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同姓同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
10月22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了潘焕杰对当时镇原县情况的口头汇报后，竟然立即表态：“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他们便从平凉、泾川调来了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县城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如临大敌。然后，分三批逮捕了许国和、张万寿等县、社干部169名。10月31日，省委批准将此案定性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后死于狱中333人），管制147人；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有3000多人。
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逮捕关押的人，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用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有的造成终身残废。许国和、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20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并采用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张万寿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戴上“骑马铐”（即从裆下把两手铐上），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把矛头对准镇原县的广大干部，而且对于在镇原县粮食问题上说过公道话的省、地干部，如平凉地委第一书记薛程、专员崔世俊、省委副书记霍维德、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思宏等，也都进行了批判。镇原县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也都被集中回县进行检讨，接受批判。
30年代曾任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的邹介民，在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时，曾与刘伯承、张浩、李达、宋任穷、罗炳辉等红军将领友好合作，对支援红军有过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在陕西宝鸡任职，肃反运动中，刘伯承、李达等证明他是民主人士。他与许国和、张万寿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见过面，却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从宝鸡押回镇原，判处死刑，未及批准执行就死在狱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起义的董其武部下团长慕介夫，1958年在家养病，也被定为许张集团成员，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死前在狱中哭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自食其言……”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随风倒”，谁也不敢再说实话，报真情，自然也就“顺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两个月时间内，就将全县87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10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抽调7万劳力（占总劳力数的72。5％）到华亭等地大炼钢铁。在农村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提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大炼钢铁之后，紧接着又集中8万多劳力（占总劳力的83％）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口号是：“斩断三河，水上五原，大战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库，打井10万眼，挖窖8600个，实现井窖星罗棋布化”。与此同时，又提出几个“大办”，并很快宣布实现了“万厂县”，“七天扫除文盲”，办起了700所大学等等。
当时，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深翻地15尺、亩施肥200万斤、亩下籽180斤、亩产粮40万斤、“耕一余十三”（即耕种一年所产粮食够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笼了，以至于把1958年全县的粮食亩产确定为比上年的实产翻两番。与此同时，还大刮“共产风”，提出“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使，有债大家还，劳动不记工，分配平均摊”等口号，任意平调劳力、土地、牲畜、家禽、农具、房屋、树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连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都平调去了。如此“大跃进”，弄得群众苦不堪言，生活越来越艰难。
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经济上被肆意掠夺，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据1961年统计，1958年以来全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6708人。根据县委在马渠公社三个大队的调查，三年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由于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县劳动力由1957年的12。8万，减少到1961年的10。3万，三年多时间减少了18。8％。同期，全县牲畜减少了4346头，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其实，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纯系子虚乌有。1961年12月4日，平凉地委向省委报送了关于平反此案的报告。省委于1962年7月17日批复同意地委的报告和结论。但是，由于当时的甄别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参与主持下进行，大部分问题只作了内部纠正，未公开平反，而且结论材料还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尽管大多数冤狱的干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当，继续含冤受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庆阳地委协同镇原县委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1981年3月19日，甘肃省委发出为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一起重大冤案。”
