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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征购指标定为1150亿斤，销售指标定为855亿斤。7月5日上午6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800亿斤，或810亿－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9－1960年度，征购任务为1100亿斤，销售计划为820亿斤。由于估产5000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1100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购粮食453．8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 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月1日到11月20日，征购入库已达897亿斤，比往同期多275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79亿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计划；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亿斤，完成1200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比往年更加顺利。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60％发生在这一年。
表219 大饥荒年间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59 59－60 60－61 61－62
全年 419。66 505。19 526。48 362。09 268。45
下半年 134。03 201。01 166。93 132。67 57。16
三季度 84。06 102。20 101。14 84。47 53。24
七月 38。73 42。18 37。55 35。14 25。97
八月 23。02 31。56 29。37 27。13 19。73
九月 19。31 28。46 24。22 22。20 13。54
四季度 49。97 98。81 75。85 48。20 37。92
十月 16。75 36。06 28。59 17。96 11。86
十一月 15。54 31。02 22。10 13。54 11。76
十二月 17。68 31。73 25。16 16。70 14。30
上半年 285。63 304。18 359。49 229。41 171。29
一季度 94。46 110。26 142。71 89。46 171。29
一月 22。19 30。18 33。63 21。63 16。61
二月 22。96 29。88 40。91 26。13 15。93
三月 44。31 50。20 68。17 41。70 31。04
二季度 191。17 193。82 216。78 139。95 107。71
四月 59。09 69。67 78。02 49。49 38。18
五月 72。71 72。87 77。92 49。43 37。46
六月 59。37 51。38 60。84 41。03 32。07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国家销售给农村的粮食除了供给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以外，基本是征购的“过头粮”的返销。从返销的数字可以看出，每年7－12月销售少，1－6月销售多。7－12月离秋收时间近，农民自己可以维持一部分，1月以后，就得完全吃返销粮了。1958年和1959年过头粮征得多，返销粮也就多；1960年和1961年过头粮征得少一些，返销粮就少一些。
七、压农村，保城市
如果说，1959年末粮食部门因收得多、销得少、库存增加而喜悦，到了1960年夏天，粮食部门开始尝到上一年对农民压榨过度的苦果了。7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负责人的一个报告 称，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辽宁的10个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区情况紧急，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6天。
由于1959年冬到1960年春饿死人太多，到1960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报粮食产量了。10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各省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汇总起来只有3535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3900亿斤还少。征购进展十分缓慢，而销售却增加很快，粮食库存不断减少。那时，全国82个大中城市6100万人口，9月底库存只有26亿斤，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沪、辽等地库存很少，随调进，随销售。10月16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上的报告说，今后9个月（今年10月到明年6月）剩下的销售指标只有648亿斤，每月平均72亿斤。上年度同期实际销售886亿斤，月均98亿斤。农民的口粮指标剩下更少。李先念说，如果每月平均销售量不比上年度减少26亿斤，今年增加33亿斤的粮食库存计划就不能实现。李先念总是念念不忘国家粮食库存，把国家粮库看得比农民肚子还重要，这是统购包销制度的必然。没有宽裕的库存，他就无法保证粮食供应，而粮食供应首先保城市。
城市粮食定量虽然一压再压，但还有保证。可怜的是农民。据谭震林1960年11月2日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6月，每人每月的口粮为：山东11。13斤；河南17斤；河北17斤；山西20斤；辽宁20斤。这些口粮中以地瓜为主，如河南的17斤中只有5斤纯粮，山东没有纯粮。 这还是国家供应指标，各级尅扣口粮的情况分严重，农民能吃到口里的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实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底，贵州正在大批饿死人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
如果说过去几年压农村、保城市只是实际操作不见诸文字的话，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却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8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去年6月底库存300亿斤，今年只有147亿斤，其中新粮55斤，库存再也不能挖了。准备进口粮食500万吨，但外汇紧张。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好转先于城市。问题在城市。要紧缩农村，保大中城市。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
