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
后来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及时的指导。所谓计划指导，实际是一连串的错误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
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消费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分配问题。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资分配。因此，把拿利息当作剥削。中国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家把工厂交给了国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后来也被当成剥削的根据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视。
按劳分配，谁来分配？实践的结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隶。分配者可以随时剥夺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资源。干部在公共食堂里随意对农民“扣饭”，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
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将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变成平等的互助关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然而，这个美好的理想一经实践，就出现了和他们初衷相反的结果。
这个理想的第四项内容，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怎么办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
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至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根本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马克思主义者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他们没有说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很长很长。共产党执政时期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嘻笑怒骂”，“对意识形态的全面专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领袖专政。专政对象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而是不愿意效忠领袖的人。
由于从古代的集体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针对人的魔鬼性的，都针对社会不平等种种社会弊端的。因此，自古以来，这种思想体系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处于下层的百姓是它的忠实信众，一些同情下层群众的知识分子，也极力宣扬它。从康有为到李大钊，都主张“大同”和“共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美好的理想，以各种通俗的或深奥的形式，向各种年龄、各种不同文化水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灌输。虽然在实践中，有些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不能动摇的，中国共产党还把对这种信仰是不是坚定，作为考察党员、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
这样，共产主义信仰就成了1500万共产党员的集体信仰，还通过政权的强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都信奉这个集体信仰。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它的党员：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不相容的两回事。信仰通常中坚定的，而科学是要不断地发展和扬弃。信仰是心灵的，而科学需要实验去验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学性。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共产党的舆论控制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一大批人成了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宗教感情。
从古今中外的教派斗争中我们得知，凡是怀有极端宗教偏执的人们，通常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异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必然如此。于是就出现了大跃进年代（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残酷迫害。
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最早将社会主义一词译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杂志》，1877年黎昌庶随郭嵩焘出使英法，接着又转任德国和西班牙的使馆参赞。《西洋杂志》是他对欧洲的了解。这本书中两次提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将Socialist一词译成“平会”，“会”是“会党”的意思，即当时中国民间结社。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平”字，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有关。稍后，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对马克思的一些片断介绍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贫”、“均富”、“富民”的安民学说。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中国人蔡尔康节译的英国哲学家基德（梁启超译为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将译著命名为《大同学》，用中国的“大同”思想来理解、介绍社会主义。１９０２年１０月，梁启超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提到马克思的“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 。不过，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抑强济弱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与此并列，还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都曾著文介绍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认识各异，也不打算在中国实践。宋教仁认为共产主义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等人本来是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宪政国家，但当时相当多的人把那场革命当作一场种族革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上，“驱除鞑虏”放在第一位。“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反对“异族”统治是宋、明以来的主流传统。
当年在武汉三镇经历过这场革命的老人回忆，当时不叫“辛亥革命”，而称“兴汉灭旗”，即振兴汉人，消灭旗人。当时杀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乡距武汉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时（当时距辛亥革命仅30多年）多次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为了区别汉人和旗人，有些革命军抓住俘虏就让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陆伯陆司陆”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后一个“溜”字还没出口，就已人头落地。
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有人在明陵举案祭奠，以政权归汉来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灵。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这样狭隘的革命成功以后，就很难有制度创新了。大清帝国的旗号换上了中华民国的旗号，清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它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以及清帝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几乎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混乱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断地寻找救国之路。二十世纪之初，达尔文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种种学说纷纷在中国登场，各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
本来，英美等国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那时已经介绍到中国。当时，由华盛顿、杰弗逊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正如陈独秀在晚年（1940年）所说的，这套制度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从苏联那里接过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这不是少数精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机缘。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鸦片同时进入中国的，是靠洋枪和大炮打开国门的，是与割地、赔款的耻辱和圆明园的废墟相联系的。这些，势必在中国人中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近几年来，余英时等学者提出了与毛泽东这个看法不同的见解， 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发生的。在西方野蛮性的市场扩张和两种文明冲突中，强者一方采取了令人遗憾的血腥、残暴、掠夺手段，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外强入侵面前，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
其次，中国专制制度统治的时间过长，在中国没有像西方产业革命以后的那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英国，16世纪资本主义就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专制制度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民间经济没有发展的余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晚了一两百年。1872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现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多数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业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这些企业都窒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中。在封建专制条件下，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