三、“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甘肃省的“共产风”两起两落。第一次是1958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劲的共产风，1959年6月至9月停止了（这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反“五风”的措施，两次郑州会议。甘肃省搞全民算帐，清理退赔），1959年9月以后“共产风”又重新刮起（庐山会议的影响）。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召开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三年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级经济要占全部农村经济一半以上。这使“共产风”越刮越狠。
甘肃省定西地区在1959年秋后再度刮起的“共产风”有以下形式：
――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大办农牧场，无偿平调土地、劳动力、畜力。陇西县北寨公社办农场，就从生产队无偿拿走土地2700亩，牲畜132头，羊2000多只，猪150头；
――借机关大办粮食为名，机关、学校，任意平调农民土地；临洮县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共有426亩水地，被机关调走了311亩；
――借大搞千头牛场、万头猪场为名，猪、牛一律无偿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陇西县的社队办的猪场，猪的死亡率达80％以上；
――借基建征地为名，多占地，占好地。临洮县级9个单位，以基建征地的名义，占用城关公社土地92。5亩，分文未付；
――借大搞协作为名，不分你我，乱调劳动力，工分不清理；
――借调整耕作区为名，队与队之间无偿调拨土地；
――借“帮公社修办公室”为名，无偿使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
――借公社搞储备粮为名，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粮食。
“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靖远县城关公社东关邻生产队听说公社要调骆驼，就把40多峰骆驼提前杀了吃了。东关生产队听说公社要办养猪场，就把40多头大小猪全都杀了吃了。
敦煌县1958年全县办成一个人民公社，县干部想快一点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制。1958年，想把生产队的羊三年内变为公社所有，采取了“三、二、五”的办法，即公社调走30％，大队调走20％，生产队留下50％。牛、马、驴也上调不少。1959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经济来源只剩下积累提成一项，农林牧副渔都没有了。公社经济如此薄弱，共产主义因素怎么能发展起来？秋季正好赶上反右倾，乘机又把羊收上来了，当时按羊只总数的20％上调公社。在公社的影响下各大队也“平调”生产队的财产，如大队办牧场，调生产队的牲畜。结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队的羊只由于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调上来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时任敦煌县委书记的马骥英在1960年底总结教训时说：“如何对待共产主义？思想不明确。到底谁共谁的产？总认为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应当是公社共生产队的产。认为社有经济大，过渡就快，快总比慢好。因此总是想从生产队上调，发展社有经济。”
郑州会议重新明确了所有制问题，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小队为基础），为的是从所有制上制止“共产风”蔓延。但是，甘肃省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批判过“四级核算”（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很多干部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中形成了过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越多越好。因此，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持怀疑态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的资金和物资从哪里来？只能从社员和生产队那里“一平二调”。
武威县永昌公社沈郁大队，自然条件优越，本来是一个富队。1958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很猛。县、公社从生产队里乱调劳动力，调牲畜；用生产队里的青砖石灰修发电站；生产大队把小队的牲畜集中喂养；各队之间互调劳动力不记工分，修居民点、搞沼气，拆了社员500多间房子，花费了25000多个工作日，15000元；收回社员自留羊，砍伐社员的自留树。等等。结果，集中起来的60多头小牲畜只剩下3头。全生产队的牲畜不到1958年秋天的一半。社员积极性不高，畜力不足，生产下降，1958年平均亩产250斤，1959年平均亩产157斤，1960年只有63斤。1960年1月到7月，死亡141人。
民勤县新河公社西湖生产队也是一个刮共产风遭到严重破坏的生产队。这个队1958年初共有381户，1787人，其中劳动力521个，耕地2850亩。这里本来是一个生活水平较高的队。1958年冬季，刮起了强劲的“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以建社办工厂、幼儿园、食堂、兴修水利、建新村等种种名义，无偿调走社员和生产小队的土地、房屋、劳动力、牲畜、钱、粮、草、料、农具、家具。结果，从1958年秋到1960年底，大牲口由208头，减少到160头，羊由463只减少到75只。原有猪78头，到1960年底一头也没剩。大车由112辆减少到56辆。1958年粮食总产量54万斤，1960年只有19万斤。1958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32元，1960年只有10元。
四、荒唐的引洮工程
在粮食产量上搞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刮“五风”（关于“五风”，请看本书第19章），这些甘肃省和其它省份没有多大差别，甘肃省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洮工程集“五风”之大成，对促进甘肃省的饥荒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8月，我在临洮县和岷县采访时，一些老干部介绍了不少当年引洮工程的情况。后来，我又看到了《炎黄春秋》1993年第3期上杨闻宇的文章，使引洮工程的情况更加清晰。下面所叙述的，了我在两县采访得到的资料以外，都是出自这篇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