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④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⑤
会上，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⑥
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二十六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板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⑦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未宥”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已收入《毛泽东选集》），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电报中指出：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刚，必须坚持，不可忘记。”⑧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⑨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⑩
这天晚上，他们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十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九月一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⑾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⑿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二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⒀
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⒁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九月二十一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十月八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