1961－1962年度是粮食部最难的一年。粮食部反复算账，算来算出，中央粮库要亏空120亿斤（贸易粮）。国家打算进口100亿斤来补这个亏空。但外贸部估计，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有旱灾，我们的外汇又不够，进口100亿斤有困难。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还是挤农民的口粮。1961年粮食产量只有2850亿斤，即使全部留给农民，农民的口粮还不如1957年（1957年农民占有粮食3130亿斤）。实际上，这一年从农村净调出粮食383亿斤，拆原粮460亿斤。这样，农村人均占有粮食比1957年少123斤。 幸亏很多地方已放宽政策，农民自留地、三边地生产了一些粮食，有些地方还搞了包产到户，形势实际开始好转。否则1961年饿死人会更多。
1961－1962年，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有1。2亿人，仅供应的口粮食就有400亿斤，还有食品业、副食酿造业及工业用粮，总共需要500多亿斤。尽管从农村挤出383亿斤粮食，但不能满足城镇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1961－1962年度，城镇粮食销售量比1959－1960年度减少了122亿斤，但比1957－1958年度还是多48亿斤。为了补上亏空，只好进口粮食。1961－1962年度，进口粮食115。5亿斤（从1961年上半年就开始进口粮食，1960－1961年度进口粮食42。9亿斤）。从1961年开始，津、京、沪主要是靠进口粮食维持。1961年8月26日，李先念在粮食、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1961年购买力为675亿元，而商品可供量为655亿元。尽管商品供不应求，还是要优先保证出口。为了进口粮食，一定要挤出一切可以出口的东西出口。 出口的商品是猪、蛋、油之类的食品，还是从农民的嘴边上夺过来的。进口的粮食只供应给城市。这也是压农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亏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应急措施，农村的粮食比前两年度多了（全国总产量统计数为2950亿斤，实际上农民自己在“三边”地上种的粮食很难进入统计），征购粮却比前两年大大减少，只有679亿斤。这是几千万农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让步。但这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也减少了150亿斤。农民还在饥饿中挣扎，据粮食部统计，1960年农民的粮食占有量比1955－1957年三年平均数减少了190多斤。1961－1962年度，全国农村大约有1亿人口每天吃粮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压农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应方面。1959年春季，食油供应紧张，城市紧，乡村也紧，出口任务完不成，工业用油不能满足。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决定把农村的食油供应坚决压下来。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以外，其它农村6、7、8、9四个月不供应食油。中共中央为此下了紧指示。 1959年9月1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采取这个措施引起了不少议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也有这一条，他们说农村不供应食油农民会造反。现在证明，农民没有造反。”李先念用农民没有造反的事实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言不由衷。他说：“农村9月份恢复供应，但是供应量不能超过停止供应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应标准已经减少到2两，新油上来以后是不是增加上去？我们的意见不再增加。”
众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热量是碳氢化合物（即淀粉类）的好几倍。本来热量不够的农民，却剥夺了他们吸收脂肪的权利，这是农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干什么？出口是一个方面。1958－1959年度，收购食油25。7亿斤，出口4。38亿斤，国内销售不到19亿斤。农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连鸡蛋也吃不上。肉和鸡蛋到哪里去了？国家强行收购走了。国家用强制手段要农民交蛋交肉。有些地方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按人头下达指标。国家收购的生猪和鸡蛋一是满足城市的需要，二是出口。1960年4月19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行念要求各省加强收购副食品，他说，收购上来的蛋，80％出口，20％内销。内销中第一是满足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带有调侃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吃鸡蛋。工农联盟，工农都不吃鸡蛋。”他说的“满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就是城市的特需供应。特需供应的对象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高级干部。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粮食短缺，全国上下都大搞代食品运动，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10日，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 说：“为了广泛开展大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省、地、县各级党委和较大的企业、机关、团体党委，都要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代食品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已经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由总理亲自挂帅，还设立了专门办公室。”谭震林说；“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叶蛋白这几种东西，比大米、小麦、高梁、玉米的营养价值还高。”中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利用他们“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寻找粮食以外的食物。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这个建议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用粮，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他们提出了一批“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