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41）。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
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辏А⒄院闾柚鳌�
给罗章龙的信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十一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十二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2）
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一九二○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四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43）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
① 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页。
②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③ 罗学瓒致祖父、叔祖父信，1918年10月16日。
④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8日。
⑤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⑥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⑦ 毛泽东致舅父母信，1919年4月28日。
⑧ 罗学瓒致毛泽东信，1919年11月1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68页。
⑨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⑩ 据萧三1918年3月31日记载：“二兄来坐已久，……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⑾毛泽东致杨钟健信，1921年9月29日。
⑿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⒀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⒁易礼容：《有关新民学会的史料几则》（1979年7月7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页。
⒂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1号，1919年7月14日。
⒃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
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⒅毛泽东：《健全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临时增刊第1号。
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⒇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
（21）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2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23）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4）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5）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6）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7）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28）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29）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30）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3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133页。
（32）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33）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3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
（35）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1979年5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页。
（36）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3日。
（37）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38）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日。
（39）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6日、7日。
（40）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1920年11月25日。
（41）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年11月26日。
（4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43）毛泽东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第04节建党初期的实干家
二十七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二○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
杨开慧生于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比毛泽东小八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一九一八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一九二○年二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人》寄给杨开慧，上阕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大概只有在热恋中的深情男子，才会写出这样温柔缠绵的词句。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牵挂着新民学会的活动。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确立新民学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时机也已成熟。长沙的会员好些日子没有开会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一九二一年元月一日至三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会。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届时“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元旦这天，下了一场雪。邹蕴真回忆：“那天早饭后，一人徒步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书社是租用旧公馆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①
到会的有十多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仍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的意见，接着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一月三日，讨论第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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