的工作范围内妨碍总路线的执行，而且他们的思想在适合其发展的气候下，会像病菌一样向外扩张、传染。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为了教育干部和群众，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倾错误的同志，都必须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加以扫除。
这个按语中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一连用了三个“一切”，可见其态度的严厉和坚决，文件下达之后，全国的反右倾斗争升级。中共四川省委第11次会议之后，全省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相应的会议，全省的反右倾斗争热烈展开。
在农民正在大量饿死的农村，是怎样反右倾的呢？早在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这个文件指出了农村右倾思想的表现：1，在农业生产上，他们把增产计划指标定得越来越低；2，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少报产量，瞒产私分，有粮闹粮。既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尽量扩大销售指标；3，在公共食堂上，他们不主张积极办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制造混乱，以达到他们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单干的目的。文件说，“上述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倾向，也是实现各项任务的主要障碍。”“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实质上是党内一小部分不坚定分子在生产、粮食、食堂、抗灾等斗争中的动摇，是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分子，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不满的反映，并且有的就是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为了保证增产，节约粮食，战胜灾荒，必须系统地彻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从9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农村展开一次反对右倾思想的大辩论。”“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极少数右倾分子．．．．”
从这里列出的右倾的几项表现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还是主张高指标、高征购，还是要保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而这些都提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这些正是大饥荒的根源。他们不仅不改弦更张想办法缓解饥饿，实际上还在继续制造饥饿。
指导思想既定，就在农村开展大辩论、大批判。“通过这次辩论，使右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坚定分子坚定起来，使右倾思想失掉市场”。我已经在本书其它处作过介绍，大辩论、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头游戏，而是拳脚相加、捆绑吊打，而是眼泪加鲜血。
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把一些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规格要求的，报产量低了的，说落后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理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是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杨在外逃期间因没有吃的，患了严重的肿病。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个重叠起来的板凳上斗争，斗争后没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据万县地委龙宝工作组9月20日报告，龙宝公社在反右倾中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排队，在全社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234人当中，坚决拥护总路线的占42。3％，在个别问题上有右倾情绪的占44。9％，右倾思想严重的占10。3％，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占2。5％。通过排队确立了“依靠谁、团结谁，批判教育谁”的阶级路线。辩论前对骨干队伍进行了组织和训练。因此，在辩论会上，右倾思想严重的人“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公社和食堂的优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干部和社员100人。然后，进行组织整顿，“保证了贫雇农和促进派占领导优势”。
在反右倾斗争中，各地报上来挖出多少瞒产私分粮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2月18日向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据万县统计，在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自动交待瞒产私分粮食达740多万斤。自贡市区双塘等8个公社自报出隐瞒粮食620多万斤，占总产量8％。巴县各人民公社在扩大干部会上批判的76人当中，彻底低头认罪的有71人，占93。2％。这个报告说，“大批判带来了大跃进”，巴县各人民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共收到保证书决心书2344份，竞赛挑战应战书1260份。会后生产上“一跃再跃”。邛崃县采取大兵团作战，改造冬水田40万亩。事后证明，这些数字有的是政治起哄，有的是虚假的。这些隐瞒的粮食是子虚乌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粮食征购的任务。
除了农村以外，工厂、学校也开展了批右倾斗争。1959年11月7日，在重庆潘家坪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上，李井泉进一步扩大斗争面。他自问自答地说：“机关那些非党群众要不要搞？总而言之是要搞的。职工群众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农民的观点都带到工厂里来了，工人队伍中也不纯洁，也需要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进行改造。学校看来也要反右，但中央讲，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有些人实际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只批思想。”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以“引蛇出洞”，把1957年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坑人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工作，定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倾不只是在1959年。从1958年到1962年的整个饥荒年代，是不断地批右倾的，不过没有1959年那么集中罢了。
在反右倾斗争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面列举一些官方数字：
截至1959年11月20日，全省省、地、县三级机关干部共有197015人，在反右倾斗争的运动中，参加运动人数为127694人，共有9425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973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有6452人。重点批判对象占干部总数的4。78％，占参加运动干部数的7。38％。这组数据不包括成都市非党干部数和泸州、凉山各县的数字。见表34。
表33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
表34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
（1959年12月22日 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制表）
干部总数 参加运动干部数 重 点 批 判 对 象
三类 四类 三四类合并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合计 197015 127694 6452 3．27 5．05 2973 1．51 2．33 9425 4．78 7．38
省级机关 22287 22148 689 3．10 3．15 205 0．91 0．92 903 4．05 4．1
地专级机关 52938 27617 1371 2．61 4．96 550 1．05 1．99 1921 3．66 6．95
县级机关 121790 77929 4383 3．6 5．62 2218 1．82 2．85 6601 5．42 8．47
说明：1，本表数字是各地截至11月20日的统计，还不是最后的定案数字；2，地专机关干部总数中缺成都市的非党员干部数；3，县级机关中缺泸州、凉山各县数字；4，表中三类即“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1月21日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数字与上表数中，省级机关的数字与上表一致，地、县两级数字略有差别：地专机关：共有干部51248人，其中，严重右倾的1332人，占干部总数的2．59％；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24人，占干部总数的1．02％；两类合计1856人，占干部总数的3．62％。县级机关（缺两个专区县人数）：共有干部116840人，其中严重右倾的4076人，占干部总数的3．48％；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081人，占干部总数的1．78％，两类合计6157人，占干部总数的5．26％。
除了省、地、县三级机关以外，全省区级机关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05人（不完全），占区级干部总数的3。46％；公社党委书记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030人（不完全），占干部总数的7。18％；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为120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99人；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的人数为38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3。99％，占参加运动党员干部总数的4。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62人。
公社以下干部受批判的人数没有全省的统计数字，但个案统计数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县以上大得多。1962年10月13日中央工作组情况简报写道：合川县1959、1960、1961年三年间，由于反右倾扩大到基层，整风整社、反瞒产私分等运动，共处理了干部5184人，占全县干部总数25283人的20。5％，其中公社以下干部17716人，处理了4699人，占26。5％。各级干部处理面是：公社级：党委书记占60％；党委副书记占35。7％；正副社长占36。7％；一般干部占28。6％。大队级：正副书记占57。2％；正副大队长占38。7％；一般干部占31。6％。生产队级：正副队长占24。8％，一般干部占11。8％。江北县兴隆区自1958年到1962年，全区大队一级的干部328人当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40％；在454名生产队长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51％。
以上数字是枯燥的，但每一个数字后面却是血淋淋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是无情的摧残折磨和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
1961年9月，四川省委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精神，对在1959年反右倾以来被错整的人给予“甄别”。对致死、致残、自杀的干部和社员，区别情况经济上给予轻微的补偿，政治上给予安抚。但对在运动中自杀的干部不予抚恤，被开除了党籍、团籍的，不再恢复党籍团籍，并应指出自杀行为是错误的。
四川省的反右倾并没有结束。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重庆市团委的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联系四川省实际，谈到四川省饿死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团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于克书提议向中央写一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况，其他几位团市委副书记都同意。于克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署名写了一封匿名信，为了避免查出笔迹，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出来。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于克书到北京出席会议。会上，他们向胡耀邦汇报了四川的情况。胡耀邦和他们二人的谈话被整成简报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是，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书记约廖、于二人谈话。他们向杨尚昆作报三个半小时的汇报。杨尚昆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得知情况后主持会议，派人到四川调查。李井泉得知这些情况后，利用八届十中全会抓阶级斗争的机会施行报复。1962年4月23日－5月8日，重庆市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是萧泽宽，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是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认定他们是四川省刮“黑暗风”、“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